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里的“新”与“旧”

提到张爱玲，我们总是能从她的身上和文字里寻找到一种历史的荒凉感和“惘惘的威胁”，她在《传奇》的《再版的话》里这样说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用小说向我们展示一个属于她自己心里和她所处的现实交融的世界，她笔下尽是上海和香港的“洋场社会”。

这两座城市是“新”“旧”交融最好的代表所在，这也正如赵园所说：“构成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矛盾的，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新’与‘旧’（因为其中并无所谓‘新’），而是资本主义性与封建性。矛盾，渗透在小说创造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赵园：《论小说十家》（修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10月；《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

渊源

文学常常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且大部分会受到作家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受教育的影响。1920年出生在上海的张爱玲，由于家族的盛衰荣辱，她从小接触到的都是“新”“旧”交叉、融合的事物，如：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中西交汇的租界，上海、天津以及后来的香港；接触的都是新旧两个时代的人们，前清遗老（父亲为代表）、新时代的女性（母亲和姑姑为代表）（参见余斌：《张爱玲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和于青：《张爱玲传》，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年第1版）；学习到的知识也是中西方文化兼而有之。

外部环境的影响——租界文化尤以上海为例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伴随着清朝封建帝国走向没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租界，它几乎象征着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而上海作为租界的典型代表，它“本身就有着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而对于张爱玲，她非常迷恋这个散发着“奇异的智慧”的地方，她也丝毫不加掩饰地喜欢着上海，喜欢着那里的人，她曾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里这样写道：“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在自己的小说里也描绘着以上海为底片的一个个公馆、洋房里的故事片，因为她爱这里，“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张爱玲对摩登生活的恋慕一样可以从上海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里追溯出来。”（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她小说里经常会出现的旧器物，如：钟、屏风、镜子等，而她的主人公又经常从公馆里走出来，走向舞厅、电影院、咖啡厅、西式餐厅等公共场所。

一切的新旧事物对张爱玲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在物欲横流的上海，印刷业、电影业的兴起与发达，前清遗老遗少们的腐朽堕落，金钱利益下人们的斤斤计较和勾心斗角，都给了张爱玲全新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这种中西碰撞的文化，也造就了不一样的上海，不一样的租界文化，以及这种环境里生活的不一样的人们。而张爱玲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影响，父母离异、家族衰败、战火纷飞、爱情失意，于无数不幸中练就领悟出一种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冷漠，张爱玲作为租界里生活的一分子，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细致入微的旁观者，用眼睛和心灵去体味这独特的环境里的人们。

阅读和教育的影响

张爱玲由于家族显赫，即使到她这一代已经步入末路，但是在年少时仍受过私塾教育，且父母的教育水平都比平常家庭高出许多，随后又逐渐进入黄氏小学、圣玛利亚女校以及香港大学读书。背过唐诗宋词，熟读《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等古典名著，曾有一段时间嗜读张恨水的小说，由于当时赴港读书，苦学英语，且在香港基本都是英语交流，因此她的英文水平也相当高。

值得一提的是她少年时期，母亲赴法留学归来，改变了张爱玲的世界。印刷业发达的上海，新旧交杂的文学氛围，促进了新文学各色报纸、期刊、画报的出版与发行，这些都使张爱玲受益匪浅。母亲作为留过洋的新女性，对于新事物的敏感，让她一回到上海就开始订阅各种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季刊》《西风》等等，张爱玲也深受其影响。老舍的《二马》《离婚》等都是倍受母亲喜欢的。母亲也喜欢外国文学，在天津家里就有毛姆的小说、萧伯纳的剧本等。（参见余斌：《张爱玲传》，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母亲的文学情怀对张爱玲以后的写作也注入了一些有益因子。

而在父亲的书屋里，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著外，还有《醒世姻缘》《人心大变》等通俗近代小说、旧体小说。还有一部《胡适文存》，爱读书的张爱玲特别喜欢这些书，在不断充实头脑的过程中，她如鱼得水地享受着各种文化、各种艺术领域的营养。母亲曾请人教她画画、学钢琴，这些东西都让她对色彩、符号、音乐变得极其敏感，传统与现代的文学培养，中国古典小说的熏陶和西方现代派的启蒙，都成为张氏小说“新”与“旧”特点的源泉。

内在个性以及心理的影响

张爱玲作为一个封建家族的后裔，身上天生就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贵族气质，与她接触最深的胡兰成就曾这样写：“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绝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为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这种贵族气也成就了她作品里“旧”元素的缘由之一。

还有从小面对父母的离异，尤其是那次被父亲囚禁在家里半年最终逃脱的经历，以及后来种种因为经济匮乏造成的身心受辱，都让她真正懂得了什么靠得住，什么靠不住，这些都是造成她性格里自私、冷漠、敏感、孤傲的催化剂。她对于成名的渴望以及金钱、物质的追求，都验证了她内心需要真实、自由和安稳。也正是这种金钱观促使她追求个人主义，走出传统，走向现代。

她的兴趣取向也对她的创作有了一定影响，她热爱《红楼梦》，这使得她的文字时时处处可见“红楼”笔法。比如在《传奇》里的《金锁记》的开头，由两个丫鬟的对话引入，这就像《红楼梦》里无数个丫鬟私语的情景。她自己对晚清服饰的钟爱，以及其他服饰的迷恋，也为她在诸多作品里描写主人公服饰的精致与华美奠定基础。她又是一个十足的财迷、影迷，对于她来说，那个年代刚刚好，她只需在那个特定的时段、特定的地点，做好她自己就好。也正因为如此，柯灵才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柯灵：《遥寄张爱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具体表现

在三四十年代，张爱玲辗转于繁华的上海和香港之间，骨子里迷恋着古典中国的气韵，迷恋旗袍、《红楼梦》里的人、中式家具等等典雅的中国风物人情。她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享受着商业运作带给她的名和利，期待过一种真实、富裕而自由安稳的生活。她留恋于传统，想抓牢现在，还渴慕未来。“她的作品使人看到，她怎样较为成功地调和了两者——中国旧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不同情调，在似乎‘相克’的艺术元素的化合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一种调子。”“张爱玲的小说风格，是在与描写对象——沪、港洋场社会的和谐中完成的。她成功的找到了这种和谐，非只是表面的、外部的、而是骨子里的，经由她创造的感性世界，经由光、色、声、形……”（赵园：《论小说十家》（修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10月；《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

“旧”时代情结

对于古典中国的旧式情怀

张爱玲对于贵族家庭、封建家族的血统从不愿意提及，可是这样的身世，却带给她一种难以言表的历史感和苍凉感。她笔下的“现代人”，虽然是生活在现代，但他们骨子里其实还是老中国的人，就如《花凋》里提到的郑川嫦的父亲一样，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是一些软弱的、历史煎过的药渣，他们就那样逐渐掉入“没有光的所在”。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写道：“《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数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的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洋场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号角已经吹响，“经济上工业的进步更是旷古未有，但是旧风俗习惯却仍旧深入人心。”（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纵是社会发展到了民国，但也无力改变旧中国的灰色儿女腐朽滞留于旧时代的心。小说里的人物就这样无望地生活在现代都市，就像《茉莉香片》里描写的那“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中国的旧小说情调

张爱玲虽然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沪、港，但是她熟读中国旧小说，“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的摸透。”（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而旧小说的情调还体现在她小说里随处可见的“红楼笔法”。她将大观园里的“树倒猢狲散”移植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洋场社会”，精心地描绘出一幅变革时代人性的透视图。

尤以《传奇》为例，其中小说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结构，描绘着大家庭衰落的历程，种种情节以及通俗的人物对白，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红式”氛围之中。

结构上的“中国模式”

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都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纵式结构的写法。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两点：一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源自脂砚斋批语），叙述描写要首尾一贯，前后照应；一是“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源自《史通》），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两点，张爱玲把握得很好。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有头有尾，都是完整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在情节推进中得到完成，具有整体美，而人物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

“新”时代的冲击与毁灭

现代派的表现内容

小说中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中国日常家庭生活的渗透与改变以及这渗透与改变中对人物心灵的挤压；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在表现人物心理与感情时，往往于传统的语汇和手法中融合意识的流动，能在叙述中运用联想，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富有映照心理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象的丰富和深远，深深地烙下了西方现代派的痕迹。

现代派的手法

小说里大量的心理分析，如《心经》里的“恋父”情结以及《金锁记》中描写的女性情爱受压抑后产生的变态心理都可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加以解释。

其次是意象运用，张爱玲写光怪陆离的现代洋场，洋场社会中人类的畸形文化，她最爱用“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感觉。张爱玲最喜欢采用的意象是“月亮”“镜子”，这种典型的现代派手法中心理写实的技巧对于帮助张爱玲表现人物的情绪、感受、印象和潜意识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有关这两个意象，水晶这样说道：“如果说，‘张爱玲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的话’（引用夏志清先生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里的一个看法），那么我此刻要填上一句：他们同时喜欢低头照镜子；望月固然令人感怀（外感），揽镜则更易发人深思（内省）。”（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

商业性的追求

张爱玲对于写作能带给自己名声和金钱的追求丝毫不加掩饰，这也代表了生活在特殊年代的张爱玲内心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商业性的追求既是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那个年代写作成为一种赚钱的生存手段的显现。而且以小说来娱乐消遣游戏人生是“海派”作家的共同追求，虽不能将张爱玲完全划入这一作家群，但是至少在商业性的追求这一方面，张爱玲是与“海派”作家相统一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西方文明与封建文化的交接处，张爱玲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的作品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到了生存的夹缝，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把握住了时代背阴面人性的破落与愚妄。独特的时代造就了独特的张爱玲，也成全了独特的张爱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张爱玲都是个体的、特异的、不可复制的。

她用自己向我们证明：生命不仅仅是重复，而是创造！

推荐访问:小说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