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社区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目前，关注“三农”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发起了“新乡村建设运动”。四川作为西部传统农业大省，其乡村在中国西部农村社区具有典型代表性。文章以蓬安县兴旺镇H村的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为“乡建”提出有价值的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西部农村 社区建设 可持续发展

H村社区建设的需求概况

生存环境（基础设施和人居条件）的改善。据调查：95%的四川省蓬安县H村居民强烈要求加强乡村道路建设，认为交通不便严重制约了该村经济发展，妨碍了日常交际活动；68%的居民希望房屋改造，告别老式低矮潮湿的椽木结构简易房，住上宽敞舒适的砖混结构楼房；32%的居民希望美化现有住房，达到房屋封檐座脊，门窗刷漆，墙壁刷白，室内室外及院坝硬化，改造厨房（灶台、碗柜、案板瓷砖化），厕所卫生化；100%的居民要求户与户之间通水泥板路；100%的农户希望每户拥有一口沼气池；居住在平坝区的所有居民都希望使用自来水，居住在山区的农民都希望拥有一口手压机井。

强烈要求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特别是在农业科技实用知识方面。全村255户居民中，有98户（约占总数的38.4%）想成为养蚕专业户；70户（约占总数的27.5%）希望成为养鱼专业户；67户（约占总数的26.3%）希望发展成为水果专业户；20户（约占总数的7.8%）打算成为养猪专业户。所有居民都一致表明想进一步了解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各方面的知识。

对社区健康文化生活的渴求。217户居民（约占总数的85%）表达了对家庭及本社区文化娱乐活动的极度不满意，非常想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原子”态。该村几乎没有任何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只有一个村民自组织的、即将解体的锣鼓川剧团；家庭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看无线电视，但接受到的电视频道偏少，图像、声音效果极差，其次是打扑克或麻将，有的甚至赌博；走亲访友极少；也没有电影可看。因此，该村居民强烈希望能够安装有线电视和程控电话；也希望随时（特别是农闲）能够观看、参加健康有益的社区文化娱乐生活。

极为关注个人及家庭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子女教育问题。全体居民都想了解与“三农”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都希望社区生产功能产业化，获得比较丰足的物质基础（货币），从而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借此跃出农门，但该社区因绝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而老一代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低下，心有余而力不足，“隔代抚养”致使家庭教育缺位，年幼一代的综合素质前景使人十分担忧。

H村社区居民物质需求满足的可行性分析

社区拥有的资金量少而不均，且以实物性为主。据《蓬安县兴旺镇农村经济情况统计年报表》（2001～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该村没有村办企业，主要产业以传统种植业为主，与之配套的畜牧业以蚕桑、生猪为主。H村2010年度的总经济收入总额为250万元 ，按收入行业来看，农业收入121万元（占总额的48.4%），畜牧业收入105万元（占总额的42%），二者合计占居民收入总额的90.4%；扣除生产费用及管理费用（总额为98.9万元）以及农业税等其他上交税收（6.1万元）外，居民净收入总额为145万元，再加上部分居民外出的劳务收入56.2万元，以及其他转移性收入0.76万元，整个社区2003年度实际可支配资金总额为201.96万元，该村人均纯收入2198元，与全县收入水平基本持平。不过，该社区居民内部有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在全体255户居民中，其中纯收入625元以下的居民户53户（占总户额的20.8%）、人口170人（占人口总额的18.5%）。

公共积累资金名存实亡。从经营形式受益来看，该村2003年度的经济总收入（250万元），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为249万元，村集体经营收入1万元，即99.6%的资金集中于社区居民手中，集体经济形同虚设。自从1994年从经营形式受益来看，该村2003年度的经济总收入（250万元），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为249万元，村集体经营收入1万元，即99.6%的资金集中于社区居民手中，集体经济形同虚设。自从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及随带而来的“村财乡管”，使得乡镇对村一级社区的财政控制的更紧了，乡村社区的自主空间更小了。“分税制”政策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通过以“吸管”和“喷灌”为特征的公共财政将财力层层向上集中，越在上层越富足，但在支出上却是逐级向下渗透，越是下级能得到的财力越小。鉴于以上原因，导致乡村社区外在人文环境的急剧恶化。H村的外在生存人文环境概莫能外，村财政常年处于赤字状态，目前债务累计总额为3万元。

生产资料匮乏。以H村居民最主要的物资资源—土地为例（以蓬安县的平均水平为参照标准），该村幅员面积1.3平方公里，只有该县平均水平（2.6平方公里）的1/2；截至2003年底，该村实有耕地面积727亩（其中水田601亩、旱地126亩），人均耕地面积0.79亩，也低于该县的平均水平（0.86亩）。据该村文书唐介绍：该村粮食亩产在400kg左右，只能基本解决吃饭的问题；养殖业都是在单家独户中进行，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没有任何规模效益；蚕桑虽然是该村的主导产业，但零星分散，不集中成片，管理粗放，生产、管理成本过高，效益比较低下，并且全村现有桑树（6万株）中有3.1万株已严重老化，急需更新优化品种。

H村进行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的优势资源

传统乡村文化中的理性成分保存较完整。虽说H村享受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低，但民风淳朴。根据项目组采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村民的介绍，我们发现该村居民的农耕文化还比较浓郁，村民们从事着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下地干活，养猪、养鸡、养鸭、种桑树养蚕；夜晚，有条件的人家看看电视，但由于电视的接收效果不太好，大部分农户家中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往往只是个摆设。

梁漱溟对于中国乡村文化的积极功能做出了精辟的概述，他认为中国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在乡村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之处。第一，对农民的闲时自然的性情特征非常适合理性的开发；第二，农民一生面对的是生物，充满了生趣，自然培育出活泼的性情；第三，农民常年种植的五谷必须与自然的时节相一致，急忙不得，所以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他的从容来自于他对接触的一切事物的感悟而产生一种有艺术味道的文化和人生；第四，乡村通常以家庭经营模式来从事生产，自古以来培养人的性情和给予人安慰的最佳地方就是家庭，这与情谊化的组织密切相关。以上四个方面都与遵从理性而需求组织有关；第五，乡村人有很浓的乡土观念，容易引起地方性公共观念；第六，在乡村仍然具有一些中国固有的社会特点，它是一种情谊化与伦理化的社会；第七，我们应将社会的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的重心放在乡村，当然，讲从乡村人手，并不是完全抛开都市；第八，要养成新的政治习惯，应从乡村着手，便于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一是浓郁的传统文化背景。南北朝开始该地始设县，名叫相如县（公元507年），以此纪念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后置蓬州、蓬安县。汉司马相如、唐元稹、宋苏轼、周敦颐等曾来蓬安，南朝梁肖拻、唐颜真卿、李瑀、明李道传、清姚莹等名宦曾被贬谪于此。加上一些开明官吏如宋王旦、清周天柱、洪运开、高士魁、龙旭等都注重倡学兴文，造就了本地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二是可供开发的文化、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中传统节目繁多，该村的传统文化节目有：川剧、腰鼓、花鼓、金钱板、快板、京剧、唢呐等文艺节目。文化资源分布结构合理，有会乐器的老人、会演唱戏曲的中年人以及对戏曲十分感兴趣的小孩；有自发性文化团体，该村还自组织了一个鼓锣川剧团，在本社区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文化资源开发较早，且卓有成效，据村民介绍，他们以前演过《沙家浜》、《丁佑君》、《智取威虎山》，还演过《奇袭白虎团》。除了到各乡、各村去演出外，还到蓬安县城去过。对该村进行文化建设有利的社会资源有：65岁的雷锋战友，考上大学、大专、中专的人家，外出入伍参军的青年，在外地工作从小在村里长大的人们，更有开始回乡的外出打工人员，还有从市人事局下派锻炼的高素质村支书。

三是可以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民间工艺美术资源丰富，如纸扎、剪纸、雕塑、刺绣、面塑等。民间舞蹈多姿多彩，主要有龙灯、狮舞、蚌舞、彩船、莲宵、车灯、高跷、火弹子等。戏剧资源也比较丰富多彩，主要是川剧（板凳戏、围鼓以及传统折子戏），其他还有木偶戏、皮影戏、灯戏、歌剧、话剧。曲艺主要有说唱两种形式：说，包括评书、方言、相声、对口词、三句半；唱，包括四川竹琴、清音、盘子、花鼓、金钱板、莲花落等。

潜在的自组织资源及其萌芽。该村潜在的自组织资源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最明显的是，为了填补因国家文化机构在乡村领域的撤离而造成的文化真空，该村居民自发组织自己的文化团体，在闲暇、节假日无偿地给乡亲们增添一些快乐；潜在的自组织资源基础雄厚，在全村255户居民中，有98户（约占总数的38.4%）想成为养蚕专业户；70户（约占总数的27.5%）希望成为养鱼专业户，67户（约占总数的26.3%）希望发展成为水果专业户，20户（约占总数的7.8%）打算成为养猪专业户，依托未来的农业的农协会开发积累自组织资源。

村民自治为村民的自组织资源的积累奠定了一定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H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严格依照《村委组织法》办事，完全做到了由村民直选，得到督导组的好评，有利于该村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合作、自我服务等“公德”意识的提高，不断消除传统文化中“私德”等消极因素的不利影响。

比较宽松有利的乡村社区建设环境。从整体水平来看，H村与绝大部分中国中西部乡村基本一样，都处于“吃的够，穿的也有，就是缺钱花”刚刚温饱状态。人均土地面积较少，劳动量不大，闲暇时间相对较多（如果能够系统合理地安排时间的话）。乡村养殖业以及外出务工经商为该村能够积累一定的现金资源。该村委会成员因由村民直选产生，具有居民认可的权威性；由于村支书是下派锻炼的，素质较高，特别想把该社区建设好，村委会与村支书的目标一致，能够为通过合作的形式培育该村居民的自组织资源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服务。

乡镇文化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全面瘫痪，乡村文化生活出现真空。据该县文化局的何局长介绍，虽说每个乡镇都有文化中心，实际上是广播站合并了文化站，原有文化站活动场所荡然无存，全县共有文化干事28人，50%的人无任何文化专长，其主要精力放在驻队上。也就是说，基层文化机构多数（包括兴旺镇）处于“三无”状态（无房子、无票子、无专才），根本没有能力来满足解决温饱后的乡村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为民间文艺团体的生存发展腾出了巨大的扩展性空间。

通过文化角度建设H村的问题与建议

H村文化建设虽说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一般都处于欠缺、萌芽或待开发状态。由于该社区内部居民的综合素质比较低，自我认识不到位，不能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来整合社区内部资源，需要借助外界力量共同进行社区建设。即由于缺乏居民合作参与性的人文背景，H村无法有效整合内部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源，建设新人文背景下的乡村社区。

缺乏对本村生存、发展外在环境结构的深度理性认识。建议开办乡村文化活动室，培养学习习惯，重新整合当地居民的本体文化价值观。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采用KSSP在印度克拉拉邦“人民科学运动”的某些做法。在社区建设自愿者的帮助下，在乡村居民之间用他们熟识的语言来宣传科学知识（关于人和社会规律的知识），先从讲解、展览、传播科学信息等开始，然后建立科学知识协会，开展培训促进居民间的互动式学习，后来再发展到对环境、发展、健康、教育等一般问题的讨论和关注。认识到以市场文化为核心的“现代”社区建设模式的局限性，挖掘、整合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从而找到适合本社区建设的最佳途径。

缺乏社区归属感，合作精神不足。首先，建议以乡村经济合作化（农业产业化）促进社区居民的合作意识。通过帮助该社区居民成立养殖业协会，再造该社区的组织机制，如发展老人协会、妇女协会、各种业缘、趣缘团体等，为该社区提供良好的合作机制和生活预期，让居民以长远预期取得短期行为，从而充分发挥民主自治的作用，增加居民的合作意识，提高他们的合作能力，通过生产生活互助合作，来提高他们单家独户提供不了或提供起来不经济的、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合作方式还可以增加他们生产生活本身的乐趣，培养、提高“公德”意识。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借鉴乐施会在云南省禄劝实施项目的经验。H村可以建造文化设施及采购器材为载体灵活运用CO机制，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取一种“赋权”模式。赋权模式就是项目办工作人员和居民一起商量文化设施该建在哪里，怎么建，建了怎么管，谁来管，这些事情都让村民来决定，如果有分歧就多次讨论、辩论，意见无法统一就投票解决。乐施会认为乡村居民是解决社区建设问题的主体，各种机构只是社区发展的协作伙伴。只有以社区为主体的发展，全体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发展才有希望。因此，参与式发展模式才是有生命力的，包办代替式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建议充分开展适合乡村居民生活趣味和欣赏水平的文娱活动和制作艺术作品。让农民自编自演自我欣赏自己的文娱活动，开展与当地劳动生产密切相关的、农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为村民享受自己生活的情趣和品味生活的意义提供一个平台，积极组织并加以引导，增加农村生活的意义，提高村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

最后，为乡村节日或庆典建立专门的场所，促进村民形成主人翁意识，并且村民自己撰写村志、村史，为居民在变动的世界中寻根，让他们感到本体性安全，共建社区共同体意识。不仅可以大大提高乡村居民行动的未来预期，有效限制本社区内部的不良行为，而且可以从本体上让本社区居民感到安全，心灵上找到安慰，从而减少他们的担忧与焦虑。

社会活动较少。建议开展大量的社会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闲暇生活质量，使他们的农闲时间生活变得充实而有价值，生活本身蕴含的意义更加丰富。主要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社会性活动（包含经济型合作和文体活动）。例如，组织棋类比赛或歌咏比赛，不仅能有效提高竞赛双方内部的合作能力及组织能力，同时能提高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而且会为优胜群体带来集体荣誉感；又比如，组织不同村小组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游戏，可以为优胜者提供荣耀资本。让不同层面的乡村居民自己组织参与社会性竞技活动，使乡村民从温饱生活中更快地进入到精神享乐和社会福利中。

（作者单位分别为：成都师范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成都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责编/韩露（实习）

推荐访问:社区建设 需求 农村 西部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