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金枝乡土小说创作及其左翼转向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崛起了“乡土写实”的小说流派，主要成员有王鲁彦、台静农、许杰、许钦文、彭家煌、魏金枝等人。他们致力于表现乡土生活画面，描写农村的风俗、礼教。当30年代“左翼”文学时代到来之时，“革命”话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些乡土作家有些仍然坚持自己的乡土创作，继续描写乡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有些则成为左翼乡土作家，开始描写农民因为压迫和剥削而最终破产、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文章就以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和“左翼”乡土文学之间有哪些转变。

关键词：魏金枝;乡土创作;左翼新人;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0-0-02

第一节“五四”文学的左翼转向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整体脉络当中来看，“革命”的话语几乎涵盖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每个时期当中它们的历史任务和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五四”文学革命同时开始的。由于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不同，处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型，“五四”启蒙文学逐渐被“革命文学”所取代，“革命文学”成为该时期主要的文学潮流。与之前的“五四”文学相比，“革命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五四”文学主张的是人性的解放、彰显个体的自由，提倡“人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家想要用文学的利器来唤起民族的觉醒，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挽救民族于危亡。一切旧的观念都被摧毁，“民主”、“科学”、“自由”成为新的思想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中。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塑造的多是愚昧、病态、木讷、奴性的农民形象。而主张“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强调的是革命的自觉，它是在阶级性的基础上来观照文学的创作，所以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内容大多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生活中遭受到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从而开始反抗，走上革命的道路。

随着革命运动的愈演愈烈，有些作家受到政治的裹挟，在三十年代初期加入“左联”，成为左翼作家。他们继续乡土之风的创作，但是在内容上则大不相同。此前，乡土作家们关注的多是农民被奴役的精神状态，批判封建制度，表现封建礼教和思想对人们精神的摧残。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的是农村在封建统治下的闭塞、落后和破败，农民的愚昧、野蛮、麻木、奴性，还有一些封建的旧礼教、习俗对农民的破坏，诸如典妻、水葬、冥婚。作者对他们持有的态度是即同情又厌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他们还缺乏一种对农村复杂社会关系的把握和阶级关系的眼光，这些都需要通过左翼革命的话语来完成。“五四”乡土小说重视的是文学的启蒙作用，出发点是如何促使国民的觉醒;而左翼乡土小说关注的是觉醒之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左翼乡土作品内容上大多呈现农民的破产、农村的衰落，反映农民所遭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从而产生革命的诉求，走上反抗的道路，探索农民破产之后的出路。“左翼”乡土文学体现的是五四乡土作家的文化批判向阶级意识的转换过渡特征。这一类的作家有王鲁彦、台静农和魏金枝。也有一些作家继续描述乡间田园牧歌的生活，远离政治的喧嚣，不随波逐流，比如废名。

魏金枝属于浙东乡土作家群，初期以诗歌和乡土创作活跃在“五四”文坛，其后转变为左翼作家。他的作品始终跟随着社会的变化，并且能够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构思自己的作品。

第二节 魏金枝五四时期的乡土创作

魏金枝是“五四”时期走向文坛、三十年代转向左翼的作家，诗歌、小说、散文、杂文等都有所涉猎，但还是小说创作成就较高。

魏金枝的创作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后加入了晨光社和湖畔诗社，并且开始了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虽然前期魏金枝的创作以诗歌为主，小说创作并不是很多，只有寥寥几篇，但是也赢得了不少的重视。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二集》时就选用了他在1925年写作的《留下镇上的黄昏》，并且在序言当中说他的小说“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以此为契机，魏金枝开始以乡土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

和其他乡土小说家前期所描写的乡土世界不同，魏金枝的前期代表作《留下镇上的黄昏》当中没有着力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没有对于封建礼教和陋习的描写。小说仅仅写“我”在留下镇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突出人物的刻画，只是通过一幕幕生动的生活画面，记录下来了当时留下镇中人的精神状态：无聊。不仅渲染了小镇上沉滞的气氛，而且描绘了留下镇上的闲人们是怎样消解他们的无聊的。这种写作的方式显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在鲁迅的有些小说中（比如《示众》），没有突出的情节和人物，只是一种类似于散文的散记式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魏金枝始终将鲁迅的小说为标榜，模仿鲁迅小说的内容和范式。这篇小说应该是受到这种影响而写下的。

和《示众》类似，这篇小说写的也是看客们看无聊的事，只有通过看钉杀鳝鱼这种事不关己的事才能打发他们心中的迷茫、无聊。作者想要突出表现的就是人们的这种精神状态，以此来表现死水一般的社会环境、刻板的生活和二十年代旧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的氛围气”。这是与描写冥婚、水葬、典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考察中国乡间社会的纬度。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叙述人，“我”是置身于整个事件之中的，有着深切的体验。这种方式不同于鲁迅小说当中的“我”侧重于叙事而表现功能弱化。作者借小说中的“我”之口，说出了自己对这些看客们的态度：“不觉自己也寒悚起来了！”“我”是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出现的，洞察着留下镇上的一切，仅仅通过窥视黄昏镇上人们的生活就窥见了整个乡间生活，反省国民性弱点。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深刻感受：

当然在他们心里，也有所希冀，有所等待;但是看起来，他们对于生命的需要，总是可有可无般的。凡是这些人们，命运虽然主宰了他们，他们却也知道它不能对于他们增长了什么意义与价值。所以对于万物都是无意识的。[3]

读者通过“我”的叙述、感慨，也会拷问自身的精神现状，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了一种启蒙读者的效果。

魏金枝的另外一篇代表作《七封书信的自传》大概作于1924年，被鲁迅成为“优秀之作”。这部小说，奠定了他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地位。小说用七封书信贯穿故事，描写一个乡村中知识分子的经历，叙述了农村封建势力种种压迫之下产生的层层叠叠的不平，以及正直知识分子在找到正确道路以前的原始式反抗所造成的悲剧。[4]

沉郁、沉寂、沉滞，构成了魏金枝初期乡土小说的风格。[5]他描述了乡镇上各色人等在乡村中的生活，刻画出他们在闷郁的环境中背负着旧传统而行动的复杂但并不雷同的心理。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五四”的高潮时期已经过去，新学的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浙东地区的农村仿佛生活依旧，并没有改变这里生活迟缓的节奏、人们麻木的思想。这也就促使作者在第二个十年当中创作了许多启发农民觉醒的作品。

第三节 “左翼新人”时期的创作

1930年1月1日，在《萌芽》月刊创刊号当中刊登了魏金枝的短篇小说《奶妈》，随即获得一片好评，成为魏金枝的代表作。“到了小说集《奶妈》、《白旗手》中的作品陆续问世，他便和张天翼一道，被推举到‘左翼文坛的前期新人’的位置。”[1] 在三十年代，魏金枝还帮助柔石编辑过左联的刊物《萌芽》。他的作品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模仿了鲁迅“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和结构模式。

《奶妈》歌颂了一位在为革命舍弃亲生儿子、艰苦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残酷的阶级斗争，同时也揭露了“看客”们麻木、无知的精神状态，批判了失业之后过着“没有纪律的颓败的生活”的小市民们。

在《奶妈》当中，我们又看到了《留下镇上的黄昏》中无所事事、百般无聊的“看客”们。他们整天谈论着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只是为了打发无聊、茫然的生活。他们甘于迷茫无聊的生活，不思改变，体现出了国民的劣根性。他们不满自己生活的现状，也意识到当下中国的现状“中国是再也没有办法的”，也谈论政治问题，但是却都没有“觉醒”，没有反抗的意识、没有投身到革命当中的决心。以至于：

“一谈到共产党，有的人有些怕，有的人想说不敢说……从半路上将题目引到另一方面去了”。

这句话反映出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了解状态，谈虎色变。鹏飞先生被传去警察局，他们丑态百出，都想要摆脱与鹏飞先生的关系，烧毁信件、转移住处，明哲保身。为革命献身的女革命者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才是真正的“伪君子”。

魏金枝笔下的这位“奶妈”和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一样，一开始都是被别人饱受争议的，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她们的身份最终“拨的云开见日出”。开始之时，我们以为“奶妈”如鹏飞先生所说是一个无情无义、不守妇道的浪荡女人。但是最后才揭开她的真实身份：共产党员。这样的叙事方式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当时许多革命者的工作有可能是不被人所理解的，但是同样，通过这样前后鲜明的对比，也可以凸显出女党员为革命而献身的伟大。

小说通过鹏飞先生的叙述，从侧面塑造了女革命者的形象。这位女革命者具有多重身份，是妻子、母亲、奶妈，同时还是身份多变的女革命者，通过这多重身份体现出人性的复杂。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和革命事业的成功，奶妈牺牲了自己本应美满幸福的家庭，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只能亲吻自己曾经喂养过的别人的孩子来安慰自己。她不仅是在用自己的乳汁喂养这个孩子，更希望可以将自己的信念、信仰传播给他，让他继承自己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

文章虽然是左翼前期的作品，但是却和同时期别的作家所写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他的作品中没有早期左翼作品中只有单纯的革命、罢工，只有红色和黑色泾渭分明的对立，他是通过窥视平凡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来展现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在魏金枝的笔下没有类型化的人物，“奶妈”是融人性、母爱、人情和革命理想于一身的。他没有像别的作家那样写“高大全”的类型化革命者，而是写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依旧战斗的女性，也没有沿用当时文坛上普遍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不仅写出了革命者的献身精神，而且通过最后奶妈亲吻孩子这一片段彰显出革命者浓郁的人情味，用女革命者的话说：“虽然我是个共产党，难道共产党员就没有亲戚，朋友，以及一切人情的事么？”拉近了革命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同时小说也反映出当时仍旧有许多国民处于蒙昧的状态，启发民众的觉醒仍旧任重而道远。小说最后写道无聊的看客们“从悲苦中来凝视鹏飞先生所抱着的孩子，想在他身上看出一些奇异的东西来”，说明他们显然还是没能理解女革命者所说的话以及她的信仰。民众的不解使革命者的牺牲显得一丝悲凉。这也让读者们感觉到了隐含的作者的存在，“看客们”无聊的打发生活、看女革命者的故事，而“我”却将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记下，去嘲讽看客们的麻木和愚昧。

结语

魏金枝是20年代以乡土小说创作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30年代在革命浪潮的指引下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新人。他的创作多以短篇小说为主，内容大多反映自己熟悉的浙东农村，小说中包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前期创作浓郁、沉滞，大都表现国民愚昧、麻木的劣根性;30年代的创作与当时风行的“革命加恋爱”模式迥然不同，他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问题的切入角度，作品反映浙东地区农村革命的实际情况或者是启发农民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革命。他的创作始终都紧紧跟随着社会的变化、政治的变化，与时俱进。在40年代从他的虽然不多但却精良的作品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四乡土文学走向左翼时期的一些特点和变化。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6.

[2]曾庆瑞，赵遐秋.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408

[3]赵家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388.

[4]王尔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上[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434.

[5]王尔龄.魏金枝乡土小说概观[J].天津师大学报，198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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