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

摘要：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在对“侠”的建构与创新方面有所着力。它在侠与时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侠的内涵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侠在国家救亡、人种改良方面应有的作为。翻译小说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新小说》中的侠的表现。《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的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关键词：《新新小说》；侠客；武侠小说；军事题材；实验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1-004105

关于“侠”，目前已有不少成果突出了侠的历时性，也有学者对侠的内涵进行总结和归纳，譬如认为侠的内涵当为“仁、义、信”三个方面。但侠的内涵是否仅限于这三个方面?未必尽然。侠不是自然天成的，它是经由社会建构的。社会在变动，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心理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意味着恒定。那么，在侠的建构史上，那些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探索和革新，都值得我们记念。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半路夭折的命运在当时与大多数文学杂志没有差异，但它有其特别之处，这个特别表现在：自第一期开始，便将“侠客谈”作为其固定栏目；而自第三期起，更将其他若干栏目整合到“侠客谈”这一序列中来，使“侠客谈”成为占据杂志半壁江山的超大型栏目。显然，在这个基础上，说《新新小说》是一份提倡侠义的杂志，是没有问题的。而更紧要之处在于，办刊者的“侠义观”在其所处的时代里并非流于泛泛，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意识，《新新小说》是值得肯定的。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试图展开对晚清小说期刊《新新小说》的分析，分析它在构建侠与创新侠的方面的作为，来为当下的武侠小说创新提供一点理论上的支持。

一、《新新小说》的主打栏目“侠客谈”

“侠”要否建立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新新小说》对此所进行的探索很值得我们关注。

《新新小说》的不够成功削弱了它所提倡的“侠”的影响。《新新小说》创刊于1904年，月刊，一般认为系陈景韩(冷血)主编。其虽未人四大小说杂志之列，然亦属当时的主要刊物。关于这一点，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有所交代。若以成败论英雄，《新新小说》实在算不得一份出色的杂志。从刊期上来看，上海书店1980年影印版仅收10期，《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一》亦称实见10期；杂志出刊时间也不固定，虽计划一年出12期，但第1期出版时间为“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日”，而第10期的出版时间已经是“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一日”了。从内容上来看，因刊期较少，所载小说作品大部分连载时断时续，重头作品基本没有连载完毕，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它的影响。从作者构成看，杂志所刊载的作品，大多是冷血、侠民或译或著。当然，尽管《新新小说》有如上之不足，但在当时亦无愧于形色：即使规模宏大、影响深刻如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也不能脱此命运。在当时，个人办刊实在是难度不小。也正是如此，它所提倡的“侠客”主义，相应地削弱了对后世的影响。

《新新小说》中的“侠”因拒绝帮闲的办刊思路而可贵。帮闲从来都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在《新新小说》第一期的办刊启事上就有如下文字：“凡有诗词、杂记、奇闻、笑谈、歌谣、俚谚、游戏文字以及灯谜、酒令、楹联、诗钟等类，不拘新旧、体裁，本社均拟广为收集，按期选录。”倘使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办刊，显然也能办出可供茶余饭后娱乐消遣的杂志，当然，倘若真的如此，其也必将堕入后世关于“通俗文学”的指责当中。不过，也正是自第１期开始，《新新小说》的实际选稿准则就与其所声明的标准泾渭分明。《新新小说》第1期的栏目主要有“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心理小说”、“写情小说”等。仅以栏目而言，便已可看出该杂志的严肃性。政治、社会、历史，本来都是极为沉重、极为严肃的话题，更何况在当时，“戏说”还没有成气候。而心理小说的存在，也与杂志所标称的“新”大为符合，毕竟，“心理”这个词在当时很有科学的意味。也不能忽视的是，它里面收录了歌谣，不过，它收录的歌谣也大有来头，其第2期的首页刊登的便是法兰两革命歌曲的歌词与曲谱。尽管其只不过是一本刊载小说的杂志，但显然办刊者志向不低。然而，倘使仅仅如此，也不能显出它的特殊来，同时代的许多杂志都有这样的栏目设置。特殊之处在于：《新新小说》自第3期开始，栏目有了大的调整，出现了一个重要栏目——“侠客谈”。与之相并列的，只有“附录”和“杂录”了。原先的“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等栏目下的小说都延至“侠客谈”之下，分别置于子栏目“理想之侠客谈”、“南亚侠客谈”、“百年后之侠客谈”当中。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名目外，“侠客谈”下还设有“俄罗斯侠客谈”、“法兰西侠客谈”等(《新新小说》“侠客谈”栏目各期所收小说见下表)。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侠客谈”在杂志中的地位，它显然是拒绝帮闲的办刊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修正。

《新新小说》中的侠的出现与大力提倡，是办刊者对自身办刊思路的一次总结和合理提升，是办刊者使命感的集中体现。在《<新新小说>叙例》中，杂志的重要成员侠民有过这样的表述：“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在他的表述中，小说家言与改变堕落社会这一现实指向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当然，在同时代中，这样的表述并不新鲜，时代为这些办刊者提供了必要的语境，而办刊者的使命感又回应了时代的需求。但凡有兼济天下之心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坐视家国之痛而置身于事外。梁启超姑且不论，柳亚子在《复报》的《发刊辞》中就写过：“所以一定要打破这五(污)浊世界，救出我这庄严祖国来，才不算放弃国民的责任。那救祖国的手段，自然是千变万化，不离其宗，这区区报纸，却也好算手段当中的一分子了。”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在当时曾流行一时的论调：无论事实上小说创作实际呈现何种态势，观念上总是在强调与“新民”有关。《新新小说》的第2期便登载了《新党现形记》，从而与之划清了界限。但也不能不看到，在一片“小说新民”的腔调中，到底还有几个是实在地去“新民”的，并非全然地跟风或者起哄。从《新新小说》的实际行动来看，它当属于立志有为者。《新新小说》中的“侠”，因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指涉意味。

自然，在今天看来，《新新小说》对“侠”的提倡必然会遭遇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诘问而陷于尴尬的境地。但是，金庸提出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广泛被接受，实际上也在明确地昭示：在武侠小说的阅读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对侠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是持认同态度的。即使我们反对文学的工具论，关于“侠”与现实社会的血肉关系，这属于“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我们又如何能够回避?不如

大大方方，学习《新新小说》，把侠跟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怎么联系?联系到何种程度是需要具体考虑的问题，但首要的必定是先建立联系。

二、“侠客谈”的文化内涵

“侠”具体内涵的“即时即地性”该如何体现?《新新小说》也在努力地做出回答。

《新新小说》中，侠在政治学层面的行为被首先关注，它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杂志刊载的第一篇小说、侠民所著的《中国兴亡梦》的《自叙》开头有这样一段话：“痛哉!希望既绝之人，其无聊为尤甚。使不善自消遣，其走热之极端或至发狂，其走冷之极端或至厌世。吾惕之，吾惕之。”这是一段很有意味的表述。《中国兴亡梦》作为杂志开篇之作，自然有其特别的地位。所以，这段话固然不能直接地作为《新新小说》的旗帜，但从中也能看到刊物的基本立场。倘使把《新新小说》的行为‘仅仅视为“消遣”，那么，它又是如何来消遣“希望既绝之人”的呢?《中国兴亡梦》本为“政治小说”，专心致志地谈一些“保皇革命、立宪排满”的事情，尚在意料之中。《菲猎滨外史》则写菲律宾人如何反抗西班牙殖民者，开篇词云：“借取他人杯酒，来浇块垒胸襟，真真假假漫评论，怜我怜卿同病。”正如韩云波指出：“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武侠小说，不如说是政治小说，至少二者兼而有之。”有此说明，小说的现实指向就已经非常明确了。《新新小说》每期刊载作品不多，第1期共收作品7篇。以上两篇重头作品的存在，实际上是为所谓的“消遣”定性，这里的“消遣”，实质上是对家国天下命运的关注与投入。再如第3期收入“侠客谈”的几部作品，《菲猎滨外史》自不必言，《虚无党奇话》所叙写的俄国虚无党，在20世纪初也曾作为一种主义激起无数中国少年的救国热情。显然，它的编辑思路在前后是存在延续关系的。既然如此，杂志的知己者——“希望既绝之人”，当可以基本明确，是有一腔热血愿为众人流淌的性情中人，而目标则是将这些希望既绝之人改造为有为之人、有为之侠，做一些“保皇革命、立宪排满”的事，又或者做一些反抗列强压迫的事，即使不做，至少也应该把心思放到这上面来，以免“发狂”或“厌世”。“在中国武侠小说中，最为普遍的侠的结构是‘原侠+善’，‘善’从其与社会关系角度可以区分为大善小善：大者可以为国为民，小者可以为亲为友，所谓借交报仇。”必须承认，就其时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而言，进行一些保家卫国等大善举动的号召是常见的，但在侠义小说范围内，《新新小说》的做法有其新意。翻开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武侠卷》，其中收录的篇目内所塑造的侠，在很大范围内，要么是继续走侠义公案的路子，要么做一些路见不平的好事，虽然符合“小善”标准并有向“大善”转化的趋向，但如《新新小说》这般明确地亮出自己旗号来的，毕竟不多。显然，《新新小说》中的这些小说，它们所奉的侠的本质的“大善”化是非常明确而新鲜的，足以使杂志有被后人纪念的资格。

在《新新小说》中，侠在社会学层面上的行为也被旗帜鲜明地表述出来，它与改良人种联系在了一起。《新新小说》第1期“侠客谈”的《刀余生传》系陈冷血本人所著，显然更应被视为《新新小说》所提倡的“侠”的形象代言。《刀余生传》历来为人诟病者，是它当中的“杀人谱”：“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残疾者杀、抱传染病者杀、身体肥大者杀、侏儒者杀、躯干斜曲者杀、骨柴瘦无力者杀、面雪白而无血色者杀……”我们需要辨析，列入“杀人谱”中的人，到底是否该杀?今天仔细看来，一个也不是该杀之人，而且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无辜。但《侠客谈·叙言》说：“侠客谈之作，为改良人心会社之腐败也。故其种类不一。侠客谈之作，为少年而作也。”“为少年而作”是我们理解这一“杀人谱”的一条途径。少年虽不经事却热血沸腾，做人行事不免只顾眼前，在少年看来，要家国强盛，便须先除去于是时最成为障碍的人，于是时最烦人耳目的人，这一“杀人谱”具有明显的少年风格。站在当下的角度来看，侠客的这一“杀人谱”因其偏激极端而引人哂笑，但是，它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一个时代的人具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倘若我们于当下再提出这么个方案来，显然是为大众提供了笑料。但在当时，距离周作人《人的文学》发表还有14年，此时中国文学还没有“辟人荒”，在几千年封建史的底子上，说出这番话来，也不为过。其次，它也有自己的正确的目的。小说中，侠客(小说以“盗首”之名称之)解释道：“我故用此杀人之法以救人，与其淘汰于人，不如我先自为之淘汰……若听天任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腐败不除，坚固之基不立。随世浮沉，见隙修补，我恐亦不十年不百年，而我族已无遗类。”换而言之，《侠客谈》将杀人作为侠客行侠手段之一，其最终目的，却在强国，在新民。“君子自强不息”原本就是我族之人所认同的公理，此“杀人谱”虽为狂语，但其中蕴藏的道理，似乎也能部分成立。倘使不强调这个目的，则一切终将归于荒谬。小说批解中有云：“我知自后凡有杀人劫财者，莫不日我刀余生。我刀余生，我为此惧。”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另外，再说句题外话，在文学世界中，何曾有过不杀人的侠客?

关于“侠客谈”中所设定的“侠”的内涵，范伯群先生曾有概括：《新新小说》的“侠”精神的第一个层次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与体质，革除传统的陋习，以强硬的铁腕，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样的概括是准确的。从以上的两种努力方向，我们能够看出它的目标和理想来，这也正是《新新小说》中侠的即时即地性的集中体现。对于略显荒谬的“杀人谱”，现代民众无疑是应该建立间离意识的。但《新新小说》赋予侠以时代内涵这一行为本身，却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因素存在。

三、“侠客谈”的异域文化实践

“侠”是否可以容纳异域文化因子?《新新小说》的探索也留下了可资讨论的空间。

《新新小说》杂志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刊载了诸多翻译小说作品。翻译小说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陈平原等先生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文学形式的现代化问题，固然，文学形式是重要的载体，《新新小说》当中的作品的文体自然也有可说道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关注思想，正如《侠客谈·叙言》所称的：“侠客谈无小说价值!”翻译小说的意义，在于其背后从古典性体验到现代性体验转型的大背景，是符合主潮的。而《新新小说》刊载的翻译小说，其在精神层面追求的东西，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它的行为，无疑为“侠”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新新小说》的一个创举，是将翻译小说纳入到“侠客谈”的栏目中。既然是翻译小说，主角自然是外国人，既然纳入“侠客谈”，这里的外国人自然也就成了侠客。也就是说，至少在《新新小说》的主创者意识中，民族不分华夷、皮肤不分黑白，只要符合

一定的条件，皆可以称为侠客。中国人可以做得，外国人也可以做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想法。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性是一种‘时间职能’”，那么，回到《新新小说》的创办时代，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它对于侠客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先锋色彩的。清末民初的侠客世界人员众多，成分复杂，公子、小姐、婢女、妓女等一应俱全。换句话说，大刀王五等成名人士固然可以是侠客，三教九流一念之间也可以跻身侠的行列。陈平原说：“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如果这样的论断能够成立，那么，清末的侠客世界的丰富繁杂倒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毕竟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把拯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清官或其紧随其后的义士身上，而是演变为人人皆须拯救和人人皆可拯救他人的朴素认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希望获得他人的拯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认同，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拯救者角色的多元化，它意味着进一步改变的可能性，比死守拯救者身份的一元模式要强得多。侠客的身份从专业人士到非专业人士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侠客的身份从中国人到外国人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侠客身份的泛化实际上是一种民权观念的体现。不能把这个观念和《新新小说》中的翻译小说直接置于一定的因果关系当中，但是，它们确实又是相辅相成的。清朝时期中国的民权观念，自己萌生了一部分，如黄宗羲的一些观点，很多则是来自于海外。《新新小说》将翻译小说放置到“侠客谈”的栏目中，是侠的“全球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权观念衍生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到今天，“指涉闪烁不定的‘异国情调’”，已经成为大陆新武侠的一种普遍创作手法。

在翻译小说建构的坐标系中，原创小说中的侠具有特别的意义。《新新小说》中的“侠”也散发出传统的光辉。《路毙》载于第2期，置于“侠客谈”栏目下，作者也是陈冷血。写的是一个少年在路上救了一个路毙，小说的最后有这么一句：“冷血日：我见路毙数矣，我未见少年。”这句话的存在，一举推翻了《刀余生传》中的“杀人谱”立意。毕竟，按照“杀人谱”的意思，此路毙能自毙则更好，倘使不能，不免应上去补一刀。《路毙》对于少年行径的褒扬，事实上是对传统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先进文明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吸收。终究，小说的最后这一句话暗示着，在国人的世界里，传统侠义精神并不常见，或已失落许久。《新新小说》中的侠还具备了破坏与建设并举的属性。再回到《刀余生传》中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杀人谱”归属于“牺牲部”这一具有破坏性质的部门以外，盗首尚设有“营业部”、“考察部”、“游学部”等三个颇具建设性的部门，这三个部门已经安置多人从事专门工作。其中“游学部”人数最少，“亦将近万，中计于英最多三千余，美两千余，日本千余，法千余，德二千余……”，这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侠客行侠杀人的范畴，几近于洋务运动了。传统文学世界里的中国侠客们，最大规模的行侠仗义，也就是聚一些兄弟拉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干些土匪强盗的营生，到底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的。将建设的概念置于侠的内涵中，是超出传统范围的，是一大创举。这样的思路会不会因此而破坏了侠的部分本质属性的决定性地位，也是需要注意的。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武侠卷》中收录了陈冷血的《刀余生传》。《路毙》和《刀余生传二》。与其他小说相比，《刀余生传》自不必说，《路毙》也呈现了现代文明的意识，显然都很有特别的意味在里头。尽管《刀余生传二》又回到了惩治贪官污吏的旧路上去，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两篇小说的立意之光芒。小说的这些特别之处，显然与作者的外国文学视野有一定的关联。小说写作既是独创，也需借鉴，从《新新小说》当中可以看出，借鉴外国的文学资源，将使我们的创作呈现更多的路向、拥有更多的可能。这一点，其他文类如此，武侠小说也不例外。

四、余韵：从“侠客”到“军事”

《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先锋性，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归根结底，它的种种形式的出现，它的诸种有意无意的探索，是与时代的需求分不开的，是与时代的氛围分不开的，也是与陈冷血等人宽阔的文学视野、激愤的救国热情分不开的。有意味的是，从第7期开始，“侠客谈”所占的篇幅明显下降，“侠客谈”的重要支撑者陈冷血将其主要精力放到了“军事谈”栏目的作品翻译中去。从第8期开始连载的侠民所著《女侠客》，不免又回到报恩复仇的老路子上了。这是否意味着创新的道路一贯是那么的难走?又或者意味着就革新世界而言，军事要比侠客来得直接和有效得多?于《新新小说》编者而言，《血之花·序》中既谈到了苏格兰人的军事反抗的现实价值，也通过转引天演家和生理心理学家的观点予以理论的支撑，战争既是“造文明之利器”，又可“养国民爱国之心”，这一切，如何不使得爱国少年血脉贲张?从武侠到军事，《新新小说》转变得非常自然。饶是如此，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侠的存在于世，虽屡遭诟病，但未尝不能视为主体张扬的一种形式。这一主体张扬，强调的是挣扎在困境中的大写的个人，强调的是百折不挠的自我奋斗。它的存在，是建立在强大的个体精神的基础上的。“就武侠小说而言，在历史面前或者在人生面前，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应该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在人类历史的悲剧情境中，个人意志或许因现实的刺激而变得格外坚强，而坚强也会因无望的坚守而逐渐没落、颓废、摇摆，当个人感觉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时，投入集体的怀抱往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军事题材中虽然还有侠，但侠已经式微，近年的“大片”，从张艺谋的《英雄》到陈可辛的《投名状》，个人英雄主义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人群的深不可测。侠客还是军事?认识总是要有其现实基础的。面对现实，这是一个不需要侠的时代?又或者是一个更需要侠的时代?更重要的也许是在问题提出的基础上合理延伸，如何让侠适应这个时代，也让这个时代因侠的存在而具有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如《新新小说》曾经努力争取的那样。行文至此，《新新小说》对侠的提倡与实验，其价值已经不言自明了。

责任编辑　韩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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