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人的精神演进

报纸副刊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的传播工具体，主要功能就是居于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使传受两者通过它交流信息，发生关系，它不仅是新文学流变的历史标本，也是作家成长的摇篮，以及作家与读者交流的联络站。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及西北局的机关报,其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文艺阵地，也是延安新潮文艺探索和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文化空间，当时在延安的大多数作家都与之有联系。概括起来，副刊的创作群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从江西中央苏区和南方各红色根据地随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苏区作家和文艺人才（陆定一等）和来自于苏联的作家（如萧三）等；来自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成名作家，如丁玲、周扬、何其芳、艾青、周立波、舒群、萧军、罗烽、茅盾等；来自于延安本土的民间艺人（李卜、韩起祥等）、工农知识分子（李立、高朗亭等）及“部艺”、“鲁艺”等培养的文学新人，如孔厥、黄钢、葛洛、邢立斌、叶克、平若、鸿迅（朱寨）等。以上作家主要代表了三种文学传统：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核心的延安主流政治文化传统、以近代启蒙思想为支撑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以陕北地域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学传统。这里所说的“民间”，主要是指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指向相结合的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延安文艺整风之前，这三种文化传统一直呈鼎立之势，处于动态的矛盾冲突之中，但主要以“鲁艺”、“文抗”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为主导，以“文协”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处于边缘；文艺整风之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在实用功利性的战争文化形态下被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以实用政治文化观念为轴心急速地扭合、调适、整合生成了新型的文学形态——工农兵文学，延安文人的角色也发生了从启蒙者到救赎者、从“化大众”向“大众化”的重大转折。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主要以1942年整风运动为界限分为了前期（1941.5.16.——1942.3.31.）与后期（1942.4.1.－1947.3.27.），前期是“拟大报”式的精英化时期，由具有现代批判意识的丁玲担任主编，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和知识分子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后期先后由舒群、艾思奇、刘祖春担任主编或副刊部主任，逐渐从不完全的党报副刊变为了完全的党报副刊，成为了“党的喉舌”和“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从延安《解放日报》上，我们可以找到1941－1946年近6年的解放区的文艺历史，它不仅是解放区文艺的档案馆、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也是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虽然先后创办了十多种报刊，但存在时间都很短，到1942年底，《解放日报》副刊几乎成为了作家发表作品的唯一阵地，再加上其作为党报副刊的权威性，对延安文坛的影响可想而知，从而也使解放区文学的种种矛盾呈现在了它的文学生产和传播之中。综合其改版前后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情况，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延安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延安文人及崛起的民间新生力量之间的内在龃龉与冲突，也可以对延安文人的心灵变奏、精神演进过程做一个符合历史全貌的真实考察。

一、 “小资话语”的流行及叙事模式的演变

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几乎是评说延安文艺和整个文艺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使用密度最大的一种表述，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文学等，我们将其统称为“小资话语”。

把小资产阶级与作家、文学和文艺倾向联系在一起，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无论是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批评家，整风之前主管延安文化宣传和文化人工作的中宣传部长张闻天，对小资作家的认识都不是一概的否定，而是较为理性地分析其多重特点，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趋势中认识文学家的意义和局限。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可以说是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文化标本，折射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艰难步伐。如果将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改版之前文学生产和传播情况作一个粗略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从1941年5月16日到1942年3月31日，副刊共发表各类作品约274篇，总数量约100万字。从题材来讲，描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多于描写工农兵的题材（关于知识分子的27篇，约占总数量的9.9％，关于农民的17篇，约占6.2％，关于士兵的19篇，约占6.9％）；从内容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既有表现知识分子在延安“革命圣地”生活的快乐心情的《愉快的心情》，也有揭示其对延安生活中存在着的阴暗面的不满情绪的《野百合花》；既有讴歌八路军英勇作战的英雄气概的《最后的一颗手榴弹》，也有表现工农干部身上存在着的封建意识的《夫妇》、抨击革命队伍中的官僚作风的《躺在睡椅里的人》、批判农民狭隘自私、富而忘本的《一个老人》；既有赞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坚守的《陈念慈》、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断片》；也有批评其各种病症的《情绪》、《温情》、《科长病了》……；就叙事模式而言，暴露的题材多于歌颂的题材：知识分子虽然仍处于启蒙者的地位，却存在着种种病症，农民、士兵或者工农干部不仅不是“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待启蒙、待改造的地位。庄启东的小说《夫妇》和平若的小说《温情》中内现出的“挑女婿”的叙事模式揭示出了时代的无情选择和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具有顽固的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者旧习的工农干部最终接受了现代的“平等”思想，与自己的妻子培养出了甜蜜的“爱情”，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而在“不需要温”，只需要那“能炙烧生命之火的，高的，强的热力” 的无情的战争情境下，宛如一朵“温室的花”的知识分子却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被自己的爱人所抛弃，转而投入到了具有更强的“力”的钢铁战士的怀抱之中。1942年1月27日，林昭在副刊上发表的《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一文，针对欧阳山的截然相反的论调，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文学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指出他们非但不是“先天的孱儿”，反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此时，延安文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地位、处境、作用和缺陷的探索和思考是其情感的真实写照，体现出了革命文艺家在大时代中审视个人与革命之间的差距、寻找自身出路的可贵努力，虽表明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启蒙者身份已经开始动摇，却并不是一味的贬义。

1942年，毛泽东发动了以破除对知识和大知识分子的崇拜、统一组织、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提出了“是否与工农相结合”的崭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一时间，“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的观念迅速地在延安蔓延。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以批判王实味为突破口，延安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触及所有人灵魂的整风审干运动，由于毛泽东率先将王实味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所以副刊之上“小资话语”的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延安文人”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同义词，由中性变成了贬义，大致包括个人主义、浪漫感伤、温情主义、散漫动摇、极端民主等内容，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构成了明显的对立局势，存在着“不干净者——最干净者”、“忏悔者——教导者”、“学生——老师”等多重褒贬扬抑关系：刘白羽指出“同工农分子由接触到结合的过程，是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由减少到改造的过程”；何其芳谴责自己是个“旧我未死，心无杂念，不但今天在革命的队伍中步调不一致，甚至将来能否不掉队都很可担心”的人；，舒群认为“面向工农兵”是新文艺发展的必然道路，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思想、生活、语言；魏东明呼吁“以精致脆弱自傲”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离开“暖室”到实际中去……；丁玲表示要在整顿三风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周立波后悔自己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决心“到群众中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思基的小说《我的师傅》反映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过程中的思想感情的微妙变化：决心自我改造的知识分子 “我”被分配到一个深山里的木工厂跟工人师傅学拉锯，因听说师傅“脾气不好”而时时加以戒备，厌恶师傅“不擦一下烟嘴子”就将自己刚刚吸过的旱烟袋递给自己的不文明举止，但师傅却热情诚恳。经过一次小小的纠葛，双方的误解逐渐消除，知识分子受到工人阶级美好品德的影响，开始谴责自己骨子里的“美谛克的坏血液”，决心“干干净净地洗一个澡”，像师傅一样生活。这里的“洗澡”同时具备了清洁肉体和清洁精神的双重含义，目的是进行自我的灵魂拯救，使其彻底地脱离“小资产阶级的黑暗王国”。《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整风运动中的大量的个人总结与批评的文字是对其文章的有力佐证。

二、革命队伍中的“多余人”：

延安文人的角色错置

文学活动是由作家创作活动和读者接受活动连结在一起的完整过程，任何阅读活动都在一定的期待视野背景（由接受者原有的文学知识、审美理想、艺术趣味以及以往阅读经验所形成的文体惯例共同构成）中进行，一部作品的价值浮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接受之中，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价值审判。近代以来，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一种尴尬的文化角色：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实使他们“学而无以致用”，变成了历史的“中间物”，肩负着民族的苦闷和生的苦闷徘徊于无地；其次，移植于西方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缺乏最基本的生存土壤和赖以长存的社会基础，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关心的问题严重脱节，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实际受众只可能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思想也趋于保守的小市民、农民；第三，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既然在语言与形式上不能够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新思想也就很难真正地走入民间，实现启蒙动员的预期目的。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延安时期，这些矛盾冲突非但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反倒由于生死存亡的战争形势、知识分子由“文”而“武”、由都市而乡村的角色错置、工农兵力量的迅速崛起、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干预等时代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异常剧烈。

（一）土包子/洋包子：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内在矛盾

延安文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抗战之后从内地的中心城市移植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与民间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延安文坛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处于西北内陆，受新文化的冲击较小，信天游、秧歌、说书等民间文艺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是他们理解和接受知识的主要来源。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工农兵成为了抗战的主导力量，“到大众里去”、“应群众化”也成为了一种口头语，与国统区不同的创作环境、特殊的政治需要和接受群体使外来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写作环境和接受对象的角色转换问题，即从都市转向乡村，从接受了20世纪以来的新式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文化层次不高、或者目不识丁的更广大的民众（工农兵）身上。但是在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却存在着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工农干部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轻视、厌恶、猜疑、看不起”文化人的落后心理，认为他们“不能吃苦，而且怕死，只有工农干部才是可靠的”，而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又“实在流传着无数关于老干部（久经党的锻炼的工农）的传说和故事，说明他们的感情、趣味、思想和行动都和我们有些不同”。类似的文字在副刊上比比皆是：刘白羽说“我不能同他们接近，我不知道应该同他们说什么，站在他们面前，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是另外一种人，他们的陌生人” ；默涵的杂文《美谛克与洋包子》以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中情感细腻、多愁善感、受不了战斗的艰苦与危险而临阵脱逃的知识分子美谛克为例，对延安现实生活中那些“总觉得别人太庸俗、太浅薄”的“洋包子”们提出了批评；马加的小说《间隔》则通过对一个长工出身、没有文化的部队支队长向女大学生杨芬求爱而失败的经历的描绘，将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地引向了婚姻爱情领域。

（二）参观生活/参加生活：关于“下乡入伍”的困惑与失落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大多数的延安文人都处于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状态：“在窑洞里住着，脱离群众，不知道群众的吃喝生活，感情也不行”； “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对工人农民则缺少亲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方的文艺工作者由此对作家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延安知识分子并不缺乏为革命献身的勇气，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们排除种种艰难险阻来到延安，渴望到前线与战士们共同杀敌，“用自己手中的纸和笔记录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按照自己预先设计的蓝图成就自己理想的：有的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文化性格的局限，如《情绪》中的牟藻、《结婚后》中的杜廉，有的源自于知识分子的角色错置，如《科长病了》中的油印科长、《断片》中的吴虹，有的是在于艺术的独立性与政治的功利性之间的潜在矛盾，如以“鲁艺”为代表的下乡入伍运动。与现实生活相隔离、与工农兵相隔膜的生活状态使文人们的创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停滞”：他们极力想写出反映边区人民生活和民族抗战的切实作品，结果却是要么写不出，要么不真实，苦恼之余，只好或者封笔不写，或者重新转向自己所熟悉的“身边琐事”题材，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寻求文化认同。

（三）歌颂/暴露：思想启蒙与政治理性之间的龃龉与冲突

从根本上讲，源自于五四的重视“思想启蒙”、富于批判精神，强调个人主体意识的延安文人的文化理念与重在“救亡”、“建国”的政治化、功利化的延安政治理性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左翼作家进入解放区之前，大都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他们怀着对光明未来的向往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亲身感受到了延安 “自由、宽大、快活” 的空气，于是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写下了一连串献给延安的颂辞。随着时间的流逝，革命的浪漫想象逐渐被淹没在琐碎的日常事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他们发现在新社会的成长过程中，由于旧的思想意识的侵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创作也由歌颂转变为对新生活的理性审视，从而逐渐暴露出自己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不适。从1941年10月到副刊改版之前，因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所引发，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杂文还废不得说》、《还是杂文的时代》、《野百合花》等重在揭露延安生活中所谓“阴暗面”、枪口对内的系列杂文所掀起的“杂文风暴”宛如一面反光镜，不仅真实地折射出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延安主流话语之间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而且显示了前者逐渐由强势走向边缘的历史过程。在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延安主流意识形态当然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包括文学宣传），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而这一切是与延安文人们的职业气质格格不入的。在战争高于一切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在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和社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必定会走向边缘，接受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成为当时的“救亡主力”工农兵的服务对象。

总的来看，在40年代的延安，文人们是处于文化漩涡的核心的，处境异常尴尬：他们以“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为武器，游离于“官方”的规范与“民间”的自在之外，具有着鲜明的现代性和一定的精神乌托邦的色彩，而角色的错置和种种的文化冲突也使他们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多余人”。

三、“必须改造自己”：延安文人的精神救赎

与文学体制化的生成

延安的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决定了任何人一旦加入这个集体，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出去，完成从自由人到“公家人”或“革命人”的身份转变。在“当前政治形势所要求于戏剧运动（一般的文艺运动也一样）的，是如何启发、团结广大民众士兵，在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这一主题下动员起来”的特定历史时期，既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观点和宗派主义情绪，文人们的创作既不能在内容上满足革命动员和文化宣传的需要，也不能在形式上满足老百姓的审美需求，不能起到“文化沟通”和“思想启蒙”的作用，那么等待文人们的势必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运动，在灵与肉的“蒸”与“煮”中最终达到“脱胎换骨”的政治预期效果。延安文人思维方式的发散性、思想中所具有的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与延安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严肃性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个过程注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则是这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阵地。

从副刊改版到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的问题虽然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却并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延安文艺究竟应该向何处发展？大多数人依然迷惘。丁玲对自己的错误仍毫无觉察，何其芳仍在继续抒发其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绪，章炼锋不满足于“现在的把诗的主题限制在狭小的圈子内”，萧军感叹“‘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薄稀”，王实味的问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思想的不统一不利于文化阵地的对敌作战，文人相轻所导致的文艺界的不团结也令一些知识分子感到难于安身，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显得日益紧迫，于是毛泽东决定“开个会讲讲话”，以建立一支与“拿枪的军队”配合作战的“文化的军队”，“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现代传媒联结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的意义，除了“对话”之外还在于对作家创作的“诱导”及其所呈现的现代文学的总体倾向。1942年5月14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会上，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做了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之后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刊载（第一、四版整版和第三版的三分之一），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的新篇章。概括起来，《讲话》主要确立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一个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这两个方向的确立，关键都在知识分子的身上：前者要求知识分子自觉与工农兵结合，突出了其思想改造的关键；后者要求文艺工作者放弃自由文人的身份，以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尽管《讲话》并没有在会后立刻发表，但与会作家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其潜在的含义，《解放日报》由于被毛泽东批评为“不是完全的党报”，所以在整风中跃上了潮头冲锋陷阵：从5月14日起，陆续刊发了萧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严文井的《论好作品》等呼应文章，并特辟“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陆续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论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经典性文件以供“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参考与讨论”，同时附有“编者按语”。由于此时文艺规范尚未形成，所以艾青等人的文章虽然一定程度地迎合了主流政治的观点，但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又与《讲话》的基调有所不同，体现出了一定的“争鸣”态势，如：“文艺并不是政治的附属物”、“不要用狭隘的眼光去看文艺……以为作家都是新闻记，非传达某个号召或某个事件的始末不可”等；列宁等人的文章则强化了有关作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以及“人民大众”的内涵，对其中涉及的作品倾向性和艺术性等问题采取了有意忽略的态度。1942年10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康生“《给笔谈会编辑的一封信——<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应该“跟工农干部学习，拜他们为先生”，同时，“帮助工农干部修改文章，作他们修理文章的理发员”，之后应者济济；1943年3月11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宣传部长凯丰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组织部长陈云做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分别刊载在3月28日和2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之上，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家响应这次会议进行自我反省的文字，作家们开始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离开自己所熟悉的艺术表现领域，改写通讯、报道等新闻题材的作品，或者从中攫取一些材料进行文学创作。1943年3月19日起《解放日报》辟《大众习作》专栏，采用原作和改作互相对照的方式陆续刊发了一些出自工农兵之手的文章及其写作经验谈，4月23日以副刊编者的名义发表了文化宣言《请和我们携手》，检讨之前脱离群众的编辑思想，希望文化较低的工农同志大胆参加写作竞赛，“只要有内容，文字差一些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在文字上我们还可以尽一点修理的责任”；10月16日，为了配合延安作家的思想整风又组织了名为“创作和思想的道路”的征文活动。延安各界对毛泽东文艺讲话的宣传和学习在1943年10月19日《讲话》正式发表后达到了高潮：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了《关于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党印发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标志着《讲话》精神的彻底制度化。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来，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讲话》以党中央文件的方式回答了这二者的关系。通过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和两个文件，《讲话》的权威得以在它面世的最短时间内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延安文学的生产逐渐体制化，开始了从抗战文艺向共和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现代传媒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更亲身参与构建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注释：

(1) 黎辛：《丁玲与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第58-59页。

（2）黄蓉：《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4页。

（3）王敬等：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4页。

（4）（5）（9）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第38－61页。

（6）庄启东：《夫妇》，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7月2－4日第2版。

（7）平若：《温情》，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9日－30日，第4版。

（8）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2年1月27日。

（10）刘白羽：《与现实斗争生活相结合》，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5月31日， 第4版。

（11）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延安《解放日报》， 1943年3月31日， 第4版。

（12）舒群：《必须改造自己》，延安《解放日报》， 1943年3月31日 第4版。

（13）（19）魏东明：《从学院到实际》，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6月2日， 第4版。

（14）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6月16日，第4版。

（15）周立波：《后悔与前瞻》，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第4版。

（16）思基：《我的师傅》，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第4版。

（17）童庆炳、刘勇主编：《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版，第375－378页。

（18）崔田夫：《工农干部要向知识分子学习》，延安《解放日报》， 1943年3月13日，第4版。

（20）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第4版。

（21）默涵：《美谛克与“洋包子”》，延安《解放日报》， 1941年12月1日 第4版。

（22）马加：《间隔》，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 1941年12月15日-17日，第4版。

（23）根据笔者于2007年7月17日在北京红庙北里对原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黎辛先生的访谈。

（2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25）周立波：《信》，原载《战地日记》，汉口：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38年6月。

（26） 贺敬之：《情绪》，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1年11月25日，27日，第4版。

（27）葛陵：《结婚后》，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2年3月3日－4日，第4版。

（28）叶克：《科长病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1年12月23日－24日，第4版。

(29) 黄既：《断片》，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3日，第2版。

（30）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48－152页。

（31）丁玲：《我们需要杂文》，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 1941年10月23日，第4版。

（32）丁玲：《三八节有感》，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 1942年3月9日，第4版。

（33）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2年3月9日，第4版。

（34）萧军：《杂文还废不得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百期特刊一》， 1942年3月11日，第4版。

（35）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百期特刊二》，1942年3月12日，第4版。

（36）王实味：《野百合花》，.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1942年3月13日，23日第4版。

（37）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94页。

（38）塞克：《论战时艺术工作和创作态度》，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23日，第4版。

（39）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62页。

（40）何其芳：《诗三首》，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第4版。

（41）章炼锋：《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添加》，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第4版。

（42）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 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第4版。

（4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1、2、4版。

（44）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第4版。

（45）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第4版。

（46）中央总学委通知：《关于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第1版。

（47）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第1版。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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