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沾溉

【摘　要】《史记》以历史、现实传说内容为主，同时有志怪成分。它保留、改造了一些神话传说，记载了来自民间的神异传闻。《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从汉魏六朝时期小说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志怪小说家多以史学家司马迁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创作。志怪小说在思想观点和叙事方法上继承发展了《史记》的传统。

【关键词】《史记》；志怪小说；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11-0123-03

《史记》是一部史传名著，虽然它与志怪小说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史传是中国小说的母体。仔细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的伟大价值，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志怪小说的基本特色。

一、《史记》的志怪成分及其产生原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综观《史记》，我们不难发现，《史记》是以历史、现实为主，同时也有志怪的成分。

《史记》是历史著作，为何会有志怪倾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看，司马迁是一个富有浪漫气质的文学家，所以在<史记》写作中。表现出“爱奇”的倾向。汉代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认为司马迁有“爱奇”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也认为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正因为司马迁“爱奇”，所以在《史记》中，收集、记载了一些神话、传说、异闻。司马迁之所以特别注重奇人奇事，这也与他个人的不幸遭遇有很大关系。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腐刑，这对富于进取、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司马迁来说，无疑是最悲惨的命运。为了雪耻，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把撰写《史记》这一历史使命看得比自己的人格尊严还重要。现实中建功立业的愿望破灭了，司马迁就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这些奇人身上，这些奇人就是自己理想的化身。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宗旨，使他用文学手法写人写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申述自己创作《史记》的宗旨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借重于《史记》的文采流传万世，从而洗清耻辱。季镇淮先生在《司马迁》中评论道：“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首先他要选择和识别人物，从而选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件，适当地安排、剪裁，并加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是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创造性的、典型化的过程。”季先生的话，说明了《史记》写人叙事，注重文学色彩。《史记》中的怪异成分也给历史记述增添了光彩。

从客观方面看，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汉武帝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精神和活力的时代。表现在文坛上，既出现了气象宏大，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的汉大赋，又出现了豪迈雄放、气势磅礴的论说文。而《史记》中的志怪倾向、奇人奇事就是这种浪漫精神的具体表现。《史记》的志怪倾向，继承了先秦文学、史学的传统。我国的远古神话，丰富、瑰丽，记载了许多天神、怪异的故事，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源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充满了奇幻而丰富的想象。屈原的《楚辞》把浪漫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虽以记述历史为基础，但也有许多神话、鬼怪等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史学家，都对神话传说充满了浓厚兴趣，而且从总体上表现出把神话传说视为历史的趋向。《史记》的志怪倾向，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史记》的志怪倾向，也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性。在殷商时代，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西周末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到了汉代，虽以人为主体，但人们仍相信天命鬼神。《史记》中的志怪成分，说明了作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迁，必然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二、《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

志怪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古代神话包罗万象，大到宇宙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祖先的创世，小到草木禽兽的来历、劳动工具的创造等，都成为神话涵盖的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因为希腊神话的精神与文体对后代欧洲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国的志怪小说在精神上接受了神话的浪漫主义，但在文体上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因为我们说的神话，只是指神话的内容，它的文体形式已无法考知。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真实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但也不乏怪异色彩。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评论道：“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但是《左传》毕竟不是小说，不是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因为从体例看，《左传》属于编年体史书，它以时间为纲，历史人物的活动受时间的严格限制，它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是零散的、片断的。但是，《左传》在志怪小说成长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史传文学的代表，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史记》，吸收了《左传》的养料。

《史记》是志怪小说产生的母体。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先秦文化之集大成者。司马迁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结合，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志怪小说，《史记》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它不但是中国史传的经典著作，而且是中国叙事文学历史上的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是我国最早的小说形式。从魏晋六朝时期小说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志怪小说家仍未完全摆脱《史记》叙事文的影响，仍视小说为史家之附庸，多以史学家司马迁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创作，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自觉地去进行创作。有名的《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神仙传》、《甄异传》等作品的篇名，与《史记》相仿，都有“记”、“传”二字。《搜神后记·丁令威》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接着叙述了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乡的事迹。其它如《搜神记》、《列异传》、《神仙传》等作品叙事的基本格局，与《史记》人物传记一脉相承。程千帆先生在《先秦文学源流论略》一文中云：“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杂传，是指史传以外的所有记传。实际上，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亦属于杂传作品，它们均受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影响而产生。明人吴纳《文体辨体序说》云：“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

事，而为体亦多不同。迨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则第相祖袭而已。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于世：此小传、家传、外传之例也。”也说明了从艺术渊源上分析，杂传无疑是受到了《史记》等史传文学的影响。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认为：“小说，正史之余也。”禄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所以传统目录学家始终把小说看成是史传的附庸。《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中，把一部分志怪小说也归于史部。而唐前的史传文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是在《史记》体例影响下产生的史传文学，它们对神话、传说、异闻的记载，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系统性、生动性方面，都不能与《史记》比拟。所以我们说，《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是它产生的土壤。

志怪小说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佛、道盛行，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怪、隐士、异人的故事，经文士们的采撷、编写，就形成了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萌芽于远古神话，在历史的征途上，它蹒跚而行，久久不能脱颖而出。《史记》哺育了志怪小说，而且在志怪小说成长的征途中，不断供给其丰富的营养，使它健壮成长。

三、志怪小说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宣扬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小说，现存有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托名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张华的《博物志》，祖冲之的《述异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幽明录》，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戴祚的《甄异传》等。其中，干宝的《搜神记》代表着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史记》孕育了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的传统。

(一)《史记》在思想观点上启迪了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继承了《史记》鞭挞统治阶级的残暴、揭露贪官酷吏罪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敢于揭露历史上许多暴君如桀、纣、周厉王、秦始皇等的暴政暴行，而且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及在位帝王汉武帝。这种仗气直书，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在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志怪小说的作家们用自己的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搜神记·韩凭夫妇》暴露了统治者荒淫凶残的本质。《搜神记·干将莫邪》，抨击了统治者的暴虐凶残。《述异记·封邵》揭露了官吏吃人的本质。《冤魂志·弘氏》披露了官吏枉杀无辜的罪行。志怪小说歌颂了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干将莫邪》中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言必信，行必果，牺牲自己反抗强暴的侠客，不正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专诸、曹沫、聂政、豫让侠义行为的再现吗?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凡是在政治、军事、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有过贡献的人，以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都为之立传，并充分肯定他们。志怪小说也从各个方面对劳动人民善良、勤劳、勇敢、聪明的品质进行歌颂。《搜神记·李寄斩蛇》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气概非凡的少年女英雄李寄的形象。《列异传·宋定伯卖鬼》反映了劳动人民不怕鬼怪，勇于铲除妖魔的大无畏精神。《搜神后记·白水素女》歌颂了勤劳善良的仙女白水素女。

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爱奇的思想。首先，志怪小说吸取《史记》的传奇色彩。《搜神后记》多谈神仙；旬氏的《灵鬼志》重记鬼怪；《博物志》长于神仙、方术妖异的记述。志怪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常有离魂、梦幻、死而复生、天女下嫁、人鬼结合等离奇的情节，又有象人头跳起，颈血逆流，魂化鸳鸯等神奇的故事。其次，吸取了司马迁对奇人推崇与偏爱的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物正是司马迁歌颂的奇人。志怪小说的作者，不仅赞颂奇人，推崇奇人，而且猎奇为文。宋定伯、干将莫邪、李寄等人物，无不充满传奇色彩。

(二)《史记》在叙事方法上影响了志怪小说

《史记》的纪传体结构，注重特异性故事情节描写的技巧，以及立体化写人记事的叙述方法，为志怪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

志怪小说在体裁上大都采用纪传体结构。《史记》首开纪传体写人的结构。《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结构都可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开头多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职业等，先给人留下总体印象。中间详尽记述人物的主要事迹。志怪小说从篇名到整个艺术结构，都与《史记》相仿。所不同的是，志怪小说决不对主人公的生平作纪年式的记叙，只选取主人公一件完整的故事，它更关注的是故事的生动离奇。它的创作原则是实录，常常通过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以达到弘扬神道的宗旨。

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注重特异性故事情节描写的技巧。司马迁为了突出“奇人”的精神风貌，在描写叙事时，善于选取特异性的故事，特异性的场面。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张良遇黄石公，荆轲刺秦王等等。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的方法。志怪小说是用故事来宣传神道，在叙事时不仅讲究故事完整，还注重选择离奇的情节，特异的场面。如人头跳起，颈血逆流，魂化鸳鸯等神奇的情节。想象奇幻，内容新奇怪诞，人物奇特，真可谓出奇无穷。《史记》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在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司马迁对所写人物所写事件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发挥，但它的艺术发挥，是以真实作为基础。而志怪小说则不同，它的艺术发挥可以任意驰骋，天上人间，神仙鬼怪，无所不能。志怪小说继承了《史记》立体化写人记事的叙述方法。在《史记》中，作者本人时而幕前，时而幕后，无处不在，无所不评，不但知道任何人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干什么，而且知道任何人物所处时代环境，任何人物的内心隐秘，并且善于使用感情倾向显露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感情。《项羽本纪》中。作者不仅知道项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也知道他是一位随意杀人的屠夫，既目睹了鸿门宴惊心动魄的斗争。又亲见垓下慷慨别姬的凄婉，字里行间，表达出作者对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人物的喜爱与同情。志怪小说不仅直接继承了这种叙述方法，有的在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上进行了富有想象的创造。在志怪小说中作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时空自由翱翔，任何隐秘的角落，作者都能窥视到。《干将莫邪》、《韩凭夫妇》、《郭璞》即是。志怪小说的作者，有时为了把幻境写成煞有其事，使人尽信无疑，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便着力描写当事人的亲见亲闻和亲历事件的主观感受，通过人物的视野观察事物，而叙事者本人不能自由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方法，是志怪小说对《史记》叙事方法的突破与发展。

志怪小说吸取了《史记》插入诗歌谣谚表情达意方法。司马迁在写人叙事时，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插入了许多诗歌、歌谣、谚语，清新自然，使《史记》锦上添花，《项羽本纪》中的“垓下歌”，唱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哀。《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民谚，表现了对李将军的敬仰。《荆轲列传》中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把慷慨悲壮的情绪推向高峰。志怪小说在记叙神仙怪异的故事时，直接吸取了《史记》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虽然志怪小说篇幅短小，但有些篇章笔触细腻，情节丰富，所插诗歌并非皆是佳作，但却使志怪小说更富光彩。

[本文为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6YKF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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