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信仰与唐代早期志怪传奇小说

摘 要：巫术信仰是深刻影响我国民众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文章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唐代早期志怪传奇小说集《广异记》的分析，探究巫术信仰对唐代早期志怪传奇小说的影响，认为，唐初小说往往无意识地流露出对巫术的信仰；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巫术信仰；唐代早期；志怪传奇小说；《广异记》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5-0-02

（一）唐代早期宫廷信巫成风

纵观整部《中国巫术史》，巫术信仰在各个朝代都没有停止活跃，唐代亦是如此。从太宗、高宗、武后到中宗、玄宗、肃宗，唐代宫廷信巫成风。唐太宗之时，极好巫术和巫师。据《隋唐嘉话》记载：“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捡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犯正，若是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自倒，若为所击者，便不复苏。”[1]胡僧即中原的巫师，故事中巫师虽然出丑且丧命，但太宗仍喜好巫术。唐太宗对巫师有好感，在许多事情上都有体现，甚至连巫术被用作叛变的工具，太宗仍然对巫术和巫师喜爱有加，《新唐书·刘文静传》记载，刘文静夜晚召巫师披发衔刀大搞巫术，结果被诬告借巫术搞叛变。太宗盛怒之下将其满门抄斩，却未惩罚巫师禁止巫术。由于唐太宗的这种态度，太宗朝巫术泛滥，其后的几位皇帝也将巫术作为娱乐或利用的对象。

可以说，唐朝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巫术信仰的影响之下。各个地域、各个民族信仰的巫术类型可能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其信仰巫术的心理是毫无差别的。基于此，巫术信仰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一个表现就在小说创作。

（二）巫术信仰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意为之，这使得唐代小说呈现出由实录向虚构的逐步转化。但是无论是基于实录的精神还是虚构的原则，小说作者在创作志怪传奇类小说时或多或少的受到巫术信仰的影响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只是发展到后来，巫术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小说创作者表情达意的工具。《广异记》作为此期小说的代表，其内容十分明显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表现为许多篇目都涉及到了巫术因素，首先来看《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暂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槅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后数日，但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槅，入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复见巨……子归，焚香上陈。怀仙使金参军斋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于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2]（8）

这里主要讲的是石巨笃信道教，最后得道成仙的故事。但是不难看出巫术信仰暗贯其中，无论是开始石巨要儿子去寻找“卜人”这一举动，还是后来其子焚香求雨的行为，以及怀仙因求雨成功而为石巨立庙的结局，都清晰地显露出浓厚的巫术信仰。

再看《王琦》一篇，这个小说篇幅较长，情节波澜起伏，小说主要是在宣扬佛教，但是其中随处可见巫术信仰的影子：小说开头，王琦整日念诵佛经，从而能够以狗的性命代替自己的性命逃过一劫，这一情节明显是受了反抗巫术的影响；接着，王琦先畜一把净刀子，尔后每次都手持此刀念诵佛经，结果这把刀就变成了杀魔刀。这一情节显然具有交感巫术的性质；最后，王琦屡屡以念诵佛经驱除恶鬼，治愈病痛甚至还为妻子治愈病痛的情节，也具有反抗巫术的性质。所以，这篇小说虽然旨在宣扬佛教，却是通篇笼罩在巫术信仰的影响之下。这类小说在《广异记》中比比皆是。下面来看《李昕》篇，这篇小说中的巫术信仰更加突出：

唐李昕者，手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鬼乃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乃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2]（30）

这里，我们首先来了解《千手千眼咒》。这个咒语全名《千臂千眼陀罗尼神咒经》，是佛教密宗发明的一种模仿巫术，此经云：“若人患鬼疟病者，取虎皮、豹狼皮，咒三七遍，披着身上，即差，若师（狮）子皮最上。”[3]可见，李昕运用咒语帮助他人驱除恶鬼还需要身披兽皮，本就是在进行巫术活动。因此，小说中的巫术信仰是显而易见的，类似的篇章还有《王乙》等。接着来看《苏颋》一篇：

唐尚书苏颋，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觋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颋因复论向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颋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颋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2]（34）

在这篇小说中，巫师是直接以正面身份出场的，巫师作为人与鬼交流的媒介在小说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小说虽意在表现善恶有报，却于无形中流露出当时普遍信奉巫术的现实状况。接着来看《顾琮》一篇：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然，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间，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之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2]（38）

这篇小说乍看似乎并不涉及巫术，其实不然。顾琮的友人为顾琮解梦的情节体现的是语言巫术中的谐音巫术，小小的解梦行为却暗示出了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巫术思维方式。

（三）巫术信仰影响小说创作的原因

那么巫术信仰何以影响唐代早期志怪传奇小说创作，我们主要从社会环境，士人风气两方面来研究。

首先是社会环境。前文已经提到，唐代社会仍是普遍信仰巫术的，即使巫术的弊端在慢慢显露，巫师的欺骗性也在逐渐暴露，仍有众多民众对巫术笃信不疑，另有许多民众对巫术持有一种既信且疑的矛盾态度，完全否定巫术的人少之又少。这与巫术本身的性质有莫大的关系，巫术是人类出于某种现实目的而创造的“巫术之所以自古流传至今，乃由于它对民众精神上与心理上有一些安慰作用与排解作用……”[4]正是由于这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巫术信仰才会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并产生广泛而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中的士人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感染，再加上嗜奇心理和趋众心理作祟，使得创作与阅读志怪传奇小说都成为时尚。

再来谈士人风气。唐代早期小说创作上承六朝志怪小说而来，因而它在许多方面必然受到六朝志怪小说的极大影响。小说从战国发展到六朝的过程中在士人中造成了两种风气：搜集传播故事的风气和把故事记录成书的风气。[5]（13）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正是得益于六朝时期文人之间流行的“讲故事”的风气，“六朝文人之间流行着‘剧谈’‘戏谈’‘说话’的风气，这种风气造成了大量故事的产生、流传、扩散和集中，最后在文人手中而完成了向书面形式的转化……”[5]（15）唐代文人继承了六朝士人风气，再加上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官员调动非常频繁，士人流动性较大也就见多识广，这些因素都非常有利于故事的传播与搜集。此外，民间俗讲、说话的兴起也强化了这种风气并提高了故事的质量。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故事之所以得到传播，是因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故事的真实性是信而不疑的。正如詹鄞鑫所说“……如果一定要挑出与人的思维方式关系最为密切的观念，或者说最具有人类共性的观念，我以为当推原始宗教，预测和巫术观念。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观念都是由于民众的普遍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正由于此，这些观念的变化最为困难，持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影响的方面最为广泛，也往往最隐蔽的显示出它的‘无意识’性。”[4]这段话，我们深以为然。普遍的巫术信仰是士人谈神讲鬼风气形成的基本保障，也是小说内容常常无意识地涉及到巫术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巫术信仰与唐代早期的社会环境，士人风气和唐人的小说观念都密切相关，巫术信仰作为一种潜意识，深深影响着志怪传奇小说的创作。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高国藩.中国巫术史[G].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63.

[2]戴孚.广异记[G].北京.中华书局，1992.

[3]高国藩.中国巫术史[G].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445，1，452.

[4]詹鄞鑫.心灵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7-8.

[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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