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

【主持人邵燕君】

本期最受关注的杂志是《收获》50周年的庆典刊，作为以“中国当代文学简史”自命的名刊，隆重推出的庆典阵容，自然会被期待代表了中国当代创作的整体实力。然而，读罢全刊，不但深感失望，同时也深感不解。全刊9篇小说的作者全部是较为活跃的青年作家，杂志推新意图十分明确。然而，这些青年作家虽然各有特点，但状态并不稳定，能否挑起大梁本就难说，何况刊发的作品即使在其各自创作序列里也不算好。如此的效果是，新人锐气不足，青涩毛病尽出，尤其是长篇和头条两个重头戏，更是莫名其妙，致使局面有整体坍塌之感。到底是《收获》编辑方针有误，还是文坛前景堪忧？令人在沮丧之余也不得不警觉。

相比之下，一些成熟作家的稳定性就显得可贵。如陈忠实的《李十三推磨》（《人民文学》）、白桦的《标枪》（《上海文学》）、邓一光的《天堂》（《人民文学》）、苏童的《茨菇》（《钟山》）、叶兆言的《十一岁的墓地》（《山花》），或续旧章，或开新局，都紧密精致，值得细看；新人中，黄咏梅的《暖死亡》（《十月》）、陈曦的《故事》（《山花》）、邓菡彬的《情人节》（《西湖》），求异探幽，颇具新锐底气。此外，惊闻作家余地辞世消息，本论坛曾推荐其作品《谋杀》（《山花》，2005年第2期），特重刊当年点评文字，以致哀悼之意。

看《收获》“五十周年特辑”

晓南

2007年第4期《收获》迎来了创刊五十周年，因而本期杂志的装帧比往常更为隆重：绛红的底色上那金色的“50”字样含蓄地暗示着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杂志也比以往显得厚重一些：封面之后是一组由史料组成的纪念专辑；长、中、短篇小说洋洋洒洒排出9篇，声势可谓壮观。似乎是为了响应目录页中巴金先生的那句题词“《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本期推出的都是当下一线青年作家的作品。不过，拜读完所有小说之后，又觉得《收获》的五十周年献礼实在有些虚有其表。

何世华的长篇小说《陈大毛偷了一枝笔》有着一个很不像长篇的题目，这样一个题目安在一个短篇或者中篇的头上或还差强人意，但安在一个长篇小说之上，立刻给人矮了一截的感觉。自然，“陈大毛偷了一枝笔”是这个故事的起源，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在了“文革”时期的学校之中，小学生陈大毛无意识地拿了一枝同学的钢笔，这件本不是多大的事，却一度成了他生活的灾难。他为此受到同学的要挟、孤立和欺负，而教师和大人不是袖手旁观就是简单粗暴，他的退缩和软弱只能遭到更大的失败。在一次灾难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反抗，有步骤地实施着复仇计划。开始还是有意识的游戏，渐渐地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心存小恶的孩子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怂恿下，逐渐变得心怀大恶，每个人都卷入了恶的漩涡之中。学校里的生活比外面世界中的政治还政治：屁大的孩子一个比一个有整人的天分，纷纷模仿或发明着整人的招数。那些从成人世界里学来的恶和与生俱来的恶的本能，以及被逼出来的以恶抗恶的能力，把他们的学校生涯变成了一场勾心斗角的演习。最后，“我本善良”的陈大毛终于以阴谋和拳头收复了失地，打倒了所有欺负过他的同学、大人甚至教师，像武侠小说中的武侠一样称霸江湖了。

作者以戈尔丁的《蝇王》的主题“要从人性的缺陷中追溯社会弊病的根源”为题记，显然有对此主题的探索之意。但作者的思考未免过于简单：完全以当下的思维逻辑来理解历史中的人性，借历史的壳来装载现实的内容，于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心惊的故事，它既不是那个时代历史背景的真实再现（在历史的逻辑下），也无法成为令人信服的故事（在故事的逻辑中），我们姑且只能将它看作某种可怕的现实逻辑的夸张——这是一个由“群小”组成的故事，所有的人物都暗藏着恶的潜能，凭借作者的创意，生发出令人惊叹和窒息的情节空间。作者以压迫有理和造反有理这一对简单对立的逻辑为线索，将每一个人物操纵在手中任意摆布。单纯的少女孙晶晶可以一转眼变成一个荡妇；陈大毛可以想有功夫就有功夫、想有黄色小说就有黄色小说；卫新兵的父亲死了而作为儿子的他却能那么高兴……因为作者的意志太强，这些人物便太像“超人”了，一个个宛如棋盘中的棋子，为故事的衍生而走马灯似地变换着性格。在这种夸张和虚构的故事空间中，那可怕的恶的爆发力，简直已经偏离了人性；而一旦失去了人性的普遍性，也自然失去了追摹《蝇王》深刻性的资格。

小说本可成为一个更为精简的中篇，但作者的喋喋不休和面面俱到使语言严重过剩。比如，明明已经写尽了陈大毛取悦卫新兵的种种状况，作者偏要画蛇添足地来一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陈大毛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取悦卫新兵”。这样的“热心”让小说的语言不免“茂盛”得令人感到缺氧。此外，小说有多处的情节重复，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只能理解为草率的偷懒。

丁伯刚的《马小康》（中篇）也是一篇观念性很强的小说。故事也以校园政治为背景：家境最好的马小康居然偷了同学很多东西！事发之后他遭到了教师和同学的指责，他想要自杀的行为又引起了师生们的警觉。与《陈大毛偷了一枝笔》不同的是，《马小康》中的人们都并非出于恶意，即使闯祸的马小康偷别人的东西，也未必是出于恶而只是好玩而已。马小康的班主任王雄也算是一个负责的教师，他开导和教育马小康，生怕他自寻短见。可是在马小康性格中那无意识的偏执面前，一切的“善”都无能为力。悲剧竟然还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荒谬地发生了。马小康在人们的看守下沉迷于“自杀”的游戏之中不能自拔，承受了巨大压力的班主任夫妇不堪折磨，竟然扼住了他们想拯救的马小康的脖子……丁伯刚擅长写冲突性格间的张力，曾在《宝莲这盏灯》（《收获》2004年第4期）中有较为出色的体现。但这篇小说显然缺乏足够的情感经验做基础，作家一直想探究的是马小康病态心理的成因，但一直像班主任王雄一样无能为力，最后突兀的结局显示出的是作家与班主任夫妇同样的失控。

徐则臣的《伞兵与卖油郎》（短篇）也是一篇颇为执拗的小说，作家的执拗与小说中孩子和父亲的执拗拧成了一股绳，当这紧张发展到高潮，也就是它该断裂的时候。

试图叩问人性的小说还有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短篇）。小说曲尽男女关系的微妙之处，体贴、流畅、细腻，可惜缺乏些许袅娜空灵。相形之下，叶弥的《玄妙》（短篇）虽题为玄妙，人物的“悟”却来得突兀，玄或玄矣，妙则不妙。

须一瓜的《少许是多少》（短篇）与戴来的《向黄昏》（短篇）都写现实中琐碎的家务事，前者是儿子、媳妇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后者是老两口的婚姻晚景。这些故事恍若让我们回到了八十年代的“新写实”，颇有和生活比赛真实的劲儿。然而，倘若艺术去模仿本来就非常乏味的生活，那我们生活去就是了，何必还指望艺术呢。

田耳的《牛人》（短篇）开篇架势不错，语言本色利落，以荒唐搭台、滑稽为戏。一个在红白喜事中唱歌赚钱的三流歌手成了乡人眼中的“牛人”，他靠在乡间政治中见风使舵来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只要给钱就可以跪着唱歌的人拒绝村长的要求，并非因为骨气，而是不想失去那些与村长对立的村民们的市场。小说对乡村政治、对人在金钱的诱惑和压力下的屈服都有深入的刻画，不过，也许作者塑造的“牛人”的形象太成功了，主人公的委琐与狡猾令人反胃，这或许是笔者个人无法喜欢此篇小说的原因。

【插话】“牛人”的形象确实有些不堪，但我以为，作者的用意并不只在写“牛人”这个人，他还要写“牛人”背后的那个锅村，那些乡亲。在小说中，“牛人”因怕失去锅村市场而不肯给村长下跪的小伎俩，却换来村民们对“牛人”的支持；而在小说的末尾，作者特别提到，在村长中风的时候，是那个一直记恨他的郭小毛送他去医院，从而保住了性命。在这些通过“牛人”而折射出的乡村生活细节里，渗透着“牛人”所没有的、或是早已丧失的乡情。只是作者在这方面用笔太弱，使得两者无法形成对比，乡情成了“牛人”身后那短得看不见的影子。——谢琼

作为头条的于晓威的《沥青》（中篇）讲述了一个越狱故事。小说故作严肃，可惜既没有显示出什么纯文学的追求，也不如通俗文学那般引人入胜。在我们看过那么多精彩的“越狱”电影（如《肖申克的救赎》）与电视剧（如《越狱》）之后，作者提供的故事既不真实也不新鲜。那个高悬于小说之上的标题“沥青”，在小说中始终找不到清晰而贴切的照应，空作了一个象征性的隐喻。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买本期《收获》的同时，也顺手买了第4期的《世界文学》。两相比较，以《收获》为代表的中国当下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是明显的。与后者相比，中国当代小说给人以无比强烈的当下感。我们的作家如此热衷于刻画“宵小”人生，却只是匍匐于芜杂生活的表面；沉迷于展示灰色生活，却缺乏透入骨髓的存在感；拼命追求深刻，却缺乏反思历史、现实的思想资源；崇尚现代笔法，却缺乏写实的基本功；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所在。

推荐

叶兆言：《十一岁的墓地》，短篇，

《山花》2007年第7期。

点评人：丛治辰

这篇小说发表于“小说家自荐”栏目。在创作谈中，作家坦承小说素材来自童年回忆。对于叶兆言这样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现在又有从未使用的童年经验入文，可谓弥足珍贵。

十一岁的老木被寄养在乡下外婆家，由于他母亲一贯的刻薄寡恩，老木在外婆家遭遇的只有冷眼和嫌憎。这个孤单无依的少年，独自面对着这个神秘而蛮横的乡村世界，以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么残忍的世态炎凉，显得如此弱小。无论是乡间荒凉偏僻的夜路，路上必经的险恶的墓地，还是放在外婆家中的那口黑黝黝的棺木，都让他感到无比恐惧。而偏偏在风雪交加的大年初三，团聚在小舅公家的亲戚们几乎众口一声，要求他独自穿过夜色浓重的墓地，回老屋守着那口棺材过夜。害怕得几乎要哭出来的老木不会预料到，他将要穿过的其实是他自己整个昏暗的少年时代。所谓成长，无非是面对一个又一个恐惧，然后从它们的压迫当中挣脱出来。在这条漫长的夜路上，老木面对的最大恐惧绝非来自墓地与棺材，而是来自至亲们的冷酷无情，来自内心的彷徨无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当少年老木坚定地走向那口竖靠在墙上的棺材，想象着如何给那些团聚归来的亲戚们一个不乏恶意的恶作剧时，他已学会如何面对世态炎凉、又如何与内心的孤独相对抗——在此姑且不论其方式是否可取。这残忍的过程不但是老木，也是我们每个人走向坚强有力的成年的无可奈何的仪式。对于一个男孩来说，这个仪式将贯穿他漫长的少年时代，而叶兆言在短小的篇幅内处理得干净利索，表现出短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苏童：《茨菰》，短篇，

《钟山》2007年第4期。

点评者：王斌

小说通过少年“我”的视角，记录了乡下姑娘彩袖在知青撺掇下，逃婚进城后的种种遭遇。彩袖借宿在“我”家，给一家上下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母亲、姐姐、姑姑等人出于同情，接纳了彩袖，对她颇为照顾。小市民恪守的待客之道，那些厌恶而克制的微妙心理变化，以及乡下姑娘的拘谨与狡黠，对主人家的讨好，都被苏童刻画得入木三分。当彩袖的哥哥追到城里，彩袖所带来的麻烦突然被放大了。她成了一颗定时炸弹，无处存身，只好回到乡下完婚。彩袖喝农药自尽的消息传来，又让一家人陷入愧疚与自我安慰的矛盾心理中。小说并无多少出新之处，但技艺精良，比如老练精到的语言，从容平缓的叙事节奏，对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风情的生动描绘，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还有公鸡、照片等细节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都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一如既往的艺术功力。

陈忠实：《李十三推磨》，短篇，

《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

点评者：解芳

这篇小说短小精悍，很有艺术的兴味。小说取材于历史人物，写的是嘉庆年间地方戏剧作家李十三。与简单传记不同，陈忠实机锋所向，只在李十三推磨与他遭嘉庆捉拿、恓惶毙命的两个片段。其中，作家对传统物质文明与传统精神存在两方面重塑的尝试，可见一斑。尤其，他对古代文人的清贫、自得与退却，颇有体会。而他对灵魂高蹈的赞颂，与对悲惨境遇的惋惜，仿若要把文人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亦能引起时下知识分子的共鸣。不过，与早年长篇巨著《白鹿原》相比，《李十三推磨》稍显小家碧玉。想象力无地驰骋，秦川世界里荡气回肠的魅力无以存在。当然，这与小说难脱史传影响，不无关系。毕竟，兼顾事实与发挥自家情绪，难免相互羁绊，让人束手束脚。

邓一光：《天堂》，长篇节选，

《人民文学》2007年第8期。

点评者：解芳

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前夕战争场面为铺陈叙事的坐标，塑造了极浪漫色彩的英雄人物三一三师师长乌力图古拉。就单章而言，作家避免了传统战争叙事直露的国家、民族、历史等政治倾向性，转以主人公人格魅力的多方面探索与挖掘。小说从战地场景开始，最终落脚在爱情、友情等人性主题上。一方面，乌力图古拉粗犷、率性，对鞑靼女人萨努娅一见钟情。他单刀直入，即言婚配，全然不顾女子怯怯羞羞之心。而萨努娅则对初时胡搅蛮缠的师长，难免心怀执怨。两人你进我退，虽无缠绵悱恻，却似欢喜冤家。另一方面，乌力图古拉与政治委员葛昌南常以言语相争，互不相让。但离别时的无助与不舍，却表明了两人最深厚的情谊。在此，邓一光颇为机智地以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将乌力图古拉强力、英雄式的形象与偶尔的含蓄、脆弱交织起来，使人物饱满、生动。事实上，《天堂》与邓一光旧作《我是太阳》颇有相似之处。尤其，乌力图古拉更可谓旧作主人公关山林的翻版。两人皆骁勇善战、充满无限荣誉感，亦皆自负、粗暴。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的情欲及他们对荣耀的渴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天堂》虽有重复之嫌，却仍能以其生动的叙述、鲜明的人物与充满激情的文字，引人入胜、令人着迷。

白桦：《标枪》，短篇，

《上海文学》2007年第7期。

点评者：王颖

继《蓝铃姑娘》、《一朵洁白的罂粟花》（发表于《上海文学》2006年第4期）令人惊艳之后，老作家白桦继续书写着他的“边地传奇”。既为传奇，扑面便是浓烈的异域风情。可贵的是，作者并不为卖弄此般风情，他的旨意显然更为深远。《标枪》讲述了战乱年代里独守一方世外桃源的“矢的”小镇，和佑护着这方桃源安宁的神秘的“鹰”部落。日本人为穿过此镇进入中国大后方，派出了妖媚的女间谍柳莺，令其成功打入“矢的”核心。当众人还蒙在鼓里之时，阴谋却早已被“鹰”部落的首领翁丁王子识破。作者却不说，故意以小儿女的私情做障眼法，将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活泼鲜艳。渐渐地，民族的大恩义浮出水面，日本人的诡计终未得逞，但翁丁王子，却也在对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故事仍然充盈着奇谲魅惑的想象，妖娆瑰丽的细节，在当下的写作环境中，是那样异彩纷呈。而又因有了抗日战争这个雄浑壮阔的大背景，情怀愈发激荡，切切，让人感受到边地原始蛮荒的情氛中自有一种恩义，可歌可泣。

黄咏梅：《暖死亡》，中篇，

《十月》2007年第4期。

点评者：魏冬峰

黄咏梅近来的小说总是题目讲究，题材偏异，《负一层》、《单双》都如此，这次的也一样。这是个畸零的故事：丈夫林求安是个继发性重度肥胖症患者，对食物有着疯狂的胃口，妻子张小露则在丈夫的贪食中发掘出对食物的仇恨进而发展成对烧菜的贪婪。这对“强迫症患者”就此结成了奇异的组合，妻子每天热衷于不停地将食物搬回家、烧制、端上餐桌，丈夫则永远在对食物的渴求和享用中安然度过每一个肠胃波澜起伏的日子。这般循环中的细节描写，也充满了某种“畸形的诗意”和“魔幻的想象”，林求安晨梦中的“飞翔”，张小露对常规烹饪方式不乏“先锋”的颠覆与挑战，林求安所有感官都蜕减为敏锐嗅觉的愉悦与否，等等。这样的场景似乎只是“后工业化时代”众多无“意义”的场景之一，“意义”彰显在林求安接受胃切除手术之后伴随着疼痛感一起丧失的、曾经在对食物的享受中获得的愉悦感。对林求安来说，这无疑于与死亡相距不远。接下来他对死亡的恐惧和追问也因此“荒诞”得顺理成章。这迫使多年不能、也不愿出门的林求安终于走出了家门，到殡仪馆去验证火化炉能否盛得下他死后庞大的躯体……

显然，如题目中的“暖”与“死亡”的某种扞格所寓示的，祛除了作者过去以“冷”写“小”的“阴影”之后，小说试图以“暖”（肥胖？）写“大”（死亡？），来呈现现代都市生活中某种可意会却不可言传的悖论情境，它像林求安在饕餮食物和恐惧死亡时的难以两全，也像张小露在仇恨食物与热衷烹饪之间的“物极必反”，正因为有了这样难以排解的“大”，小说中所用的种种“荒诞”与“魔幻”笔法才能因为最终能够落脚在现代都市这一“现实的土壤”上而不致被目为夸张和空泛。

冷评

吕新：《阮郎归》，长篇，

《花城》2007年第4期。

点评者：余旸

小说如题，暗示了两“界”往来人事兴废的寓意。两个等待投生的幽魂“叔侄”聚首，互聊各自前生的前生、来世的来世，构成小说的上下篇。有了便利的转世说的“后现代”叙述视角装置，就前秦后汉地混融一气，叔侄二人穿越历史，或为城守呆书生、或为高僧花和尚、投胎30年代上海报界的文艺女青年（依稀丁玲，仿佛萧红），也不在话下。从愚钝的秦朝铁匠、孤绝的白莲余孽，到卷入微妙的权力互斗的文革乡村基层干部，乃至由于不附学术泰斗而落魄的文学系教授，人世转换、沧海桑田。一幕幕，其实不是遇仙不归的阮郎，而是“黄粱一梦”的穷书生，种种魔象幻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雾如电，醒来时仍为等待转生的两野魂。由于所用人物典故，或为历史名人或为野史杂谈，故有文体的改写与引用，比如萧红日记、随笔，而人鬼两界的随意转换、小说日记文体的杂糅，似乎完成了一种所谓形式的大综合，但隐含在众多“新历史主义”茂盛想象壳子内的，却是巨大的空洞，填充空洞的只不过是旧有的“人事兴废”的疲软哀叹。尽管触及文革乃至现实的时候，小说具有了现实的机理，但整体而言，那种构成历史紧张感的内在摩擦张力涣散消失了，语言的建筑感也崩塌为一地藕断丝连的碎片，仿佛医学院玻璃柜里的器官标本，毫无生气。形式主义的激情兴奋剂激活不了当代整体历史感的崩溃与丧失，而依靠技巧来挽救内容溃败的耐心，也为过于庞大的整体雄心所折磨拖垮。从《阮郎归》来看，小说不仅仅是技巧性的，与世界的联系与生活摩擦所产生的洞见激情才是不可缺乏的骨。

新锐

余地：《谋杀》，中篇，

《山花》2005年第2期。

点评者：赵晖

这是一篇需要读者以职业态度方能解读的小说。它营造了一种连环套叠的循环讲述模式：“余地”既是小说《谋杀》（记做《谋杀》1）的作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在故事中，他就自己的新作中篇小说《谋杀》（《谋杀》2）接受了记者的书面采访，随即失踪；采访资料透露，《谋杀》2中的天才作家“罗列”最终被他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谋杀》（《谋杀》3）中的主人公“张力”杀害，而后“张力”销匿于世。

小说正文采用访谈录的形式，在问答中复述作者的创作过程，以“突然熄灭的蜡烛”指示创作灵感的降临，凭“一扇打开的窗户”展现小说人物、情节的架设，用“没有尽头的黄昏”追踪小说未完成的探索之路。余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东论西、旁征博引，但读者始终面对的都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文本（《谋杀》3）。这正是小说的聪明之处，作者因而可以放开手脚，有选择地露出《谋杀》2的只鳞片爪，巧妙地交代叙述人与小说人物之间虚实交错的斡旋关系，从而将作者的构思、意图暴露给读者。《谋杀》2中有关“张力”作为小说人物代言人追杀作者“罗列”的构思，显然是在拆解传统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枷锁——小说人物自己跳出文本质疑作者的绝对权威。“罗列”为改变被追杀的状态而不惜修改了“张力”的性格，但“张力”反对的不是“某一种”性格、命运，而是被建构本身。因此，“罗列”在劫难逃，而作者的死亡也注定了小说人物的销匿。“小说家谋杀人物的思想，人物谋杀小说家的生命”，既是对《谋杀》2故事情节的直观概括，又是《谋杀》1的内面核心所在——小说家的生命在他与人物的切磋、对话中流逝，余地将人物的自我意识提出来，以“谋杀”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极端对话方式回应了这个古老职业的运转法则。除此之外，小说的形式价值还在作者对人名的构思上体现出来，“余地”、“罗列”、“张力”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小说理论的术语，因此，《谋杀》的意义同时得以在技术层面展开，即一味追求小说的张力，而不留余地地否定罗列在小说创作中的合法性，终将导致小说的消失。作者似乎试图通过小说的情节及其人名设置来完成对“小说应该怎么写”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索。结尾将谋杀小说的罪责指向“媒体”，或许也隐喻了先锋小说创作在市场围剿之下的困境？

这篇小说显示了某种意欲从先锋小说现有形式实验中突围的努力，最大的突破在于赋予了小说人物话语权和行动权，同时也将“元小说”手法推向极致。小说解谜的意义大于故事的意义，理论的意义大于叙事的意义，虽然这样偏执的形式追求可能会将部分读者的阅读快感“谋杀”殆尽，但如此充满锐意的尝试还是让人为之一振。只是，欣慰之余也不免忧虑，这样的作品是否仅仅具有“标本学”意义？解构了一切的小说还能走多远？

黄孝阳：《小男人》，“先锋文本”，

《山花》2007年第7期。

点评者：丛治辰

在作为“新锐作家”被《西湖》（2007年第5期）推出时，黄孝阳已经表现出相当优秀的叙述能力，只是他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语总是打断小说行文中平滑的叙述，显得过分饶舌。这篇《小男人》几乎全以自言自语写成，倒是别成一番趣味。自言自语如此丰富庞大，以至淹没了情节，使它们模糊不清。不过对于《小男人》而言，情节显然并不重要。当下的所闻所见、脑海中混乱的回忆，以及漫无目的的思绪游荡混杂在一起，共同隐瞒和延迟了一个事实：这个窝囊的小男人，他实在不能把握这个世界，也不能把握自己，他终于无法忍受给他戴绿帽子的妻子，杀害了她。小说在三种人称叙述之间自由而自然地转换，若隐若现的情节叙述和大量近乎意识流手法的内心活动描写相配合，充分而细致地开掘了人物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陈曦：《故事》，“大学生原创”，

《山花》2007年第8期。

点评者：丛治辰

小说鲜活生动，透着一种陈曦所说的那种“混不吝”的气质，而正如陈曦自己所承认的，在这股略带野性的“混不吝”劲头的骨子里，其实是少不更事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小说回忆了一位“80后”少女17岁时的生活，而如同所有的青春回忆一样，那些曾经让她为之牵挂为之烦恼的种种最终都将成为逝水流年：漂亮贴心的女友有了男朋友，渐渐疏于联系；男友傻得令我看不起的外表底下竟然也包藏着情欲的祸心，在求欢不得之后杳无音讯；网络中的情人在现实里找到了自己的爱人，当他终于顶着一个秃头在现实中出现，那场面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家贫却爱慕虚荣的室友死掉了，成为“我”的青春里最挥之不去的创伤。而改变的不但是这个世界，随着一年年长大，自己当年那稚嫩却珍贵的愤世嫉俗，竟然也终于老成了世故，这多么可哀。一如作者挂在嘴边的美国作家塞林格，陈曦的这篇小说有着《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作品惯有的风格：长于自言自语而弱于叙事。作者几乎情不自禁地时时跳出叙事来有所发言，她无法压抑自己直接抒情和议论的表达欲望，因此也就必然导致了叙事上的跳跃和人物形象的模糊。这是青春写作最大的优长，也可能是最大的限制。但无论如何，陈曦所表现出的对小说和外部生活的强大热情，使我们对她有所期待。

邓菡彬：《情人节》、《空的空间》，

《西湖》2007年第7期“新锐作家”。

点评者：丛治辰

中篇小说《情人节》讲述同性相恋的故事。“我”与济宽，十个情人节，十年爱恋。前五年除两三好友知情，基本还处于“地下恋情”的状态，第六年情人节两人向家中坦白彼此关系，小说竟并未因此发生大的波折。虽然还带着不情愿，但是四位父母在短短三四年内就许可了这样的恋情，总是叫人不能不佩服这些长辈思想之开明。不仅如此，除去一次莫名其妙的冷战，“我”与济宽的爱情没有争吵、没有猜忌，出奇地相敬如宾。反而柳雯、李嘉等人的异性恋情或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或求而不得，显得那么不值得信任。一般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往往将这样一种遭到主流意识形态压抑的性关系作为权力关系的隐喻，或放置到时代与政治的大背景中去，或向人物的内心敞开，探究其性别认同的隐秘。而邓菡彬则抛去这些大的套子，只娓娓道来，如流水般涓涓潺潺、点点滴滴，讲一个干净纯粹的爱情故事。但太过干净纯粹，太过波澜不惊，是否也会失之简单，止于表层？

《空的空间》也写纯真的感情，但更重要的倒是写出“我”这位意外遭受眼疾困扰的前剧社社长，如何在小玉充满爱意的帮助下，重新找回自信。小说的看点之一显然是“我”与小玉演出《李尔王》的那一段戏中戏，借戏中人的台词，交流彼此的款款心曲，使本来在小说中显得分量并不那么重的感情，也平添一种崇高的气质。只是如此笔法看似精妙，其实有如请莎士比亚为自己做工，倒显得讨巧。小说里大段关于戏剧的对白，也使小说不堪重负，稍嫌造作。在对于这两篇小说的评论中，徐则臣称许邓的小说有如初恋般纯情。然而纯情最难艺术地表现，过之则成矫情，不足则流于浮泛。邓菡彬的两篇小说，有特色有不足，笔触当还可以更加沉稳熟练些。

（责编：吴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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