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先生旁论

陈平原先生是我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按老的说法也就是所谓“业师”。待我留校任教，当然就可算是“同事”了。十二年—纪，师生缘分，于今岁星凡两周矣。

但要说起初识，则要更早十年。我入本科时，夏晓虹先生恰入职，成为我的“班主任”。陈平原先生也是这年进入北大，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每有班级活动，夏先生就带着陈先生参加。因而后来我偶尔开玩笑说，陈先生和我算“同年”，都是夏先生的学生。

如此漫长交往追随的经历，阐述陈先生的学行，我大概算是个合格的人选。但似乎只在二十年前写过两篇书评，此后未着一字。这一方面是他的体贴，觉得我写东西费劲，于是我一个劲儿地躲懒。另一方面，作为一言一行动见观瞻的著名学者，对他的访问、评介、议论实在是太多了。文化界重大的事情，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而他每—部著作的出版，也都可以看到不止一篇的书评。如今有机会写这样一则文字，竟然不知从何落笔。

陈平原先生著述繁多，而且方面广泛。现代文学自不待言，几乎无所不谈。而旁及其他学科领域，屈指不可尽数。不过检查其著作年表，还是不难看出脉络。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成书《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导师王瑶先生在陈先生自己提出的几个论题中确定的，这背后有着对他学术发展战略的考虑。不过，相对于“上编”以叙事学为依托的整饬论述，陈先生自己更看重“下编”中所提出的“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认为是其只眼别具之所在。也确实，启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小说，其后几年蔚然成风。而体察中国小说背后的诗文底色，类似于这样需要颖悟的学术思路，却极为罕见。从这部成名作，也可看出他学术的主要模式，即一方面重视吸收西方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努力发掘中国文化自身的理论潜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陈平原先生主要的学术成果集中在小说方面，尤其以晚清到“五四”期间的研究为大宗。这些在1997年汇聚为《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皇皇三卷，可看作这一领域研究的总结。其后当然续有所作，但在我看来，皆是机缘凑合随手采撷而已。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学术方向出现明显的转移。著述如杂花生树，多个领域并进。一是散文史，而且与小说史一样，上溯中国古典时期;二是学术史，成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三是教育史，尤以北京大学百周年建校纪念前后的几篇论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还惹来不算大的麻烦;四是城市空间与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这部分是由于欧美汉学界当时学术热点的激发，而陈先生独选北京为个案，与之构成重要的对话关系。

这些新领域的开辟像是一时之间的兴味转移，但我清楚，其实都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早在治小说史时，陈先生几乎读遍晚清民初的小说，利用假期遍访各地图书馆，顺便陪同夏先生旅游。这种竭泽而渔的披览，需要异乎寻常的坚忍。因为精彩之作总是少数，大部分作品味同嚼蜡，简直是对审美感觉的摧残。可以说，这些研究距今已三十年左右，但后之学者在资料的总体占有上，可能还没有超过陈先生的。

在小说史研究期间，比如学术史，陈先生其实已经广有涉猎。这其中多少是为未来的学术工作做准备，多少是为了调剂被小说阅读破坏的心情，现在已难以说得清楚了。可以确定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陈先生所进入的那些新领域，基本都经过十年左右的准备。因而甫一人手，即能驾轻就熟，所作既精且多。

这可以看作陈先生的学术习惯，即做着眼下的工作，同时准备将来的计划，俗语所谓“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拟于不伦，而庶几近之。约十年前，他开始将文学与图像、声音的关系，发为论文。而这些思路，此前很久，我就听他聊过。

这种不断转换领域的学术运作方式，方之近代大学者，则类于王国维的路子。王氏学术生涯，由哲学而文学而史学，始终踞于学术的最高点。亦即陈寅恪引佛家语所谓的“预流”，陈氏所言，偏重于预测学术发展大势。而事实上，能够“预流”，必达成“引领”，亦即影响学术界的方向。陈先生的学问，固未能与王陈并论，但每有所出，必有影响，就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而言，是相似的。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云，究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陈平原先生几十年的治学路径，大体可以归纳为由“精审”到“淹博”，而一以贯之的，则是“识断”。

很大程度上，陈先生可以被看作新时期以来学术史的一个缩影。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他的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被登在《人民日报》上，这篇“少作”对他而言，既颇具意义，又不免略有尴尬。入北大后，198-1986年，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在《读书》连载，引发学界热烈的讨论，影响绵延至今。现在回头看，三人所论，精彩之处固在，仓皇成说也在所难免。但打破以往僵化的文学史构造，“三人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指标性的学术文本，其历史意义将长久存在。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动荡之后，中国社会和学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91年，陈平原和汪晖、王守常创办《学人》集刊，绵延十年。创刊号上陈先生刊发《学术史研究随想》，认为中国学术应转入“学术规范”约束的时代，是文乃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转型的主要文件之一。当然，对于过度“规范”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他很快就有预言和提醒。但不可否认，当年的这一主张，对纠正八十年代漶漫无际的学术风气，呼吁中国学术进入有效的论述“语境”，起了关键作用。

《学人》停刊后，陈先生于2001年主编《现代中国》集刊。新世纪的这一刊物，其实是他新的担忧的产物，即中国学术被体制严格收编之后，内在活力的逐渐丧失。因而他对于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情有独钟。创刊号上，他以编后记的方式，发表《有情怀的专业研究》，提醒“专业化”的危险。这份刊物既是他对九十年代学术状况反思的产物，也多少寄托着所谓“私学”的理想。这是时隔十年，他对学术发展中所可能出现问题的又一次预判。

我是具体负责这份刊物的编辑，十五年后，陈先生越来越犹豫，最终在我的建议下停刊。因为铺天盖地的刊物级别、引用率、影响因子，已经使得在体制外维持高水平的学术集刊，越来越不可能。学术评价被期刊等级绑架的结果，使得连向作者约稿，都成为让人负疚的工作，遑论以此建立学术共同体。也许这需要等待了。人文学术并不都对当下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未来储备思想资源，因而常需俟诸异日。

陈先生自谓有两套笔墨，学术之外，每发为随感。他的随感其实有两类，一是抒写性情的小品，一是体现识见的议论。他自期“读鲁迅书，走胡适路”，或借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所选择的两个对象，也可说是“读太炎书，走胡适路”。取鲁迅或太炎，在于深思极虑。取胡适，则是出于他用世之心，不满足于仅仅批判，还希望以见解影响社会，即他常说的“补天”。

至于那些“性灵”小品，大部分都是陪同夏晓虹先生“行万里路”的产物。不过，我总怀疑，陈先生对旅游，似乎并没有那么高的兴致，有很大程度是出于伉俪情深。这涉及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无论治学还是治事，每每杀伐决断，轻捷明快，单骑直入而从不犹疑，这甚至影响到他的语言风格。同时轻重缓急拿捏得非常清楚，有些事，他再有兴趣，也不会真进去。老早曾经说要学古琴，我教了几次，发现他根本不肯花时间，只好算了。结果他到处宣扬，打趣我教授方法笨拙。一年多前陈先生大病一场，我建议他写写毛笔顺带“锻炼”和“养气”，近来似乎有点儿一发不可收拾。不过依我对他的了解，来了“正事”，大概也就“带住”了。

另一方面，对于周边的人，无論长辈还是晚辈，时时又是体贴入微，其表达方式也多与人异。比如我贪多务杂，从无规划，经常沉溺忘归。在我学生时代，他当然批评约束。待我任教了，他则秉承王瑶先生“门规”，不再多说了。但我知道，跟人谈到我，他是有时担忧，有时不满，有时却又夸奖，似乎还有点儿得意。总之我的事情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十八年前，我的一位至友博士后出站，陈先生觉得应该留在北大，为之谋划。有一天突然来电话，通知我们，说是下雪了，他和夏先生要一起游圆明园，让我们马上过去会合。这种十万火急的游玩让我们都觉得蹊跷。逛了一大圈，聊天之中总觉得他想说什么，似乎也暗示了什么。过了好几日，才知道那天是留校事一时绝望，他是想表达安慰之意，而终于不忍说。记得当时我们真是感到十分的歉疚和感动，那场雪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不曾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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