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杀碑》的成就与影响

摘 要：朱贞木被后人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其创作可谓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之大成，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港台新武侠作家广泛仿效借鉴。《七杀碑》是其代表作。本文试从武侠小说发展历史的角度探讨朱贞木《七杀碑》的成就与不足，从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爱欲望描写等方面研究其创新之处以及对当代港台新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朱贞木 《七杀碑》 新武侠小说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各种社会力量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以各种形式包括侠与帮会的面目反抗社会现有秩序。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市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壮大，印刷业繁荣，文学走向文化市场，商业性、娱乐性大大加强，武侠小说由于投合中国人的侠客崇拜心理和喜欢紧张曲折情节的欣赏习惯而风行。虽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排斥批判，却依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通俗文学样式，涌现了一大批知名作家。其中朱贞木被认为是现代武侠小说之集大成者，其代表作《七杀碑》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融会了前人所长，又弥补了一些不足，在历史背景设置、侠客形象塑造和情爱欲望描写等方面有所创新，为以后的港台新武侠小说作家所广泛仿效、借鉴，给当代武侠小说的发展以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文试对其成就、影响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

一、历史坐标

朱贞木对后代武侠小说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开创了武侠小说历史派的先河，把武侠和历史结合起来。《七杀碑》所叙杨展等七雄的故事，就建立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历史坐标系中。在原著序跋中，作者一再强调作品背景的真实性和主要人物行动的真实性：“献忠入蜀，屠杀甚惨，而屡挫于川南七豪杰，恨之也深，立碑而誓，七杀碑者，誓欲杀此七雄耳”，“蜀人至今指杨展遗迹‘万人坟’，及七雄义烈掌故，类能道之……此七雄当明末之世，联袂奋臂，纵横川南，保全至众，而卒扼于板冗大僚，自剪羽翼，身为国殇，全蜀因而糜烂，事至壮烈，可泣可风……”

在故事叙述中，作者也有意表现其某些历史的真实性。主人公杨展赴京考武闱，及其由京返川的行动，把川南七雄的活动与朱氏朝廷的腐败衰微，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历史事件结合了起来，呈现出半是传奇、半是历史的独特情趣、并且使小说突破了江湖恩怨、锄强扶弱、夺宝复仇等固有格局，而与政权斗争、朝廷更替等糅合在一起，拓展了小说主题，并表现出较为广阔的历史氛围，引人沉思遐想。

朱贞木开创的武侠小说的历史性很得后代作家的亲睐，金庸、梁羽生等武侠作家往往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们叙述的故事，往往以异族入侵、朝代兴替的乱世为背景，主人公既活跃于山林江湖，又出入于朝堂宫廷、两军阵前，并且与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历史人物——如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李自成、吴三桂、黄宗羲、纳兰容若等——有着很多交往和联系。这些小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然而也正因此，读者享受到了一种“野史之趣”。如果小说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或毫无历史背景可言，那么这种介于“信与不信”的趣味就将减少许多。

当然，由于历史性在朱贞木还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所以还不如后来的金庸他们那样运用得娴熟自然。在小说中，张献忠等历史人物还只是主要作为主人公活动的背景存在，张献忠这个人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丰富复杂性还没有得到更多更完满的直接表现，与杨展等主人公的行动结合也不够紧密，因而比不上《射雕英雄传》那样令人趣味无穷。

二、人格模式

武侠小说总离不了“侠”。梁羽生曾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1]从司马迁《史记》起，就开始了以“侠”为主人公的创作，而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塑造一些人格极具震撼力、令读者难以忘怀的大侠形象。《七杀碑》塑造了“川南七侠”的形象，其中作者着力最大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就是七侠之首——杨展。在他身上，表现了作者对“侠”的理解，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反映出作者思想观念的进步性与一定的局限性。

小说中的杨展，英俊儒雅，文武双全，风度翩翩，潇洒大方；他忠诚于陈瑶霜的爱情，既能对其他女子怜香惜玉，但关键时刻又能坐怀不乱。这样的形象，既符合人们追求完美的审美心理，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儒”的精神：他一心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表示宁愿毁家弃财，也要保卫桑梓；他锄强扶弱，路见不平、全力相助。作者借他之手写下八个字“英雄肝胆，儿女心肠”，借他之口阐述“……英雄肝胆，占着一个义字，儿女心肠，占着一个仁字，仁义双全，才是真英雄”，而“仁义”二字，不正是儒家理想的道德风范和治国之本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杨展这一人物形象，还有所变化超越——在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到传统武侠小说中所宣扬的忠君报恩的思想。

作为侠，“其行虽不轨正义”，但大多数侠依然表现为忠君护主，具有浓厚的报恩思想。荆轲的“万金酬士死，一剑报君恩”（叶宪祖《易水寒》），唐游侠的“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王维《少年行》），作为古代武侠小说高峰的《水浒传》也以英雄们的死最后完成了“忠君”之举，展昭更是当面拜领了皇上“御猫”的钦赐……但《七杀碑》所表现的却是对“忠君”思想明确的否定。例如小说第21章，作者明确批评明末的时局，“这原是封建之世，‘家天下’没落时代的应有现象”；又借曹勋之口大骂明末衰微是“活该倒霉，这是朱家的事，让朱家自己料理去好了”；而杨展保护官银，欲办团练等作为，也“并非效忠一姓，听命于人”，而是“砥柱中流，志在保民”。虽然“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先秦即有，但几千年的封建时代还是把忠君提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经过五四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朱贞木通过笔下新侠客的形象表现出了对传统侠客忠君报恩封建思想的摈弃，其思想观念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进步的、可贵的。

儒家思想深深浸透在中国文人的血液骨髓之中。那种忠信仁义、慷慨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使之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另一方面种种清规戒律、礼教纲常又长期束缚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而“侠客的敢怒敢骂、敢打敢杀，浪迹天涯，独掌正义，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精神的解脱和超越，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自由愿望”[2]，成为许多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侠”的形象，莫不体现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梁羽生提出要“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3]，他笔下的侠就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朱贞木笔下的杨展、丐侠铁脚板、破山大师等亦如此。“侠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的精神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志的理想精神，侠的对人类的同情，对正义的执著追求，对恶势力的永不屈服的斗争，它的朴实、率真、至情至性的气质和无私、高尚、为国为民的情怀都是我们的民族的永恒的梦想和追求。”[4]可以说，“侠”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也是现实中一种完美的不可实现的梦想，美则美矣，却带着几分虚假。而在之后金庸、古龙的作品中，则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儒家之侠的主人公，他们或追求自我人生价值、至情至性的实现，或浪迹江湖我行我素，或恬淡无为一切随缘、顺其自然，甚至招摇撞骗大耍无赖……这些形象虽然丧失了以往大侠的神圣光圈，却更接近于真实自然的人性，也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标准。

另外，侠的形象的形成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大有关系。社会黑暗、人间不平，百姓们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只能在小说中得到寄托。正是对扶危济困、救民水火的侠客的梦想，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侠文化。侠令人赞美，但产生侠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却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是祈求他人拯救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其解决现实矛盾对抗邪恶的依靠主要是“武”即暴力，而不是西方侦探小说中的依靠智慧与法律，这是建立在怎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

三、情爱世界

爱情的介入，为武侠世界平添了几分旖旎风光，英雄儿女，更受读者喜爱。《七杀碑》也写了情，而且是颇具现代意识的爱情。小说虽是描绘的明代末年之事，但作者并不拘泥于此，津津乐道三妻四妾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表现了现代人对婚姻爱情的理解。其现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爱情的忠贞，对一夫多妻制的否定。杨展与陈瑶霜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是一对恩爱夫妻。但在成婚前后，作者又让杨展先后遇上了虞锦雯、三姑娘、毛红萼等女性，她们对杨展心生爱慕，主动追求，使杨展经历了考验。杨展面对爱人作了一番表白，说两人“少一个果然不成，多一个也是扰局”，表达了杨展对爱情的理解和忠贞，也鲜明地否定了一夫多妻制。

其次，作者在表现杨展忠于爱情的同时，也并没有回避他面对其他女性时所产生的一定的心理矛盾冲突，对杨展及女性们的情爱欲望予以充分的理解，但又把握分寸，决不庸俗淫秽。面对毛红萼等女性的缠绵柔情、主动进攻，杨展“佳丽当前，未免有情”，但“常在自戒中”，凭着对妻子的忠诚和君子不挟恩负义的道德感，“宛如在万马军中，拼死杀出重围”，符合了“发乎情，止乎礼”的要求。

再次，作者借毛红萼之口，将欲和爱加以区分，进一步肯定了超乎肉欲的精神之爱的存在，肯定了爱在人生中的地位，所谓“朝闻爱，夕死可矣”。但紧接着，作者又指出爱情的内容与形式、精神与欲望的辨证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

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就既不再是见一个爱一个，兼收并蓄、其乐融融的风流纵欲，也不再是道貌岸然、伦理纲常的酸腐说教，而是表现情与欲既统一又相冲突的真实人生。因而后人评价道：“王（度庐）、朱（贞木）等人的小说创作观念与形式，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新文艺的思想观念与表现形式。这是与后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同源的。” [5]

当然，在读过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白发魔女传》等之后，当今的读者再读《七杀碑》就会觉得其中的“情”表现得还是平淡了些，少有曲折动人，更没有生生死死、情天恨海的浪漫激情，显得平淡。当时作者的观念还没有新武侠作家那样开放，难以向读者提供更多关于爱情的审美愉悦和哲理思考，因而其成就与不足都不可能像新武侠作家作品那样明显。

其实，《七杀碑》的成就与不足以及影响同样表现在武功描写、情节结构等方面。例如武功描写既有精彩之处，又不如后代小说那么系统化、艺术化且富于个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在情节结构方面，作为长篇，往往通过人物之口追溯大段往事经历，似还有中篇连缀之嫌；匆匆收尾，情节不够完整，序跋中提到的七雄“联袂奋臂，纵横川南，保全至众”之业绩仅仅开了个头而未得到很好展开，他们“身为国殇”，“事至壮烈，可泣可风”的悲壮结局则根本没有得到表现。因而从小说中读者难以得到悲剧力量的强大震撼，得到更多关于历史、人生的思考。

作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收束之作，《七杀碑》无疑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因为时代或作者的某些因素而难免存在不足。但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对后代武侠创作的积极影响。朱贞木广泛吸取了传统武侠小说中历史派、侠情派、奇幻派等不同流派的长处，在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别出心裁、大胆创新。不管是被尊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还是被视作旧派武侠小说的殿军，《七杀碑》可谓集大成之作，它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作了一个较为圆满的收束，为当代新武侠小说的兴起预设了一个良好的伏笔。

注释：

[1][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4][5]陈墨：《海外新武侠小说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陈墨著.海外新武侠小说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3]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冯凌 江苏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人文系 2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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