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郁达夫与张资平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

内容摘要：郁达夫和张资平创作道路都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在作品内容的取材，平面照相似的实录，露骨大胆的描写等几个层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诚然，他们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情况也有相当的偏差，因而两者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关键词：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郁达夫 张资平

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艺是深受日本的洗礼的”。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历史与日本社会、文化、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其中自然主义文学及其演变而来的“私小说”尤其引人注目。20世纪初，西欧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波及日本，形成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郁达夫和张资平赴日留学期间，正值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盛的时期，他们都受到了这一文学思潮的影响。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田山花袋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点。田山花袋认为文学取材要以身边琐事为素材；他主张“平面描写”，即“依照事实的原本，自然地描写事实”；要“露骨更露骨，大胆更大胆，让读者不禁战栗”。日本自然主义还把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的私生活也纳人文学描写的范畴，拓展了文学写作的空间。

一

以身边琐事为素材进行创作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时代的重大问题都有意回避和淡化，而将着眼点落在日常琐事上。纵观郁达夫的作品，特别是自传体小说，可以从其对许多事情的描写中想象出郁达夫本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感受到他本人的心理和情绪。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第三部分中有以下的描写：“他的故乡，在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的不堪。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1]这是郁达夫少年时代的事情。此外，郁达夫在《沉沦》、《银灰色的死》等篇中关于主人公去找女孩子喝酒的描写，也是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张资平小说在取材上也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他惯常以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包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为描写对象和内容，小说人物的命运和作者自身的经历往往极其相似，以至相互吻合重叠。因此，张资平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的特点。如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广东蕉岭期间创作的有《一群鹅》、《澄清村》；武汉时期创作的有《寒风之夜》、《两人》、《小教员之悲哀》、《冰河时代》和长篇小说《明珠与黑炭》等；到了上海以后的创作有《Lumpenintelligentsia在上海》、《十字架上》、《残灰里的星火》等。这类作品可以说简直就是日本“私小说”的中文版，有研究者称之为“身边小说”。

郁达夫和张资平在取材上都将目光投向身边发生的小事、琐事，以至个人隐私，活动在小说中的人物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平凡普通、可悲可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郁达夫小说大多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有着性的苦闷、生的悲哀的“零余者”和弱者，在社会上受到压抑，个人生活上郁郁不得志，使他们沦落为感伤主义者。张资平写得最多的，一是漂泊异乡、怀才不遇、处在多重困扰之中的青年学生；二是落泊潦倒、穷困不堪的现代中国的知识者。总之，就是作者身边的凡人小事，生活琐事。郁达夫很赞赏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2]的说法似乎也很对张资平的脾胃。

二

田山花袋曾对《〈人〉中所作的尝试》中的“平面描写”手法做出解释：“摹状客观事物，现象不深入其内部，对人物精神状态刻画亦然；只把所见、所闻、所遇的，原本原样地形诸笔墨便可，即平面地进行描写。”郁达夫小说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平面描写”的手法。郁达夫的小说里既没有众多的人物，也少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小说中心的人物主要就是一个“我”，而且这个“我”又是作者自己。他重视自我表现重视感情的抒发，而不注重情节的展开和故事的铺叙。在作品中，作者完全进入了无我的境界，其存在是无形的，他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完全隐匿于讲述之中。无论是表现《沉沦》中“他”的沉郁和敏感，《茑萝行》中“我”的自责和柔情，《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她”的自尊和善良，还是刻画《迷羊》中月英的艳浮和世故，以及《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郑秀岳的虚荣和软弱，作者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以作品中人物的视角，客观、冷漠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再现现实生活。

张资平在创作中也积极实践了这种自然主义主张，张资平的小说显然没有郁达夫小说中常有的强烈的主观浪漫抒情色彩，更多的是像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把人当作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对象，对人生事象作认真细致的实地观察，用冷静客观的“实写”方法，将生活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人类生活的黑暗面”全都无所顾忌地“抉剔出来”。张资平对于笔下人生事相亦不加人任何倾向性的评价、判断，“自然就是自然，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美也不是丑。”[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所选张资平五篇小说无不具有这一特点：《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平面描写日本华侨秋儿的悲惨遭遇；《木马》客观叙写一个穷困家庭不满3岁的小女孩，迷恋玩具木马，最后丢失；《梅岭之春》详尽拟状侄女委身于叔父的感情；《小兄妹》平静描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窘状；《约伯之泪》以书信方式传达一个男子对异性的渴望。这些小说只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流水账似地随手记下，作者的爱憎仅仅是在客观冷静的描述中自然流露，写作态度相当客观。

三

田山花袋在《露骨的描写》一文中写道：“露骨的描写，大胆的描写——也就是说在技巧论者看来是拙劣的、支离破碎的东西，反而是我国文坛的进步，也是文坛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把这看作是坏事的批评家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了。”他极力推崇要“露骨的描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原原本本地再现现实生活的面貌。郁达夫小说的露骨描写擅于表现人物形象灵魂中“肮脏”的方面。如在《沉沦》中写“我”的手淫，偷视老板女儿的洗澡，偷听野外一对男女的调情。可以说，支撑郁达夫小说的，除情感外，就是细节，关于情欲、琐事、生活场景及主人公行为的大量的微小的逼真的艺术细节。此外郁达夫的小说着重于大胆地描写灵肉冲突，赤裸裸地暴露自我形象的内心深处的性苦闷。实际上，郁达夫小说形象的性苦闷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处却是“生的苦闷”。性，于他们于小说，仅是苦闷的一个导火线和触机。性的苦闷下面交织着生的苦闷，这是郁达夫小说之所以能深刻地表现出“时代病”的重要原因。接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露骨的描写”方法，郁达夫创作情爱小说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而张资平运用此文学手法，表现出了较多的消极性。张资平运用“露骨的描写”于他的性爱小说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性爱描写的高峰。在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之中性爱远远高于情爱，情爱之高下，就是性爱能否得到满足。

这正如钱杏屯所说的，张资平笔下的男女，往往“相约去开旅馆，或到旅馆去发生性关系，像这同样的事，在他的长短16篇恋爱短篇之中就有五六篇，长篇不必谈了。”[4]张资平的自然主义小说中的性爱描写还常常表现乱伦关系，表弟与表嫂同房，堂叔与侄女同床，姐姐与妹妹争风，姨母与外甥女吃醋。而且，这种乱伦情形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所谓伦理道德，亲朋好友，都拜倒在性欲邪念之下。这些性爱描写的确是露骨的，也是张资平接受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传统后的恶性发展。[5]张资平早期的自然主义文学较多地触及社会问题，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曲折反映了留日学生怀念祖国的情绪；《苔莉》反映了“新女性”社会地位的可悲。然而这种触及社会问题的倾向在创作发展中越来越淡薄，以至中期及中期以后的自然主义文学多以渲染人的兽性为主旨，以人的兽性为契机，主张用人的性关系来替代人的社会关系。为此，张资平终究进入歧途，滑向末路，背弃了自己早期的自然主义文学观。

参考文献：

[1]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P39 .

[2]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A].郁达夫文集(第7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P180.

[3]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8，p.48一65.

[4]钱可屯.张资平的恋爱小说[A].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M].现代书局，1932，p.13.

[5]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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