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如何面对历史

我最早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是在乡村鼓书艺人那里获得的。三四岁时,母亲就带着我去听鼓书。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那时,听鼓书是山中小镇漫漫长夜里唯一的娱乐。鼓书艺人是山区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从他们惟妙惟肖的说唱中,不止一次地听了《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历史通俗话本。这是我的历史文学的启蒙阶段。后来,我走上历史小说创作的道路,得益于这童年的启蒙教育。完全可以说,童年培植的爱好,影响了我的一生。

上小学时,我就喜欢阅读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许多小说都让我如醉如痴。但最让我产生阅读震撼的,是姚雪垠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专业作家并有幸与姚老在一个单位时,我除了向他表示我初读《李自成》的感觉,还对他说:“我也准备写一部历史小说。”姚老听了点点头说:“写好一部历史小说,要有扎实的学养作支撑。”

及至我着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时,才理解了姚老这句话的含义。所谓学养,对应于历史,即史识、史鉴、史胆诸因素的综合。说得严格一点,一个好的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一位称职的历史学者,这就是历史小说与当代题材小说创作的最大不同点。

如果说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及考证是一件细致的工作,需要作者有着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耐心。那么,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恰当定位及评判,则更需要作者的智慧和阅历。从研究中发现,在故纸堆中开掘,既要有大视野,也要有纵深感。

长期浸淫于历史,我注意到中国历史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悠久,二是多民族的融合。

历史悠久,便产生丰富性,但亦容易产生歧义,漶漫处易被忽略;多民族的融合,产生了多样性,但异质的文化常遭排斥。我在进行第二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准备时,便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研究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即北宋的徽宗、钦宗被金兵掳走这段历史。由于赵宋南渡,造成中国南北对峙一百多年,国土分裂。中国的政权一向以汉人为中心,因此汉文化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既然汉族的皇帝被金兵掳走,那么抗金便成为南宋的第一战略。此情之下,岳飞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这种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个人认为,南宋与大金是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同时存在的两个政权,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评判这两个政权的优劣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不应以民族的不同来判断其好坏。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爱恨情仇,恰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生动地展现了各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均作出的独特贡献。

在十几年的历史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同时在更长的研究历史的时间里,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文学创作的历史观。主要在三点:一、永远选择历史上健康的、积极的一面,作为我文学的素材;二、始终提醒自己,不可戏说历史,更不可将历史人物漫画化或者脸谱化;三、要从历史的宝库中开掘时代精神,为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但不可借古讽今,作不负责任的比附与调侃。

在创作《张居正》这部小说时,以上三点我始终牢记。有些细微之处很难区分,但必须把握。所谓形神兼备,形即史识,神即史智。两者结合得好,小说才会既好看,又耐看。反之,小说不是流于通俗,就是接近史著。五年前,我接受一位记者采访,她问我:“你是诗人出身,为何转行写历史小说呢?”我回答:“我喜欢历史,又喜欢诗,历史小说正好是历史与诗歌的结合。作家的理想就是写出史诗性的作品。”此虽仓促应答,却是我写历史小说的初衷。

※ 熊召政,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张居正》《读了明史不明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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