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文化认同的现实困境与出路探寻

摘要：实现深层次乡村文化认同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通过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乡村文化认同问题面临主体缺位一资源流失，供给受阻一需求难满足，规范失落一社会资本弱化，价值分化一文化权威消解等现实困境。总体审视，需以建构性方式：以开展新公民教育构筑理性认知，以活化乡村文化记忆唤起情感共鸣，以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促进思想转化，以文化实践和意义追寻强化心理调试，来破解这些困境，从实质上提升乡村文化认同。

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认同;文化记忆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自信根植于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以高度文化认同生发出坚定的文化自信。乡村文化认同，是对乡村价值的肯定性体认，构成乡村发展的文化心理基础，有利于集体意识以及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然而，现代性的猛烈冲击，使得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乡村文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断裂，出现文化形式边缘化、规范弱化、价值分化等问题，乡村文化认同日渐式微。这意味着乡村精神共同体趋于离散，乡村秩序趋于不稳定，如若不及时治理，离“文化自信”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将渐行渐远。因此，如何重塑乡村文化认同，以恢复其应有功效，实现乡村的有序发展，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一、文化认同的理论建构

（一）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础

要想研究乡村文化认同，需对文化认同相关理论进行框架性梳理。随着现代性带来的多元文化观的发展，文化认同理论也备受学界关注，认同概念也成为多学科的热点研究议题。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影响着思维、价值、行为等共同模式的形成。社会心理学学科强调要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来解释文化认同的产生，关注对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个体发展观关注于个体文化认同形成和建构的心理过程;跨文化心理学强调“人在情境中”，通过个体与情境的持续互动，形塑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观认为文化认同是一种意识形态，因其可解释性与确定性，发挥着“社会胶合剂”功能，在当前我国多种文化认同中居于主导地位。总体来讲，文化认同理论研究经历了由个体向群体、由个体本身向社会情境关系的转向。因此，本文将文化认同界定为由个体与社会关系共同形塑的肯定性评价与共识。

（二）文化认同的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问题不仅由客观存在决定，而且是由社会建构，两者间持续互动达到共识。我们在关注文化认同时，也需重点探讨如何进行文化认同，这关涉方式问题，即事实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事实性认同指对既有或曾经有的客观文化存在的认同;建构性认同指不仅静态地对客观文化存在的价值认定，而且积极参与建构，在动态中逐步构建文化共识的心理感知过程。当前现代性带来的全方位变迁，使得个体心理活动更加复杂。客观文化事实已难以唤起心理共识，亟需以建构性方式来实现文化认同。

二、当代乡村文化认同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缺位：乡村公共资源流失

乡民本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但随着城镇化大潮冲击，大量优势人才离土离乡流动到城市工作或定居，留守人群呈现出“38”“61”“99”结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乡村建设主体“空壳化”将愈加严重，这导致包括人才、技术、资金要素在内的乡村公共资源单向流失到城市，乡村产业出现“空心化”。留守乡村人群文化参与等主体性能力偏低，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建设主体的显性与隐性缺位，也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虚化。这一现代化结构性困境严重撕裂与解构着乡村共同体，侵蚀着乡村振兴的根基，乡村文化发展正经历着结构性陷落。

（二）供給受阻：乡民文化需求难以满足

乡民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是生成文化认同的基础。这取决于文化需求表达与文化产品供给制度的充分合理。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导致乡民处在半工半农的职业游离状态中，乡民文化需求呈现出自主化与多元化趋势。但当前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行政主导模式与话语困境，导致供给受阻。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当前乡镇基层实属压力型体制，即工作指标层层分解下压，乡镇政府以有限精力与资源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就表现出吃力，更难以利用多余精力来为农民提供高效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第二，行政主导模式下乡民处于被动参与的配角角色，参与文化活动也属自娱自乐型。因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供给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等与村民的文化需求存在不同程度的难以衔接，公共文化服务呈现供给失衡。第三，乡村优势人才的离土离乡，使得村民自治无力、后劲不足，乡村资源无法实现有效整合。文化主体能力有限，再加上村集体经济的衰败，自主供给文化产品与服务表现出重重困难，文化产品与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三）规范失落：乡村社会资本弱化

中国乡村的差序格局意味着传统中国乡村是关系社会即人与人之间是依赖关系。但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社会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带来个体化的凸显，个体逐渐从制约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特殊范畴，例如，社区、家庭、亲属等关系中抽离出来。乡村原有的“宗族观念”“村规民约”等文化伦理规范逐渐失落，失去约束效用。当前乡村关系结构正在经历着由熟人到半熟人的转变，乡民间疏离感加剧，关系网络逐渐松散，信任感减弱;乡村社会由道德化，滑向利己化与功利化：权益保护问题突出、干群关系紧张、苍蝇式腐败，灰色势力抬头等，导致以信任一规范一网络为核心的乡村社会资本逐步弱化，严重威胁着乡村的秩序与稳定性。

（四）价值分化：乡村文化权威消解

当下网络化等新型媒介打破空间界限，实现信息爆炸式增长。乡民获得大量信息的同时，价值观分化趋于多元。美国思想家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生存四个强有力的特质之首，就是分散权力。价值观念的“去中心化”特征带来对原有“乡村文化权威”的颠覆。另外，乡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当下处于“旧的打破，新的不成”状态，诸如宗族组织等逐渐瓦解，长老父权等文化权威逐渐淡去，祖先信仰等已失去赋予人生意义的功能。

三、当代乡村文化认同的路径探索

根据文化认同建构主义理论，需遵循理性认知一情感共鸣一思想转化一心理调试的认同逻辑，在乡村文化与乡民自我两方面来实现乡村文化深度认同。

（一）以开展新公民教育构筑理性认知

梁启超的“新民说”，阐释公民要具备权利意识、国家思想、义务、公德等。而当下，公民教育依旧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乡村社会组织失灵、自治无力、犯罪现象频现、读书无用论蔓延、孝道衰落、娱乐化行为失当等，反映出民主参与不够、法制意识不足、权利与责任失衡、伦理道德失序等问题，其本质在于精神文化的沦陷、公共意识的缺失。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开展新的公民教育，应该充分观照乡村实际，以适合乡村日常惯习，传播内涵更深的知识，培养更人心的公民意识，弘扬更正当的公民权利，呼唤更理性的公民责任，构筑乡村文化认同的理性认知与现代诉求。

第一，注重公民教育内容与方式的选择，彰显乡村关怀。在内容维度，囊括更广，不仅包括公民教育的基本之义：增强对制度法律的合法性认同，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培育民主参与、平等的现代精神和社会公德意识，还包括乡村农业生产生活、乡村文化资源等知识，提高乡民的村务参与与农业生产生活等能力;在方式维度，融人乡民日常惯习，如将公民教育以文娱节目方式展现，以身边法律案例分享普及权利与义务的关联、自由与规范的关系等知识，使乡民获得公共意义支撑。公民教育最终实效性如何，需要在充分调研当地乡俗民情等本土特质的基础上，力求精准高效开展，形塑乡民的公共理性精神与公共参与能力，增强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以公民教育促进乡村文化内涵认知。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的主要构成。农耕文化具有互助、应时、取宜、共生、守则、和谐等意涵，因其“乡土民间”特点保持顽强生命力。因此，乡村新公民教育要以农耕文化为起点，扩展至乡土民情与农业生产知识等，通过分享农业成就与理念、乡村文化事件等，可以将农耕文化中优秀的规则技术运用到务农实践中;也可以使乡民在对农耕文化心理再感知基础上，形成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乡村文化认知。从中汲取合作互助共享、协调、包容等营养，并将这些理念与公共精神相融，增强民主参与的动力，实现向现代乡民的过渡与成长。第三，以公民教育深化乡村文化价值判断与推理。公民教育的成功与否，体现在知识技能的掌握以及参与的充分程度。因此，传授公民知识，有利于乡民形成理性思维;参与乡村自治，能够使乡民在参与过程中生成对公民权利义务的认知，加深对公民责任与公共价值的理解，在参与解决村务问题的自治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法制意识与道德观念，这些现代公民素养有利于深化对乡村文化价值的判断与推理，告别“所见即所得”“古村老宅是贫穷落后”等肤浅判断，破解“乡村消失论”等错误推理，培厚出乡村文化的理性认知土层。

（二）以活化乡村文化记忆唤起情感共鸣

德国学者奥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由此可看出，乡村文化记忆是将乡村过去发生的某个特定文化事件，以象征形式建构文本、意向与仪式等系统。不同的个人和文化通过语言、图像和重复的仪式等方式进行交际，从而互动地建立起他们的记忆。乡民与乡村文化两者均需借助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载体媒介以及文化实践来形成他们的记忆。因此，要活化乡村文化记忆，就要在载体媒介一乡村“记忆之场”与文化实践一“乡村仪式”上下功夫。

第一，重塑“记忆之场”，生发乡村文化情感律动。法国历史学家艾皮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要重塑乡村文化记忆之场，例如，古村落、村庄文化场馆等，需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调查一分类整理一档案管理等，并加以保护。例如，乡镇文化展览馆这一记忆之场，整合乡土建筑、乡村民俗以及村情村史等，以实物和图文等实实在在的存储媒介，将逐渐被遗忘的碎片化的乡村文化编织起来，使得乡村文化形神兼备“活”了起来，乡民自然而然对乡村文化发生心灵感应，乡村文化情感得以猛烈生成。但重塑“记忆之场”需要多花心思，诸如文化展览馆是否可融入科技手段以达到更好效果？记忆之场给乡民带来的文本感、意向感如何？第二，再行“仪式操演”，触发乡村文化心灵共振。仪式不但彰显民族精神风貌，为群体提供认同空间，同时也成为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用以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的重要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乡民通过仪式媒介融入乡村群体中，也使乡村民间文化得到再次认同。但现代性冲击，使得仪式文化在乡村逐渐式微。诸如端午节，曾经的粽香飘、插艾条、赛龙舟、雄黄酒等传统文化仪式，正在渐行渐远。尽管粽子的物质形式仍是传承的载体，但是节日的精神内涵已逐渐被遗忘。试想，端午节当天一系列节日操演，还有娃娃们手上带有驱邪象征的五彩绳与荷包叙事，这种庄严的仪式空间，是否能唤起乡村集体文化记忆？春节亦是如此。因此，寻求仪式回归，有过节的“规定动作”，并在操演中复苏仪式承载的文化记忆，确认精神歸属，为乡民营造仪式空间，洗礼心灵，激发情感，塑造乡村文化认同。

（三）以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促进思想转化

文化认同的本质为价值认同。乡村文化，其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乡民个体的经常性利益需求，才能构成乡民认同乡村文化的最合理动力。因此，重塑乡村文化价值，符合乡民的实用取向，才能促进思想转化，实现对乡村文化的发展式认同。

第一，深挖乡村文化价值，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乡村文化既要有文化遗产，更要有精神哲学层面的内在文化。古老建筑、农耕时代工具、传统生活用具等外在物态文化，以及婚丧礼俗等内在行为文化，寄托着乡村人的精神追求，是乡村文化的记忆符号。近些年，政府开展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统计分类、保护与维修利用，但更多是在外观层面，未能对其文化精髓深入挖掘与活态传承。因此，需着力乡村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深挖田野里、祠堂里、炊烟里等承载的历史记忆、蕴含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对农耕文化、堂屋对联等再解读，凝聚勤俭持家、仁爱等文化发展动能;需将乡村文化资源与中国梦等时代内涵相融，挖掘诗书传家、富足厚德等价值内涵，并延续、传承与创造，续写乡民新时代文化故事;需注重地域性文化特色与乡村新产业发展结合，创新性地探索多元化的融合方式;需借助于新型媒介，以适宜的多元化的推介形式，缩短乡民与乡村文化的认知距离，建构现代化乡村文化话语与乡村文化形象。第二，丰富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满足乡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文化认同的发展根源于价值需求的满足。要改变过去“等、靠、要”思想，明确主体身份，以行动自觉来挖掘身边文化资源。积极参与文化自治组织，创造出乡村人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产品与服务。要加大投入，做强规划，做好协调推进，兜底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调研乡村人文化需求，讲好当代乡村文化故事，传播乡村发展政策，创新文化产品与服务，引导乡民产生文化皈依感，传播乡村文明。要以市场为载体，提升乡村文化资源供给效能。在文化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注重资本要素的流动，以市场效能促动高质量供给乡村文化产品与服务。多管齐下，以高质量的乡村文化产品与服务，给乡民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文化环境，满足当前乡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以文化实践和意义追寻强化心理调试

乡民文化行为发生于乡村文化场域，文化制度与文化环境是乡民文化活动的基本框架，文化场所是乡民文化活动的空间载体。乡民文化认同的形成不仅受客观文化资源、制度、环境等外在因素影响，更在于自身行动的积极建构。

第一，注重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以参与体验形塑积极共识。参与感以及共同经历有利于塑造、提升乡民的集体意识。在乡村文化活动中，乡民通过不断地互动以及实践，使乡村文化从人类价值取向以及乡民需求上触动乡民心灵，实现乡村文化与乡民生命意义的联结。第二，注重乡民精神世界的丰盈，涵养文化心理。当前乡民精神文化呈“荒漠化”态势，精神内在丰富性的丧失，影响着对乡村文化的认知，阻碍着建构积极行动的心理调试过程。因此，拥有丰盈的精神世界，培厚乡村文化的精神土层，使自身积极主动地融人到乡村文化实践中，承担起乡村文化的表现者、传承者、创造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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