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文艺评论关键词

自从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以来，文艺界的思想并没有很快达到统一，依然存在着或陆续产生出种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1981年，除了对电影《苦恋》的批评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影响外，还发生了好几件事情，最令中央感到不安的，莫过于全国十七家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鼓浪屿召开的会议及其发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呼声，以及《雨花》主编顾尔镡在安徽《戏剧界》上发表一篇短文《也谈突破》。这件事情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屡屡被一些讲话所提及。于是，在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克服软弱涣散之后，加强文艺评论和组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了1982年伊始中央领导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任务。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全面的历史的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作出了基本评价。这个决议自然也在文艺界激起了一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上。到了1982年，恰逢《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按照惯例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如何纪念《讲话》？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于2月23日召集各中央文艺单位和文艺报刊的负责人开会，下达了关于纪念《讲话》四十周年的通知。通知的主要精神（大意）有三条：第一，《讲话》有重大意义，要组织学习，通过学习统一认识。第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历史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提出了既要坚持、也要总结新经验。第三，“文革”前纪念《讲话》，只是发表文章，没有开过纪念会，今年也不举行纪念会，主要是对其进行研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艺报》、《光明日报》可组织文章，在五二三前后发表；文学研究所、文联举办学术讨论会。（据传达，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在部务会议上说：不搞纪念会，有个人迷信色彩，也不搞会演、调演和展览。）

传达完通知后，贺敬之讲话。他说：这次纪念《讲话》组织文章时，其指导思想和方针，主要是根据胡乔木同志1981年8月8日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要局限于《讲话》本身，要全面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

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说：

六中全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任务，经过很多同志很长时间的集体努力，已经由六中全会完成了。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这项工作我们现在还做得很少很少。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关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

同时，胡乔木以科学的态度指出和分析了毛泽东《讲话》中和文艺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及其后果：

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注：对于一部作品，应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从总体上来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而且这些观点在文艺作品中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相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除了分析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以外，还必须分析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它对生活的认识价值，这样才能全面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势必硬把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即使是政治倾向十分强烈的文艺作品，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倾向，除非它不具备一般文艺作品的特征。因此，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毫无疑问，革命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对革命作家是绝对重要和绝对必要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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