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千芳和周小平

计划已满”，就给退回来了——这也不能怪他们，新人写手太多，要挑出一个有潜力的，任务繁重;万一新人的书卖不出去，还要赔钱。我参加了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才有一些出版社跟我约稿。

周小平：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很好，市场化运作已很成熟，一些网络作家挣得特别多。“天蚕土豆”一年挣1000多万元。文化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但文化也要取得市场的认可。因为，如果别人不愿意掏钱买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没有意义——这不是市场决定论，而是，如果你的东西足够好，就一定有人愿意掏钱。当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记者：当年初出茅庐时，你们怎么克服困难？

花千芳：必须去适应环境。我的努力就是在网络上写作，只要我的文章能发出去，能让人看到就行。我不把写作当成生活保障。我今年写了接近100篇，2000～10000字一篇，也没挣什么稿费。基层作家想获得一点支持非常难——我觉得传媒平台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的时候能不给钱就不给钱，给钱的时候能少给就少给。

周小平：我觉得不会有人比当年的我更惨。我上学的时候，父母双双下岗，我上不起学就去当兵。当完兵，我一边打工，一边自考大学文凭。我到北京时，一个人都不认识，父母都在四川老家，亲戚没有一个当官的、有钱的，我怎么办？

我理解的“中国梦”不是让你躺在家里等着发财，而是给那些努力拼搏的人以机会。我在北京打工的前3年，经常别人早上9点上班，我早上6点上班;别人晚上6点下班，我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别的同事不愿意干的活，我全都拿过来干。

希望进入“体制内”吗

记者：希望进入“体制内”吗？或者，希望国家给“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什么扶持？

花千芳：我不排斥这个事，也不热衷，都行。如果希望，就希望能有一个遴选的机制，给草根作家一个通道去展示自己。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领域，都该有这样的机制，这一点《中国好声音》做得挺好。现在有些文学评选，必须要有推荐单位。评作品，以文章论英雄就行，干吗要推荐单位？

周小平：说实话，如果让我去签约出版社，我还不乐意呢。我靠的是个人努力。这个社会需要个人努力和外界环境相辅相成。国家提供大环境，也不是说大环境好了就能发财。现在国家太平、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其他的只能靠个人。我在打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我也不去领失业金。我觉得自己不是弱者。

记者：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人生计划会有改变吗？

花千芳：开完会，我坐着“地铁”——因为没有买到坐票，我在高铁车厢地板上坐了5个小时，回到了老家。回家后，媒体闻讯而来，采访都得“排档期”，不过估计过两天热闹也就消散了。

以后我会以写作为主业，种地为副业。这也是我一生的希望。当然，我的写作方向是爱国主义。现在负面声音较多，对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不反对批评，相反特别希望听到批评。但我认为，一定要在批评的同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案，那样批评才是有价值的，不然就成抱怨了。

周小平：我以前做Flash网页游戏，后来做类似“三国杀”的棋牌游戏。现在开一家文化公司，做出版、展会等文化活动。将来，我不会以写作为主业，我对挣钱的兴趣也蛮大。我写作是出于热爱，说我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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