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未曾谋面的不了情

我与朱老师保柱先生神交三十年，也曾在回顾自己写作历程的文章里几次谈到先生。朱老师来廊坊开会时也曾打听过我的消息，然而，我与先生至今也未曾谋面。

三十年前，我被病魔缠身，那场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来得不明不白。有如当头棒喝，令我猝不及防。然而，更令我猝不及防的事还在后面等着我呢。十八个月死去活来之后，整个世界就都变了。所有的光明与美丽都躲进了无边黑暗之中，二十三岁的生命成了一张曝光的底片，我被扔到了生活的荒郊野外。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谁，双目失明，都不是一件小事。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二十三岁，眼睛就没了，谁也受不了。”然而，受不了又能怎样？无非两个选择一活着，或者死掉。

要死要活地闹过之后，蓦然发现，那些折腾实在无聊，其情状就像一个突然落水之人，呼天抢地地叫喊扑腾了半天，没人理睬之际，绝望地一伸腿，原来，水不过齐腰深。倘真的死了，那也不是水的罪过，充其量落一个被吓死的名声。

明白过来之后，我边让自己保持镇定，边找寻着上岸的路径。我发现，写作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既可以为活下去找到一些理由，确定一个方向，也可以于无边的黑暗之中，以写作的姿态打量打量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此，这世上本无关联的两个人就有了一些发生联系的可能了。

大概是1988年夏天，我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我把小说寄给了《河北文学》。那时，我还在乡下老家养病，稿子是通过骑着摩托车，每天来村里走一遭的乡村邮递员寄出去的。那该是我那个村庄有史以来寄出的第一篇小说。此前八年，我成为这个村庄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我盼着我能再来一个足以载入村史的第一次，尽管我们那个村从没有村史。

然而，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直到一个多月后，母亲终于从乡村邮递员那里给我带回一个很大很厚的信封，比我寄出去的那个体面饱满得多。那一时刻，我感到心跳得有点快，急着拆开信封，不是样刊，是一堆零零碎碎的纸张，我从中摸出了寄出去，又被退回来的那篇小说。我的心开始发凉，凉过之后，又生出疑惑，稿子退就退了，为啥还多出这么多零碎。母亲不认字，只好等父亲回来。

父亲回来了，我把自己写的小说藏起来，只让他看那些零零碎碎的纸，父亲告诉我，有一封信，钢笔写的，字体很见功力。其他的都是印刷品。

自然是先看信，尽管稿子遭退，能收到编辑的亲笔信，这对一个初学写作之人也是难能可贵的，至少说明人家编辑还算瞧得起你。果然，信里的话说得真诚，让我倍感亲切。信里说，寄来的小说看过了，有写作基础，文字也见一二灵气，但离发表水平尚有一段距离；信上说，“知道你是一位因病失明的年轻人，能从巨大的不幸中站起来，精神可贵，但是，弄文学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局限。克服困难还好说，超越局限可就没那么简单……要多阅读好作品，多思考生活。为此，特复印了几篇作品给你，望你用心阅读，相信对你的写作和生活都会有帮助的……”原来，那些零零碎碎的纸是别人写的文章。有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选，其他几篇，就都是史铁生的作品了，有《我与地坛》《车神》《山顶上的传说》《原罪》《宿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后来，在一篇写史铁生的稿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而今想来，实在要感谢那位姓朱的老编辑，是他让我在那段被命运幽禁的日子里读到了史铁生和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对生活苦难的理性解读、对生命存在的诗性表达和对人性善恶的善意追问，让我相信了另一双眼睛的存在；是他笔下弄出来的那些包括‘破老汉’在内的于贫苦与艰难中唱起‘信天游’的小人物，让我决意将那些自哀自怜先放一放，随着他的心魂和诡异的文字走进历史的深处，走进生命的旷野，走进人性的角落，直至将荒唐与虚无追问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而这位姓朱的老编辑不也用他写予我的亲笔信和赠与我的那些作品证明着心灵的美善与人性的光辉吗！”

这位一再被我提及的姓朱的老编辑，就是时任《河北文学》副主编的朱保柱。

其实，除了朱老师荐读的作品，他那封信对我后来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两年前，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侥幸获奖，评委的授奖词里有这样一段话：“《在看不见的世界中》是李东辉30多年写作的结晶，在回忆过往生活和对现状的描述中，表现生命自身的欢愉、困厄和精神拯救的可能性。其对生命本体的思考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在回忆过往生活和对现状的描述中，表现生命自身的欢愉、困厄和精神拯救的可能性”，如果这句话是对我这些年散文写作做出的一个精当点评，就足以证明朱老师那封信对我的影响何其深远了。事实也是如此，失明以后的写作，基本是按照朱老师的提示或日指导去做的，朱老师说超越局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换一个说法，就是提醒我要从狭隘的小我中走出来，不仅摆脱视觉的阻障，还要超越种种局限，在写作中提高人生的境界，在提高境界中完成写作的超越……

半年后，我把一篇题为《不幸中的庆幸》的散文寄给朱老师，尽管试图从自哀自怜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心里还是没底，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再次收到朱老师的回信。然而，等了很久，也没收到朱老师的信。心下便为自己的自作多情、不识时务而恼火。一位名刊的副主编，啥稿子没见过？啥作者没见过？哪有总给一个无名小辈写回信的闲心？然而，三个月后，我收到了《河北文学》寄来的样刊，三本，一本是杂志社寄来的，两本是朱保柱老师亲自寄给我的。那是我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此后多年，再没跟朱老师有过联系。但我的写作一直在超越局限的自我提醒中进行着。后来，《河北文学》也改名叫《当代人》了。去年初，托一位朋友把一篇稿子投给《当代人》，那篇稿子比较长，没指望全文发表。不想，《当代人》居然用连载的方式把稿子全文刊出，这让我意外，也深受感动，打电话给责编刘亚荣老师表示谢意。亚荣老师说：“稿子不错，就是长了点，几次跟主编商量，终于没舍得删减，就用了两期的版面刊出了……”问主编是谁？亚荣老师告诉我，现在的主编叫郭文岭，笔名宁雨。踟蹰几日，犹豫着该不该给主编打个致谢电话，毕竟现在舍不得删改作者稿子的编辑不多了。终于鼓足勇气，拨通了主编的电话，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谦和而有涵养，平易近人如多年好友。本是一个礼节性的电话，竟聊了一个多小时。

跟郭主编打听朱老师，她告诉我，朱老师已退休多年，有时也应邀出席一些文事活动。2014年，他出了一本散文集，叫《微笑纪念》。这位小我一些的主编话里话外满含着对朱先生的尊重敬爱之情，于是，我也就跟她讲了我与朱老师那段未曾谋面的情缘。不久，我收到了郭主编寄赠的《微笑纪念》。

朱老师的书里有一篇文章，题为《心灵的灯火》，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曾收到过一篇题为《不幸中的庆幸》的散文。作者是一名23岁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不久，一场罕见的突如其来的疾病使他雙目失明。在他的生活中一下子没有了阳光，没有了色彩，他急得发疯，几次想用超脱的方式了结一生……后来，他也像英雄那样拿起了笔。写作时，他用胸骨紧抵着桌面。有时双手在地上摸来摸去，以寻找滚落在地上的笔。用火柴点烟时常把火送到嘴唇上。手背上有许多小泡，那是倒开水时被热水烫的……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写作。当我在编发他的这篇来稿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常常会想到他的那一双眼睛。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该多么幸福，可他却没有。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他的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登山运动员突然一脚登空，从高高的山坡上滚落在山谷中，生命在死神的背上打了一个滚儿。但他绝不会因为失去一次机会和丢掉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感到沮丧和悲哀。他会感到庆幸。因为生命还属于他……他现在已有数十篇作品刊发在省内外报刊，多次被邀请到大中专学校做报告，还到北京电台主持过‘人生热线’节目。最近，又光荣地当选为他所在那座城市的残联主席团成员……”

此文写于1997年春，离先生编我那篇稿子已近十年，想不到，先生记得如此清楚，并且对我的近况了解得如此细致，原来，先生一直默默关注着我呢。

终于跟郭主编要了朱老师的电话，不想冒昧打扰，就给先生发了一条问候致谢的短信。很快，朱老师的短信就回过来了——你好东辉！祝贺你多年来在创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到廊坊开会，打听你的住址，想看看你，结果没见着。祝你全家安康吉祥！保柱。

朱老师保柱先生，祝您安好！再到省城，定去看您！

编辑：耿凤

推荐访问:谋面 三十年 未曾 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