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写

摘要：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学史编著的逐步成熟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地位。从世纪初传统文学观念对俗文学的排斥，到20年代雅、俗文学对举，再到30-40年代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之史述研究折射出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辙。

关键词：俗文学；文学史；史述模式

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70-03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述范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几乎是在空白的状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与此巧合的是。对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几乎与文学史的成长同步，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阶段文学史的编写就是俗文学研究的一个“晴雨表”，各种文学史编写的体例安排、对象择取、文学观念转变等都在折射着人们对俗文学关注和研究的观念态度。

20世纪初期，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窦警凡的《历代文学史》(约在1906年出版)是一部国学通论性质的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在“叙集”部分谈到戏曲时。该书主张“曲则其品益卑”的文学观念。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在借鉴日本文学史编写体例的同时，也沿乘了文学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菲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即使是近代文学革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依然有文学观念保守的人在竭力固守传统，排斥各种俗文学进入文学史。1912年，龚道耕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略论》，所述以经史、文集、诸子百家为主，行文全用文言。本书完稿之时。正是“五四”时期，但作者极力诋毁白话文学，并哀叹“文学不可复回矣”，其排斥俗文学的立场可见一斑。

但是。随着俗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俗文学文体也逐渐被引入文学史的编写，在稍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俗文学都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和位置。其中，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列为文学正宗的文学史著，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历代新兴文体的价值，如宋代语录，元代戏曲、章回小说等，而且提出“死文学”与“活文学”的概念。这与后来胡适等人在白话文学运动中倡导的“活的文学”的理论很相吻合。1918年，谢元最撰写的《中国大文学史》甚至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并预言“自今以往，平民文学。殆将日盛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初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学史编写主要还是承继了传统“大文学观”或“杂文学观”，多数文学史是以传统的诗文为主甚或只有诗文，而排斥俗文学文体的地位。窦、林二著的国学通史性质自不必论。即使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凡制、诏、策、谕、诗词赋曲，以及小说、传奇和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无所不包。”而被其推崇的小说、戏曲等文体仅仅作为“诗余”，占据了很小领域。稍后，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虽为当时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之一种，也不得不照顾到当代读者中间的流行趣味。此一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受到了20世纪早期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有迎合时人对俗文学态度转变的编写策略，但有关小说、戏曲的内容依然少的可怜。即使是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没有完全脱离“大文学观”的影响，内容涉及到经史子集等，然而该著在“平民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论述轮廓相对完整，内容较为丰富，从其所采取的态度看明显受薪文化运动中自话文学观念的冲击，可以看作是一部新文化运动前后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学史著作。

在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废文言，高扬白话文学的时代精神背景下，人们撰写文学史的观念大变，传统的文学史模式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它太大改变了过去“大文学、杂文学”的观念。而代之以现代文学观念的文学史写作体例，而且俗文学、民间文学等文学样式也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青睐，并出现了大量俗文学、民间文学专著。这其中缘由，一方面是在经历了20世纪初期的引入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更容易在五四时期被全面接受并推行。自20世纪初期以来，汉学家翟理士的《中国文学史》之现代文学史观对国内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郑振铎曾评价说，它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戏剧列入文学史，又第一次注意到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一下子改变了经过数百年上千次书写的中国文学的面貌。事实上，对中国文学史编写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观，自1903年链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以来，戏曲、小说就同传统的诗、词、文一起成为日本汉学家撰写中国文学史必不可缺的叙述对象。20年代以来，就先后有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等文学史著作翻译出版，它们无一不是强调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周作人曾说过，日本汉学家写中国文学史的特点，一是“方法序次多井然有条”，二是“涉及小说戏曲，打破旧文学偏颇的界限”。另一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走向民间”、走向平民、推行国语运动等文化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俗文学、民间文学，越来越多的文学史编写者重新审视传统文学观念给文学史编写带来的桎梏危害，他们在解构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正视小说、戏曲、神话传说、歌谣等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存在，寻求新的文学史撰写体例。重构新的文学史著作，“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20年代以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等都注重加强了过去文学史研究比较薄弱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的叙述；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等更是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编写观念和体例，而从“白话文学”的视角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推向文学史的中心：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曹聚仁的《平民文学概论》则选择了从“平民文学”的视角来梳理文学历史。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版，该书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此一时期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突出表征。它彻底颠覆了辞赋、骈文和律诗等文盲文学的历史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其“双线文学观念”支配下的“白话文学中心说”。稍后，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所述元明清文学部分，全以俗文学为主体，其中关于弹词部分尤为其他文学史所未详，这也是20年代为数不多的涉及说唱文学文体的文学史。

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史”叙述话语中心开始转移，很多史著在讲到宋元之际，都开始注重把叙述的主要对象从诗词文开始转向小说戏曲说唱文学，这种析述架构除了受史实的制约之外，更多体现在此一时期人们文学观念的变更。陈国球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一、胡适的“白话文学正宗说”，对以诗文为主的传统文学史架构造成冲击：二、晚清以来“以小说戏曲为改造国民工具”的论见，促成适时的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三、中国文学史家出身西方强势文化的阴影下，急于探询可与西方文学叙事主流相

比拟的文学体制：四、中国史论传统中的“诗盛于唐”、“宋以后的诗不足论”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反传统诗文的“五四”文学观。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撰写热潮中，不但民间文学、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且出现了各种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专门史，这是此前学术史研究中很少见的。在小说史编写方面，胡适的《论短篇小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等构成了20年代小说史撰写的高潮。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开荒拓源之后，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等不仅在史述时闯上前后拓展延伸，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也是日趋丰富，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受此时“走向民间”文学思潮影响。一些民间文学史著纷纷出版，徐蔚南的《民间文学》、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等著作是20年代“俗文学研究民间化”的史述体现，它们与歌谣学运动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走向民间”学术思潮的最华丽景观。

伴随着“文学大众化”的时代需求，人们对俗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敦煌俗文学逐渐走进研究者的视野。除了早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敦煌俗文学对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意义外。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强调敦煌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雨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采用了。”“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演变的线索。”30年代的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世纪卷第三篇上)的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中详细论述了敦煌俗文学的发现、价值、各种文体及其关系等。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用两章的篇幅专论“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和民间文艺的研究”。自此之后，引入了敦煌俗文学的文学史叙述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更多地加入了研究者对以敦煌文学为主的说唱文学的关注，加强了各种俗文学文体演变传承关系的论述。这其中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最为典型，该书在叙事结构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材料是此前文学史中所未述及的。有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郑振铎不仅把它们变成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隋唐以后文学史的叙事中心，而且还为其各设专章，如《鼓子词与诸宫调》、《昆腔的起来》等，这样一种颠覆性的史述革命直接将俗文学从以往的边缘角色推向文学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更是把传统文学与民众文学分为两部分，高度肯定民众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在其上、下卷的叙述中。下卷通称为“中国民众文学之史的发展”，专论自先秦至民国以来的俗文学的历史状况及其逻辑沿革，里面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小说、戏曲、宝卷、弹词等各种俗文学文体。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到宋元明清文学，全以俗文学为主体，除了小说、戏曲之外，还涉及陶真、宝卷、弹词、鼓词等，其中关于鼓词部分，尤为其他文学史所未详。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不仅有大篇幅的戏曲、小说专论，而且对神话传说、鼓子词、诸宫调、全相平话、宝卷、弹词、鼓词、大鼓、皮簧、滩簧等都有论述，这大概是3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涉及文体最多的著作。

总体来看，30年代是20世纪上半叶文学史著述最为繁盛的时期。此时期文学史编写不仅延续了20年代以来文学史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的重视程度，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叙述比例，甚至有的出现矫枉过正、比例失调现象，更有许多文学史纳入了对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的叙述。这一现象在各种俗文学专著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早在1930年出版的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概说》就对包括宝卷、弹词、鼓曲在内的具有文本性特征的“唱本”单列研究，开启了30年代俗文学著作对说唱文学研究的先河。此后，王显恩的《中国民间文艺》、洪亮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陈光尧的《中国民众文艺论》等著作不仅在择取对象上将各种说唱文学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而且有意识地将它们作为俗文学研究的中心。更为可贵的是，此一时期出现了陈汝衡的《说书小史》、阿英的《女弹词小史》一类的专著专论说唱文学史。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这种史述模式达到极至。该书重点论述的内容就是“讲唱文学”。为此作者有意回避了对小说、戏曲的论述，更是完全舍弃了以口头流传性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民间文学体裁，而对变文、鼓子词、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的叙述各列专章、叙述内容更是不厌其烦，真正将“俗文学看作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了”。作者的理由是：“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的篇页，便不能不为被目为‘俗文学’，被目为·小道’的‘俗文学’所占领。哪一国的文学史不是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的呢?而过去的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却大部分为散文作家们的生平和其作品所占据。现在对于文学的观念变更了，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变文、弹词等等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了，故这一部分原为‘俗文学’的作品，便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的特殊注意了。”此一著作的面世，同时标志着俗文学学科的确立。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期就此拉开帷幕。

4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基本延续着3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编写格局，作为俗文学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依旧是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与40年代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象遥相呼应。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直至50年代，受“民间文学主流论”思潮的影响，出现“红色文学史”编写现象，这种高抬俗文学地位的史述模式才被打破，俗文学由此前文学史的“宠儿”骤然变成了被批判遗弃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劳动人们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话语里也失去了此前的神采而走向边缘。

纵观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叙述，此一时段内的文学史编写在对象的择取和史述观念上总是伴随着俗文学学科建设的深入而不断地打破其既定的格局。从总体上看，它基本上沿着这样一个逻辑轨迹前行，即杂文学史(大文学史)一以诗、文为主要对象的文学史一诗词文、小说、戏曲的文学史一诗词文、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叙述话语中心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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