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针对延安文艺界一些同志闭门提高，忽视普及的现象，用“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两个成语来说明普及与提高二者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从文艺与人民、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着眼，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在大众化方面的经验教训，科学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的一个重大贡献。

“送炭”与“添花”是革命文艺工作中两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少数同志对二者的关系在理解与认识上尚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主要表现在：或对立起来，截然分开；或视两者的地位为固定不变、不可转化。从而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容易顾此失彼，或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二者的位置。在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际，研究探讨一下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摆正二者的位置，我们想不会是没有补益的。

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看来，普及与提高是文艺工作中的一对矛盾，二者之间既有差异性，又具有同一性，是对立的统一。

它们的同一性首先表现在二者相互依存，一方以另一方作为存在的条件。没有普及就无所谓提高，没有提高也无所谓普及。普及和提高互相依存。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论，也是如此。“信天游”在陕北“三边”可以说是很普及的民歌，李季在“三边”深入生活时，收集了近三千首“信天游”，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三千首信天游作为基础，就诞生不了《王贵与李香香》。当然，《王贵与李香香》并不是“走西口”“绣荷包”的复唱，而是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秀长篇叙事诗，是提高的作品，它在信天游的基础上诞生，并推动了新诗的发展，使新诗在更大范围内普及。

况且，许多作品本身，既可以说是提高的作品，又可以说它是相当普及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本身就体现了提高与普及内在的辩证统一。譬如，作为新文学旗手鲁迅的一些小说，堪称中国和世界文艺宝库中的珍品，就其思想与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无庸置疑地是“提高了的文艺”；可以称之为“阳春白雪”，显然是不会被视为“下里巴人”。但从它一直在中国和世界人民中广为流传看，又有谁会否认它是普及面极大的作品呢？因此，将一些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简单贴上“提高”或“普及”的标签，机械地认为它只能属于普及的作品或只能属于提高的作品是不科学的。中外文学发展史上不少享有盛名的具有不朽魅力的名著，并不都是如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总是不为群众所承认；相反，它们恰恰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爱不释手。十八世纪末，中国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两句话：“开谈不讲《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足见象《红楼梦》这样的艺术珍品普及面也是甚广的。由此观之，把普及与提高截然分开，视为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东西是极其片面的。

它们的同一性还表现在二者都是人民的事业，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自己的前提。而且又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毛泽东同志对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概括。文艺工作中的提高是以普及作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个基础，提高便失去了依据。假如没有四十年代初陕北根据地新秧歌和秧歌剧运动的大普及，没有《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等秧歌剧的涌现，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融合在一起的新型歌剧——《白毛女》。周扬同志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指出：秧歌的群众性和艺术性是必然统一的……这就是，必须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有了这三方面的结合，新文艺运动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广大发展的前途。”没有人民群众文化普及的基础，提高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对于作家来说，如果“闭门提高”，那样他就可能钻进象牙之塔，使作品变成艰涩难懂的天书。近年来某些青年作者写了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怪诗，便是这种“闭门提高”的“杰作”。普及不仅给提高以基础，还给提高创造着对象。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注1)。随着文艺的大普及，广大读者、观众的鉴赏能力就逐步提高，这便给提高工作造成了对象。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普及促进提高，反过来，提高也促进普及，它给普及以正确的指导。离开了提高，普及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小放牛的水平上，群众自然不会满意。弄得不好甚至还可能给背离正确方向的东西以可乘之机。目前某些地方流行的一些黄色书刊和庸俗的戏曲，尽管它们迎合了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有一定的市场，但背离了正确的方向，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普及，而只能算是旧的剥削阶级思想泛滥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迅速做好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工作。

文艺实践证明，普及与提高是相互促进的。譬如，《讲话》以后，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就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工农兵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十分活跃，业余创作如雨后春笋。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并且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工厂、农村、部队的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给文艺带来了新的气息，表现了新的气派。如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很受群众的欢迎，一时文坛上群星璀璨，显现出普及与提高发展的新局面。

二

我们在研究普及和提高这对矛盾的情况时，还要注意研究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二者在整个文艺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一样。但是，我们认为：文艺的普及问题从总的方面看，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艺服务的对象以及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艺与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文艺的服务对象是迥然不同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今天，文艺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途径。如何服务呢？是不是只要把文艺作品奉献到他们手中，或者把戏演到工厂、农村就为他们服务好了呢？这里存在着一个能否为群众所接受的问题，由此也就产生了“努力于提高”“还是努力于普及”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人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一方面给文学艺术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剥夺了广大劳动群众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注2)几千年来，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反而变成了几乎与艺术无缘的局外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极不合理的现象，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历史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但是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在服务对象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正是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我们重视文艺的提高，但同时必须重视文艺的普及，重视“锦上添花”，重视“雪中送炭”，把文艺的普及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不是说广大工农大众不喜欢“花”，而偏爱“炭”呢？当然不是这样。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同蔡特金的一次著名谈话中也指出：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人、农民，理应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享受真正的艺术，但“难道当工农大众还缺乏黑面包的时候，我们要把精制的甜饼干送给少数人吗？不消说，我不仅是在字面上而且也是在譬喻上了解这一点的：我们应该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注3)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在处理“黑面包”和“甜饼干”的关系时显然是很重视文艺的普及的。由此观之，毛泽东同志和列宁同志都是从实际出发来处理普及与提高关系的。

今天，我国工农早已成了国家的主人，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党中央又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文艺服务的对象更广泛了。那么能不能说文艺的普及任务已经完成了，只需要提高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认为。同样不能忽视文艺的普及。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我们今天的实际出发，即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正如胡耀邦同志说的：“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百分之九十粗手粗脚的普通工人、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我们理论战线、宣传战线、文艺战线的同志，千万不要忘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两条理由：第一他们占我们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他们过去是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是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注4)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以及其他历史与现状、客观与主观方面的原因，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因此，“我们的体力劳动大军，还缺乏文化，缺乏文明。”(注5)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特别是农村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盲、半文盲；全国相当一部分县没有图书馆、文化馆；还有许多的文化馆，文化站尚须大力加强；不少县、公社，特别是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没有影剧院；不少大队、生产队没有文化室或俱乐部。

解放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群众中竟然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半文盲，他们对于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的欣赏还很有限。我们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闭着眼睛说普及任务已经完成了，只需要提高了。

当然，文化工作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一般讲，城市的水平高于农村，农村的发展也不一致。我们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时不应一刀切，应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对象而有所侧重。比如干部，知识分子，他们的欣赏水平较高，就不一定硬要他们吃“黑面包”，可以为他们多做些“甜饼干”，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再说，工人农民的欣赏水平也不是一样高低，因此在普及的同时，也应该做些精制的“甜饼干”，也需要“锦上添花”，但从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的全局来说，仍然应该对文艺的普及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二，这是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文艺的发展如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都要经过从粗到细，从野到文，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没有鲁迅先生称之为“杭育杭育派”的艺术家的创造，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艺术。

伟大的文艺创造，还往往起于民间，如反映我国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伟大历史画卷的古代长篇小说《水浒》，就是以当时老百姓中广为传播的说唱话本和各种梁山戏为基础加工提炼而成的。《西游记》也是根据宋元间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及民间关于神猴的传说、戏曲中有关唐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经过人民、说书人、艺人的不断锤炼，最后由小说家吴承恩集中、概括而问世的。高尔基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的，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经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注6)不仅民间文学从题材、形象、典型方面哺育了作家文学，而且在艺术技巧、语言方面，历代的作家都是深受民间文学哺育的。可以说，历代民间文学是哺育作家的保姆。由此可见，“下里巴人”在文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

三

我们这样说，丝毫也无意贬低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优秀作品对整个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文艺的精华，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明珠。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左”的影响，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错觉：似乎提高是资产阶级的，而普及才是无产阶级的，抓普及便是方向对头，抓提高便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既然普及和提高是一对矛盾，它们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都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前提条件的，从而无产阶级不但需要普及也需要提高。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人民群众的欣赏能力和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日益要求欣赏一些比较精细的、高级一点的艺术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文学也是在继承前人丰硕的艺术成果上发展的，它不能总是停留在旧有的水平上，而要向更“细”、更“文”、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因此，那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需要普及，而将提高廉价地奉送给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是可笑的。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论调也是值得商榷的，就是认为在任何条件下，普及都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永远不变的。最近出版的一本《文学概论》教材中这样写道：“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中，普及第一……就是提高的作品，也要普及到群众中去，也要做普及工作。所以，普及是基础，普及第一。”这本教材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二者的关系中“普及第一”，给人的印象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普及永远都是第一。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不承认普及与提高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转化的。

列宁说：“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注7)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时也指出：“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注8)事实上，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这对矛盾也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情况下，提高也能够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譬如，一九六二年我们对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进行了调整，当时，周恩来同志就指出：“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注9)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的情况时，又说：“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提高质量。”(注10)由当时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制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中还明确提出了“努力提高创作质量”的一系列措施。可见，提高在那个阶段是当务之急。可以断言，今后文艺发展到某个阶段，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见，把普及与提高的任何一方绝对化，看成僵死的、凝固的东西，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表现。

那么，普及与提高这对矛盾如何转化呢？辩证法告诉我们：普及和提高各以对立面的发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普及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提高也会日新月异。旧的水平上的普及与提高的矛盾解决了，在新的水平上的普及与提高的矛盾又展开了，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整个文艺工作就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矛盾不断转化。这就是说要在不断普及的基础上，不断地去提高。也即是要求作家不仅去重视群众中产生的那些初级文艺，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普及作品，而且要求作家不断地在群众文艺中吸取养料，不断地锤炼艺术才能，不断地创作出优秀作品来。

因此，这又要求文艺工作者本身必须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和新时期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人民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艺术需要人民，人民需要艺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的优秀作品，使文艺园地姹紫嫣红，“锦上添花”。

(注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5页。

(注2) 《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60页。

(注3)蔡特金：《回忆列宁》，见《列宁论文学艺术》第二卷，第918页。

(注4)(注5)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注6)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见《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注7)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02页。

(注8)毛泽东：《矛盾论》。

(注9)(注10) 《周恩来与文艺》上册，第15页；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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