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的舆论场域与高利害考试评价的决策风险

[摘 要] 以高考和中考为代表的高利害选拔性考试，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利益驱动下的社会舆论场域往往是非理性、功利化的，会对相关决策带来一定的干扰和影响，从而使得相关决策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在诸如顺应民意与捍卫真理、减轻负担与提升质量、刚性考试与柔性评价等问题上，都面临着价值判断与抉择。唯有与时俱进、蹄疾步稳地推进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教育变革和社会公平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 利益；舆论；考试评价；决策

[中图分类号] G4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0-0016-13

在教育改革中，考试评价改革无疑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一个改革项目，对于教育决策者来说千钧重担集于一身。一个考试评价的“点”足以折射教育乃至更为宏观的社会变革的“面”。这个“点”举重若轻，处理好了，可以撬动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之，若处理不当，则会给教育乃至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危害，其潜在风险不容低估，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厚重文化和独特国情的国度，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教育元素常常潜移默化地支配、支撑着教育考试评价，从而让教育考试评价承载着其他国家教育考试评价所无法想象、无法遭遇的一个又一个难题，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考试评价从来都没有溢出过教育的范畴，纯粹是教育圈子内正常、规范、专业的小众行为。不像中国，每逢高利害考试，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都是举国重视、万众瞩目、舆论聚焦、社会抬举而人为形成“抡才大典”，成为牵涉方方面面、牵涉千家万户的“重大事件”。这样一来，中国的高考和中考等高利害考试，就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制约和影响因素过多，目标和任务设置宽泛，所以无形之中，很难让这样的考试评价在心平气和、正常理性的氛围中稳健前行。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社会转型期独特的、浮躁的、功利的和非理性的舆论场域，竟然成了考试评价政策走向的重要操手。这种舆论场域，无孔不入，无时不在，不可避免地给本来就容易左右摇摆的考试评价政策带来雪上加霜的负面效应，让考试评价决策更加小心翼翼，更加如履薄冰，更加丧失自信。一个丧失了自信的考试评价决策环境，究竟会对考试评价改革带来怎样的后果，难以估料。基于此，重视利益驱动的非理性舆论场域对考试评价决策的误导与干扰，势在必行。

一、 如何平衡顺应民意与捍卫真理的天平

一段时间以来，以人为本，尊重民意，似乎成了很多行政决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专制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上生长出来的民意，是绝对的民意还是相对的民意，是真实的民意还是虚假的民意，这需要认真考量。之于教育，之于高利害考试评价，民意往往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许是别的领域知之不多，或许是很多话题相对陌生，所以不少人愿意把过剩的注意力倾注到教育、倾注到高利害考试评价之上，刷刷自身的存在感。于是，教育、高利害考试评价往往成为人们交相议论、众说纷纭、建言献策乃至口诛笔伐的目标。

作为改革开放先声的恢复高考，无疑是永载史册的一项伟大决策，它昭示着一个奋进创新时代的到来。弹指一挥间，距离1977年恢复高考这个起点已近40年。这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其中，高考功不可没，它在促进社会公平、推进教育发展和为国家选拔人才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而积极的作用，有目共睹。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高考相伴的现代中国，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与改革开放如影随形、紧密相伴的高考，自恢复以来，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变革，早已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多少决策者殚精竭虑、耗费心血设计出来的一轮又一轮改革方案，接踵出台，维持一段时间后，又改革创新，起起伏伏，爬坡过坎，总体来看良性循环，向好发展。每一个时段的改革决策，无不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每一项推陈出新的改革新政，无不是那个特定岁月的折射。以高考为典型代表的考试评价改革，宛若新时代中国教育及社会变革的“风向标”。

考试评价，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多大的奥秘与玄机，好像也没有多深的学问与道行，以至于凡是上过学、凡是认得字的人，都可以基于自身求学历程中最直接的感受、最粗浅的体会，对它评头论足，它几乎成了一个低门槛甚至无门槛人人皆可言说的谈资了。时不时地陷入民意的漩涡，时不时地遭到舆论的追问，几乎成了考试评价所面临的常态。这种发展环境，利弊兼具，得失均有。好处是，让考试评价放下身段，走出“养在深闺人不知”的“象牙塔”，一览无遗，接受众议和监督，让决策更加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坏处是，容易被不成熟、非理性的所谓“民意”所绑架，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甚至舍弃对自身所具有的科学规律的遵循，放弃对世界上一些早已被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考试评价先进经验的借鉴，对传统让步，向落后低头，最终陷入因循守旧的窠臼而不能自拔。

任何考试评价，都不完全是“下里巴人”，一定有“阳春白雪”的成分蕴含其中，科学性、规律性、先进性和方向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基本特质，舍弃了对这些“形而上”的追求，而一味地满足于对“形而下”的迷恋，必将带来对这样的所谓“改革”不断重复进行改革、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的恶性循环的后果。翻开近40年来以高考改革为典型标志的考试评价改革的史册，不难发现，改来改去又转回去了的例证。

比如分省命题。恢复高考伊始，全国统一命题，在考试评价领域“统”的痕迹较重。后来，在一套试题前提之下，各省区录取分数线差距过大，引起非议，人们对某个别地区在同一个标准尺度裁量之下过低的录取分数诟病不已，这类地区被逼无奈率先实行自主命题，题目不一样了，这个分数线就没有可比性了，对这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地区升学相对容易的指责也逐渐冷却下来。随着“四川南部县高考试题及答案失窃案”的发生[1] 204，分省命题的步伐大大加快，短时间内，分省命题已成潮流。作为一种风险分担的尝试，分省命题有其无可争议的优长，但是，成本过高、质量过低、风险依存等缺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无遗。曾经一度支持分省命题的民意骤然转向，恢复统一命题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人意料地写上了一笔：“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至此，尘埃落定，高考命题“统”与“分”之争，历经并不成功的“分”的尝试以后，又回到了起点，“统”重新占了上风和主流。

推荐访问:利害 舆论 决策 利益 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