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荒诞与旨向虚无

内容摘要: 中日近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其文体的发生,需要从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仅就鲁迅与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题材与现实关系比较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字:鲁迅 芥川龙之介 历史小说 题材与现实关系

中日近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来,其文体的发生,需要从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1]日本文学界一般把“尊重历史”的小说对应于英语的historical novel,称为“史传小说”或“历史小说”;把“摆脱历史的束缚”的小说对应于historic novel,称为“历史的小说”,意思是“历史题材的小说”。芥川龙之介对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确立文学史地位起到很大的作用。“‘历史小说’和‘历史的小说’的概念被鲁迅引进到国内”[2],而鲁迅不仅是把概念引进来,还有创作实绩。

鲁迅在日本留过学,熟知日本文学,对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自然不陌生,“一九二一年译森鸥外的《沈默之塔》,紧接着就译了芥川龙之介的两篇作品《罗生门》和《鼻子》。”[3]这都表明鲁迅的历史小说与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仅就二者的历史小说题材与现实关系比较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芥川龙之介生于1881年,比鲁迅小十岁,死于1927年,正是鲁迅历史小说《奔月》、《眉间尺》(后改为《铸剑》)发表于《莽原》之际,除《不周山》(后改为《补天》)发表于1922年之外,鲁迅的历史小说均发表于1927年以后。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文学史上众多自杀的作家之一,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说他是忘情社会﹑脱离现实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于无比黑暗﹑充满罪恶、虚伪堕落的现实社会无比憎恨与反感,厌世而不放弃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探索。但是现实社会过于黑暗强大,而他个人的力量却太弱小,人生的意义只能在作品中实现,却无法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实践,所以他走上不归之路。而鲁迅则不抽象地看人生,不离开具体的社会现实去追求理想的人性,一生执着于改造“国民性”,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者和革命者。二者的这种差异,作用在历史小说中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倾向与审美趣旨。

汪晖评价鲁迅说:“他的精神结构中充满了悖论;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于是他从一种惶惑走向了另一种惶惑,从一种矛盾走向了另一种矛盾,从一种痛苦走向另一种痛苦……这一切都没有销蚀他追求真理的勇气;相反地,有些却成为鼓舞他‘反抗绝望’的动力。”[4]汪晖看到鲁迅精神世界的绝望,以及对于绝望的激愤的反抗。那么,是什么支撑着鲁迅既绝望而又反抗绝望的精神世界呢?是“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恩格斯语)的精神胜利法吗?恐怕不是,因为“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5]面对残酷的现实,失意的人生,反复无常的时代和“暂时坐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们,恐怕只有荒诞感才是一个战士—— 一直探索、清醒的战士最后的感触。而鲁迅这种荒诞感是坚硬的、愤怒的,集中体现在鲁迅的最后一部小说集,也是鲁迅的惟一一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里。这部展现作家内心强大的力量﹑睿智的思考与充沛自由的想象力,而又避开“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6]的巨著,问世以来一直搅扰着人们的分类神经和驯用之士的阴险用心。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企图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时代,围绕着《故事新编》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磨不掉棱角的《故事新编》就像鲁迅神庙的旗杆,昭示着一个民族的荒诞,而又加剧这场闹剧的荒诞性。

芥川龙之介没有因为写历史小说引起什么大的争论。人们在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超然。鲁迅在《<罗生门>·译者附记》中指出《罗生门》是一篇“历史的”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所谓‘历史的小说’,就是比较重现历史真实来,更重视通过历史题材来表达作者的主观思想。在这里,‘历史的’只是一个修饰辞,‘历史的小说’就是具有历史小说某些特征的小说,它不必象‘历史小说’那样取材于可靠的史实,它可取材于历史上的传说故事,甚至假托历史加以虚构。”[7]这种对过去人物和事件的重新阐释,找出隐藏在事件和人物背后的本质或形而上的“真实”来的叙事,就使“历史的小说”更多的具有了哲理之意,更像现代性的寓言。如芥川龙之介在《竹丛中》对于一个古代悬案的多重视角的阐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人物紧张错乱的心理,使人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由于内心深处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沟通而造成的似乎不可理喻又合乎情理的结果。故事中每个人都是绝望的,一个偶然性事件出现,人们才发现相互的陌生,以及由此产生的仇恨。看到人性的虚弱与虚伪,批判却不露声色,是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的一个特色。正如鲁迅敏锐地意识到芥川龙之介的“历史的小说”,“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8]这也是鲁迅历史小说的创作理想。

然而鲁迅的《故事新编》和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也正是在历史题材与现实的关系上产生差异。鲁迅强调自己历史的小说“注进新的生命,与现实生出关系”。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看不到社会动荡﹑政治风云、个人遭遇等等,而追求一种跨时代﹑跨民族的全人类共通的抽象与普遍主体。他说:“我捕捉到某一主题并以它来写小说时为了对这一主题做有力的艺术表现,就需要写某一异常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异常事件之所以异常,就不便于把它写成今天的日本所发生的事,倘若硬要那么写,就会使读者感到不自然,到头来,连好不容易得到的主题也白白糟蹋了。”[9]这里芥川龙之介强调的是“异常事件”,“硬写”则“不自然”。鲁迅则认为正是这一点使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老年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10]所以鲁迅是决意与现实扯上关系的。《故事新编·采薇》中,“这半年来,不知怎么的连养老堂里也不太平了,”“为养老而养老”的孤竹国的为谦让君位而逃到养老院的两个世子的正义的言论也难挡“恭行天罚”的周王发;出走后遇着“恭行天搜”的华山大王小穷奇彬彬有礼的打劫等,从这些我们可以体味到鲁迅对现实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反讽。从这些中国社会现实正常的事件中看到了种种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作者的强烈的批判、怀疑、讽刺和形成的巨大的荒诞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着眼于发现异常事件的合理成分,可看作是一种“存在即合理”式带点永恒意味的剖析,也因为“存在即合理”式的思维使得芥川龙之介一方面积极探求人性,另一方面陷入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的泥淖,最终发现存在于内心与世界中的巨大的虚无感,渐渐的,芥川龙之介走向川端康成那种以“虚无”本来面目表现社会人生的创作态度。鲁迅则是借助神话传说描写一系列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件,从中不断的发现隐藏在正常外衣里面种种社会的人性的异化本质,进一步批判国民劣根性,由此而形成贝克特《等待戈多》式荒诞,以及油滑辛辣的讽刺风格。与芥川龙之介相反,等待鲁迅的是巨大的荒诞感,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又忍不住刺他两下的悲痛,却因为一种改造欲而避开了“存在即合理”式的虚无。荒诞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使人们看到这种荒诞世界后有所为,而虚无则是心灵的黑洞,任何东西都逃不出它的吸纳,包括人性之光、时间等等。所以自杀也成就了芥川龙之介或多或少的命运。

正如鲁迅所说,芥川龙之介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到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也就是说,芥川龙之介追求的是对“艺术或对文学的责任感”,他虽然强调“生活第一”的主题,但更看重自我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把自我局限在文学艺术的狭小空间中,从而实现文学与现实政治和生活的疏离。中国新文学作家所处的现实境遇不允许他们完全把自我封闭在艺术的象牙塔内,他们之所以从事文学,除了艺术的追求之外,还有着现实政治的需求与文化批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2] 闫立飞,“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理论与现代化, 2009年 02期

[3] 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第150页

[4]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之讲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07页

[7] 王向远,鲁迅与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历史小说创作比较论,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12期

[8]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译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9]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77-1988年,第23页

[10] 鲁迅,《译文序跋集·﹤鼻子﹥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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