中国传统音乐前沿问题研究专题

学术主持人语：

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19、20世纪的中国可谓多灾多难，传统文化也叠遭打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日益凸显。作为素有“礼乐之邦”美誉的中国，研究与复兴传统音乐无疑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主题；而梳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遇之变局”， 认识其真正意义，则是这一复兴的前提。

何谓“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一般理解为中国近代遭遇列强入侵亡国之虞；其实不然，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魏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华已是历史陈迹，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也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说明“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并非简单的亡族亡国之痛，更不是一家一姓的兴亡，而是亡文化之痛——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同样优秀甚至表现得更加先进的文明，第一次在文化上失去了自信。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从最初的坚船利炮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终于迎来了共和国时代。但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屈辱命运，依然饱受西方列强、甚至昔日的学生——近邻小国日本欺辱的现实，终于演变为文化不如人、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后，传统文化几经否定，甚至成为守旧落后的同义词。

随着20世纪末人类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化相对主义逐渐流行，多元文化观已经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征服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标准评判他文化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排他性的文化保守主义，遮蔽对自身缺陷认识。防止遮蔽自欺、拒斥文化征服，可谓两线作战；必须以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作为根基。今天，这一研究除了文献深耕，考古与民俗材料的充分运用尤其重要。如前所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各个方面，传统音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儒家经典《论语》论乐章节颇多，第三章“八佾”则是论礼乐的专题篇章。在孔子看來，礼乐的作用比政令、刑法的作用更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德的“德”即“乐”）因为政令、刑法只能防止民众犯法，不能建立道德感；礼乐才能实现这一政令、刑法无法实现的道德目标。在法制时代的今天，这一观点似乎很可笑，但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先秦时代，对贵族群体却是非常严厉的约束；影视中常见日本人犯了错要以自杀谢罪的情景，可以看作这一礼制的遗存；欧美普遍且严厉执行的信誉制度，亦可作如是观。清末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将其所见的欧风美俗与中国上古三代相比，甚至认为“三代有道之圣人，非两洋所能及也”，并非空穴来风。

认识到传统文化、传统音乐的重要，但如何复兴传统音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亦是诗国，世界上最著名、最严格、最权威、级别最高的钢琴比赛之一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从1927年开始每五年举办一次，有“钢琴奥运”之称，中国人几次创造奇迹——傅聪以正规学琴的时间不过三年而获奖，李云迪获得空缺二届的冠军——都是中华文化伟大诗性的证明。肖邦是钢琴诗人，中国的诗性传统赋予我们理解肖邦音乐的文化优势。如何继承中华文化的诗性传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唱古诗词不失为可行之路。由于记谱法本身的局限，词难尽意，谱不尽声；尤其现代西洋音乐成为中国音乐教育主流的事实，使我们对传承的古谱亦难以理解，众说纷纭，如何探究传统文化的特点并为古诗词谱曲，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且前沿的问题。邓志武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一文，正是对此的开拓性探讨。邓志武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一直研究古诗词的演唱及作曲，因此能够发现即使如赵季平等当代作曲大家，也因为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而在为古诗词谱曲时偶尔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为古诗词谱曲及演唱的原则性问题。

要想解决这此问题，就必须回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根基，从音乐考古发现与民间音乐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唐应龙的《羊甫头出土乐器研究》一文，在具体研究羊甫头墓地出土乐器及奏乐图像的同时，充分运用了音乐图像、民间乐器进行对比研究，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在音乐方面的展开，也是将这一方法发展为“三重证据法”的实证研究。礼失求诸野，正是通过与民间乐器的对比研究，证明了羊甫头出土铜箫的独特发音结构的合理性，也解决了数十年来对广西贵县出土竹管乐器争论未息的吹奏之谜。曾雪飞的《侗戏剧本搜集整理的研究现状与学术价值》以侗族地区仍然保存的侗戏剧本作为研究对象，意义重大。侗戏剧本的独特之处是以汉字记侗音，外人见了剧本不知所云，必须会侗语方解其意。侗戏剧本不但少见汉文文献记录，目前的研究也非常缺乏。正是因为这一研究的重要性，曾雪飞的研究去年已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曾雪飞长期在贵州等地的民间调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已经完成主持完成了关于苗族古歌搜集整理的国家社科课题，有丰富的音乐人类学实践经验，因此能够独具慧眼，发现侗戏剧本对于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已经从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老一辈音乐史家的文献整理开始，经中国音乐考古学科的创始人李纯一先生的《先秦音乐史》等著作，进入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新阶段，此后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迄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从材料方面来看主要是民间音乐研究的缺失。研究侗戏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学术史的展开中也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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