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说抒情性特性

摘 要:小说自唐代始“有意为小说”,超越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单纯的采撷民间杂录传闻而成的形式,无论是内容还是构思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抒情特性。尤其是以爱情题材为中心的小说,其情节跌宕起伏,情感婉转动人,显示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巨大成就。因唐小说的创作者大多是文人才子,具有鲜明的抒情色彩和诗意化特征。

关键词:唐人小说 抒情特性 爱情题材

黑格尔认为:文学艺术的美在于“它一方面是感性的,另一方面却基本上是诉之于心灵的,心灵也受它感动,从它那里得到某种满足。”[1]即文学作品应具有以情感人的艺术力量,作品通过感性化的审美意象进入感情化的审美意境来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唐代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文人最具有激情情怀的时代。唐人小说改变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以奇、怪为文的创作态度,无论神怪、爱情、侠义何种题材,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抒情性。

一、内容的抒情性

唐人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创作了大量的爱情作品。“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2]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中指出:“在唐以前,中国向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人传奇。就是唐人所作传奇,也要算这一类最为优秀。作者大都以隽妙的铺叙,写凄惋的恋情,其事多属悲剧,故其文多哀艳动人。不似后代的佳人才子小说,其结局十九为大团圆。读毕后使人没有些儿回味可寻。”[3]

据考,近人周楞枷辑注本唐人小说所收的31篇中,描写情爱故事的就有20余篇。关于恋爱的形态亦是千姿百态。如《任氏传》写人与狐之恋;《孙格》写人猿之恋;《李章武传》、《离魂记》写人鬼之恋;《崔书生》、《柳毅传》、《湘中怨解》写人仙之恋;再有最典型的才子佳人之恋,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无双传》、《柳氏传》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小说中作者都以诗意的笔墨写出了恋爱中男女的心态,以及注重对整个故事的跌宕起伏进行着力的描写。在这些故事中,对魂、鬼、精、怪的描写突破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专门记述他们异于人性的特性,形象诡异与不可捉摸,表现的是人与异类的冲突和矛盾,如《搜神记》,而在唐人小说中,这些形象被作者赋予了充分的人性,不论是精怪还是神仙,她们都美丽聪慧、善解人意,为才子们红袖添香,演绎出一段段佳话。虽是小说,“鬼物假托,莫不婉转有思致”。[4]

在唐人小说中,作者都注意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刻画,在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中,深入剥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的感情波澜。作品中倾注着作者的真情实感,如《霍小玉传》、《步飞烟传》、《任氏传》、《莺莺传》等,使得“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4]在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中,唐代小说作者毫不吝惜他们出色的才智和想象的天赋,将人物细腻的心声、起落的情感和强烈的灵魂震颤,化作一股股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强大的冲击波。这样的深情不仅仅让我们感受到作品的震撼,还使我们领略了作者的诗意情怀。

二、构思手法的抒情性

作者通过描写人物命运,以人物命运中出现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等遭遇来打动读者,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如《离魂记》、《长恨歌传》、《李娃传》、《柳氏传》等爱情故事都具有感人至深的抒情特征。《离魂记》中张倩娘与王宙相爱,父母却将倩娘另许他人。两人诀别后,倩娘竟然灵魂脱壳“徒行跣足”而至,后返归故里与在闺房中病卧数年的倩娘躯体合二为一,情节奇妙幻生。《柳氏传》中柳氏与韩翊的爱情情节发展波澜起伏,并突出细节描写。柳氏不顾沙吒利的威势,约会韩翊与之诀别的情景:“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颇能引人入胜。即使唐人志怪在描写人物命运时寓情于事,以情感人之处也非常突出。《传奇》写书生孙格与一猿猴变成的女子相恋,夫妻恩爱十多年。后孙格赴任路经一山寺,猿女见到了昔日同伴后“恻然”,禁不住“抚二子,咽泣数声”,嘱孙格好生保重,便裂衣化猿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作者在写猿女的命运变化时,以浓笔重抹写出了浓烈的人情味——夫妻诚笃之爱,母子眷眷之情,同伴恋恋之意。猿女命运之轨的奇特变化,对丈夫、儿子的依恋牵挂,与现实人生的永诀,构成了一股令人不胜俯仰的悲剧情感。以美好的结合开始,又以悲剧的结果告终,婉曲动人的感情抒发,为这篇人怪婚恋的小说增添了动人的风采。它让读者经受了凄婉惆怅,若有所失的审美体验,让人心生感慨。

通过细节场景的描写,以诗意化的抒情手法表达感情,借景抒情,以景寓情,具有深致而含蓄的情韵。如《任氏传》写到狐女任氏被苍犬咬死,郑六将其葬后的情景:“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堕地,余无所见。”这里没有一句直接写郑六的感伤哀痛,但句句都在表现郑六的心情。睹物伤情,睹物思人,郑六对任氏的思念与哀痛,物是人非的感伤怅然全部寄寓在对客观景象的描写中,情由景生,情寄景中,它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与白居易《长恨歌》写贵妃死后“花锢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唐人小说着意用情,不仅仅局限于爱情题材。豪侠、历史、神仙等题材的小说也具有鲜明的抒情色彩。写埠女之死,曲尽人情(《古镜记》);写奴隶遇难,可叹可泣(《陶观》);写豪侠仗义,激情慷慨(《虬髯客传》)。尤其是《虬髯客传》,小说着力写了李世民、虬髯客、红拂三位极具英雄气概的人物,居于乱世而纵观天下,以其对时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明智抉择展示出大侠的胆气和精神境界。人神相恋题材的感情抒写别具特色。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神仙几乎都清肃脱凡,六根清净,既使与人结为夫妇,一旦离别便“凌空而去,不知所在。”(《董永》),至多“集会奏乐”,“指示还路”(《刘晨阮肇》),非常洒脱,完全不如写人写鬼那般情深义重,柔肠寸断。而唐人笔下的仙女与现实世界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她们重情重义,除了有一技仙术或绝色姿容,其感情欲望与凡人别无二致。比如,龙女的执着深情,玉危的温柔多情,织女的绵绵柔情等。这种着意用情、写情,让六根清净的神圣进入小说的情感世界,使神的形象生活化、抒情化是唐代作家的审美创造,显示了唐人小说以情感人、传神达意的美学功能,并开启了后人写神仙形象的新的审美境界,也对清代蒲松龄笔下的神仙形象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小说超越魏晋南北朝小说,具有极大的抒情色彩并不是偶然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多是采撷民间杂录传闻而成,保持了浓厚的民间口传文学特色,表现手法简单粗糙,文词质朴、浅显,内容多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有传世之作的作者如干宝、张华、刘义庆等,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小说的创作者。而唐人小说尤其是中唐时代,名家、名作蔚起,文人学子如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积极参与,这些文人才子有着广博的知识面、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化视野开阔,审美情趣高雅,并有相当的艺术鉴赏能力。唐代始“有意为小说”,他们创作小说是一种积极的美学创造和艺术欣赏,注意追求小说的思想内容、高尚的情志和高雅的旨趣。选材喜欢才子佳人式的生活,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多为举子、书生、文士清流,他们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极易博得异性的芳心;女主人公往往外秀慧中,多才多情,总能获得男子的爱慕;艺术上精雕细刻,幻想丰富,写人、写事、写情、写景莫不宛转华丽,显出以才情学问为美的倾向。在渲染气氛、抒发感情、写景状物时往往用诗意化的语言,甚至直接用诗歌表达,其诗歌大多写得文采斐然,含蓄凝炼。在涉及历史、人物、思辩等内容时往往引经据典,词论敏锐,态肆滔滔,显示出作者广博的才学和高妙的智慧。宋代的笔记《云麓漫钞》中说唐代小说“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正是指明了这一点,表现出与前代小说大异其色的抒情色彩和诗意化倾向。小说在唐代正是以其驳杂的体例,成为文人寄托情感、一逞才华的绝佳途径,也正是因此才成为盛开千载而不谢的奇葩。[5]

注释:

[1][德]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版。

[3]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孙敏强:《多为视野中的百部经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周新菊 河南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4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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