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授的人文情怀

2011年12月17日，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安徽大学当代文学评论中心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在安徽大学联合举办了黄书泉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学囚徒》作品研讨会，我省著名评论家、作家、学者和各界人士约50人与会。大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作品的研讨中，以求真求是的理性态度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去解读作品，以“知人论世”的批评精神去对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研讨会上，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争鸣时有发生，气氛热烈。会后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高层次、有质量、学术含量丰富的作品研讨会，为我省文学评论树立了一种良好的风气。下面根据发言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创作可以提升评论，评论可以提升创作

黄书泉是安徽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素以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闻名于世，《大学囚徒》是他潜心三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与会者首先对于黄教授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同时创作小说，兼学者作家于一身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鲍恒深有感慨：“我觉得研与作的分割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学者只研不作实际上是缺乏艺术的感受，文学创作者不研也缺乏理论的总结和提升。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就文学鉴赏而言，学士不如文人。’学士不如文人的概念就是没有艺术的实践就很难体会作品内部的魅力。黄教授通过创作这部小说为研和作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钱念孙也以朱光潜“不通一艺莫谈艺”的名言热情赞扬黄教授的小说创作对于其从事的文学研究意义。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凯认为：黄教授作为一个长于理性思维的学者，又兼作形象思维，并有所收获，可喜可佩。安徽大学文学院疏延祥教授则从改善作家和评论家关系的角度对此作出解读，认为：作家和批评家是两个行当，他们既是朋友，往往又互不服气。批评家通过文学创作更能体会作家的甘苦，今后的文学批评会更加有的放矢。正如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达敏概括的：“创作可以提升评论，评论可以提升创作。”

文学创作有着形象思维方式，小说有着美学原则。因此，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能不能真正写出一部读者认同的小说，便成为与会者关注的问题。对此，与会者普遍认为《大学囚徒》具有长篇小说的特质，“好看，有可读性”。《大学囚徒》的责任编辑岑杰说：“一个搞理论评论的学者，能把小说写得如此酣畅好读，在看稿的过程中我确实感到非常吃惊。”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何峰认为：这部小说虽然是学者小说，文人小说，但社会上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依然觉得这部小说有出彩的地方，可以读下去，有吸引人的地方。作家许春樵认为：与近年来其他大学教授写的长篇小说相比，黄书泉的《大学囚徒》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因为黄书泉不仅有深刻的生活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且有非常圆熟的文学叙事能力和语言感受能力。对此，与作者相知甚深的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多治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如是说：“黄书泉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作家气质、诗人气质的学者，故能写出让我读得津津有味的小说。”与会者注意到：《大学囚徒》出版后，在知识文化界和社会上的确产生了一定影响。

大学叙事的精神文化价值

《大学囚徒》是一部以高校生活与高校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出版方则称之为“文场小说”。作者在自己建构的大学叙事中究竟想表达怎样的思想主题？其精神文化价值究竟何在？这是研讨会上人们讨论的重点，也是深入探讨的所在。与会者普遍认为：这部作品以主人公南方大学教授水清浊20世纪初至世纪末的人生经历为纵线，以他和学校、社会、商界、官场、家庭、女性以及社会底层的复杂关系为横线，交织出一幅中国社会转型期斑驳陆离的浮世绘。作品比较深刻地揭示出高校知识分子的困惑、躁动、突围、蜕变的人生轨迹和“魂归何处”的心路历程，尖锐地批判了高校学术体制化、教育商品化、工具化，以及学术腐败对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种种诱惑与摧残，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社会真实的揭露令人震撼，对人生精神世界的开掘发人深省。与会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认真的解读：

一是小说的社会批判锋芒。文学评论家唐先田将小说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对其的现实批判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何峰则认为作者在写实性批判性方面不回避敏感问题，小说敢于正视现实，这是给他的比较强烈的印象。与会者认为小说不仅对当今高校现实弊端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的：“作者用犀利的笔锋，解构了大学这个象牙塔，让这个象牙塔的围墙轰然倒塌。”(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朱育颖)同时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现实的批判，特别是对底层苦难的关注。

二是小说的思想文化价值。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朱寒冬认为小说具有“思想的深度和穿透力”他从四个方面对此作出了解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吴家荣认为，《大学囚徒》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现在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省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胡功胜则认为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裴德海从文学批判立场、历史反思精神和哲学意识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诠释，认为小说具有某种思想的深度和形而上的意味。

三是主人公水清浊形象的意义。这是研讨会上人们谈论得最多、同时存在着争议分歧的话题。大多数人肯定了这个人物在承载社会批判功能和思想精神内涵方面的意义，钱念孙认为：“小说以主人公水清浊从研究生到在大学任教这二三十年的经历，写出了知识分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他的躁动、困惑、不安，他的妥协以及他的追求。这个过程比较真实地展露了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所思所想和情感。它表面上讲的是大学生活，实际上反映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对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文人的心灵世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此外，赵凯从“知识分子的矛盾性”角度，作家裴章传从体制与个体的冲突、男性与女性的纠结角度，朱寒冬从“知识分子人格双重性”、“灵与肉的冲突”的角度，都对水清浊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个人化叙事的人文情怀

《大学囚徒》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明显地打上了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痕迹和思想感情的印记。作者以水清浊的“心灵史”为结构线索，采取叙述、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使小说明显具有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浓厚的主观色彩。对此，许春樵说：“黄书泉是大学教授，所以他的小说流露出的是学者眼光、理性视角、文化判断，这种特质与大众化、娱乐化写作划开了明显的界线。黄书泉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勇气和艺术努力强化了小说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并表现出了犀利的个人化意志。”许多与会者也都从“作品是作家自叙传”的视角，对小说的个人化特征给予了理解和肯定，认为作者是真诚、坦率的，表达了今天已经缺失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朱寒冬认为作者敢于直面身边的人和事，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裴章传针对有人将主人公水清浊和作者本人对号入座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对于这种叙事风格的缺陷，与会者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展开了争鸣。

批评与争鸣：良好的研讨会风气

作为一个多年运用逻辑思维，从事理论写作的教授，运用形象思维来写小说，有一个艰难的蜕变与转化过程。尽管裴德海将此称之为是黄书泉的“一次成功转型”，但作者贵有自知之明，他在研讨会的“作者致辞”中说道：“希望大家能够从文学审美的立场，像过去我不客气地批评某些作品一样批评我这部不成熟的，甚至幼稚的作品。这样，就算是一次‘热身’，我也积累、总结了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假以时日，我相信能将小说写得更好一些。”作者虚怀若谷，与会者也不讲客套，坦诚相待之，对小说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了一些直率而中肯的批评。集中起来，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认为小说前半部写得比较好，而后半部写得急促，结尾显得唐突，有“理想主义拔高之嫌”。有的认为作者过于注重自我的经验表达，没有和生活拉开距离，处理好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的关系。有的认为小说色彩过于悲观，缺少亮点，“批判社会有余，宽容或者说亮点、温暖的东西少了一些”，而且在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时，有些概念化。（《安徽文学》主编倪和平）有的作家从小说的技术层面对《大学囚徒》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批评，如小说结构比较单一，叙述有些失控，议论过多，人物语言缺少个性等等。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从来都是见仁见智，创作和批评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研讨会上，围绕着对《大学囚徒》的批评，各种观点也展开了交锋、争鸣。如针对小说技术层面的批评，赵凯认为：“我希望看到另一面，我们把握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恰恰要看到它是一个大学教师的作品，恰恰要把它和专业小说家的作品加以区分。”对于小说中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独白（议论），朱寒冬认为：“独白是写书者要对这个世界说的话，也就是我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说什么呢，说他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三种单纯而又强烈的激情——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何峰和疏延祥则分别征引西方文学中的元小说和心理描写来对此加以阐释。此外，围绕着小说中的女性描写，以及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视点，也展开了热烈争论。

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许辉和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张启生在总结中都特别强调：这次研讨会真正体现了安徽文学界长期形成的文学批评的品格：客观、公正，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文过饰非，不“捧杀”也不“骂杀”。而这种良好的批评风气今天却已经稀缺。对此，我省资深评论家苏中在研讨会结束时深有感慨地说：“今天这个会我非常感动，我们安徽评论界有一个风气保留至今，就是有话直说，直言批评。在北京开的不少作品研讨会，一句缺点都不讲，只说好话。像我们这样就非常好，不是为讲缺点而讲缺点，而是深入到文学内部，这才叫文艺批评，这才是文学评论，而不是发政治感慨。希望这个风格发扬下去。这可以使我们的文风有所改变，能推动社会的文风改变。”可以说，这是对这次研讨会最好的总结，也是对安徽文学评论发展寄予的期望。

（宋辰博金婕张旭彭绿原黎醒张蔚天根据研讨会发言录音整理）

责编：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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