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乡愁

“以我在乡村的处境，能与这样的文字遭遇，好像有些隐秘。”这是耿翔在《父亲本纪》里说他和诗人韦丘神遇的两句诗，似乎也可以用来说我和耿翔《父亲本纪》的相遇。说老实话，我一开始读《父亲本纪》更多的是对诗人刻意修辞的戒备，而且就我个人的阅读趣味，对这种抒情、倾诉，甚至带有一种虔敬祷告味道的文字并不太喜欢。所以，看过也就看过了，也没有生出多少写点想法的冲动，直到耿翔把足本《马坊书》的诗和文全部发给我，我才意识到《父亲本纪》，包括此前已经在《花城》发表的《母亲本纪》，如果栖身于《马坊书》才是更有机的。对于耿翔而言，父亲和母亲“就是我藏在心中的真正的马坊。”

一

如耿翔自己说《马坊书》是“一个人的乡村史……出生于上世纪1958年，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作家一心想通过这些文字，为我们寻找一种乡村精神。”如果写作之于耿翔是“用文字叫醒我身上的疼痛”，《父亲本纪》《母亲本纪》是《马坊书》疼痛的核心。和一般追往思亲的散文不同，耿翔述亲者之往事，有着更对整个农业文明吟唱挽歌的怅然。耿翔的写作让我们意识到，文学的意义不一定做我们高歌猛进时代的同路人和媾合者，它可以是后退的、守旧的，“我在马坊，领略过《诗经》里所说的‘牛羊下来’的场面。”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文学中的乡村书写，后退和守旧是很容易做成滥调和甜腻的田园乡愁。于是，“乡愁”在很多人笔下成为一日游式的心灵观光。《马坊书》的写作同样是关于“乡愁”的。“等我到了长安，我的心反倒不安了，它为马坊的跳动，让我看出这块土地，带着很重的伤逝，在我心里接近成熟了。”但耿翔不是观光客，而是为乡村精神招魂的扎根者。既然是扎根，自然就有一个弥漫和生长的过程。“我对马坊的热爱在哪里呢？确切地说，就在一棵庄稼的根茎里，在一只虫子的嘶鸣里，在一面山坡的陡峭里，在一条流水的细瘦里，在一阵大风的吹拂里，也在一个人的呼吸里。我能如此热爱这些具体得有些琐碎的事物，表明我对马坊的热爱，绝不是一种很模糊的东西。这块土地在我心里的生长，就是它的大小事物的生长。可以说，我是用着几十年的时间，痴情地把一个人有血有肉的胸怀打开，只对着一块很小的土地，让它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来扎下自己的根。而在这个悲欣交集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我像一个上帝的孩子。”父亲和母亲是无法从耿翔的马坊抽离的。“能在我心里扎下根，又与马坊有关的哪一样事物里，没有父亲的影子？”耿翔“本纪”的父亲是马坊的羊群、石头、草叶、马灯和灵性的狼中间的父亲。

进而，《父亲本纪》的“扎根”是双重的：父亲在马坊的扎根，我在我生命来路的父亲的马坊的“扎根”。所以，耿翔写我、羊群和父亲：“我在七岁之前，去过马坊的大小村子，不是自己用脚步走着去的，而是爬在他宽大的背上，一路被背去的。就是这样的脊背，自从接过村上的羊群后，就成了刚出生的小羊羔们，要跟上羊群的摇篮。这样的细节告诉我，父亲的脸色是粗糙的，表情是僵硬的，他愿意普度众生的心，却是细密和绵软的。因此我说羊，是我寄放在马坊的一群兄弟。”耿翔的写作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所谓的知识者，一个能言说者，他对世界的关怀是不是从己身出发？他对内心的谛视是不是从自己的亲者开始？他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爱与痛惜是不是亦从己身从亲者开始和出发？耿翔的马坊是幸福的，耿翔的父亲和母亲是幸福的，因为诗人耿翔让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让那些普通的生灵和劳动者，向我们敞开。值得注意的是，在《父亲本纪》，父亲首先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名者。如果《父亲本纪》是马坊“乡村史”的一部分，那这部“乡村史”也是父亲的屈辱史和伤害史。即便如此，父亲仍然不是被我们文学格式化的麻木乡民，父亲籍籍无名，但父亲有着善良、敏感、隐忍、倔强的内心。所以，关于父亲、母亲，还有马坊这样的中国村庄，我们知道多少？他们是有神灵的。

他们的命，也像自己的屋檐一样长。

我后来回到马坊，一进自己的家门，眼睛被满院子的阳光晃着，就像看到父亲和母亲，还一脸茫然地坐在屋檐下。我不敢挪动脚步，怕惊动了他们的神灵。我发现他们的手，还僵硬地放在双膝上，始终保持着他们在唯一的照片里，留下来的那种姿势。

《父亲本纪》自然流淌着忧伤。光阴流逝，父母不在的伤逝和哀痛，但柔绵的抒情不是《父亲本纪》的全部，《父亲本纪》触摸和抵达的还有村庄马坊的坚硬和尖锐。“也因石头的塑造，我至今不喜欢轻生的生活。”“父亲的身体里，到底蕴藏着多少力量？”应该意识到我们时代的乡愁正在被轻盈化、时尚化、装饰化，都市田园梦亦已然是中产阶级的标记。经验中的乡愁书写，许多对生命出发地的蕴藏，不是挖掘，甚至是掩埋。而《父亲本纪》的书写却是挖掘性的，耿翔对村庄马坊和父亲有着陌生和敬畏。“我对他的身体是陌生的。”“要有一片水乳大地，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正是陌生和敬畏，耿翔意识到经由文字的乡愁的局限，“对狼的怀念，仅有文字是靠不住的。”这就使得他和他的乡愁成为一种悖论中的返回——文字靠不住，但文字却使他得以返回故乡。所以，耿翔固执地走在回乡的路上。而还乡耿翔要清扫掉所有覆盖在马坊和父亲身上的浮尘，进入到村庄的秘密心脏。在这里，疼痛不只是悼挽和伤怀的抒情，而是冷峻的写实。

他是坐在洞子沟里的草坡上，一边吃烟一边给我说的。

我也语言暖暖地回答他，一村人都用过我家的草绳呢。

写到这里，身上突然因草绳而冷了起来。我想到了山成家仰仗大队长彦龙，要占我家园子的事。父亲本能的反抗，使他从此成了被村上随意斗争的人。记得最恐怖的一次，是在我家庄背后的水利工地上，在玉米秆搭成的工棚里，彦龙召集一村人开斗争会。民兵队长狗牛，一直背着枪站在我父亲的身边。我和我小学的同学们，一脸茫然地坐在台子下。我不敢看父亲，但偷着看狗牛，我怕他像捆四类分子一样，突然上去捆我的父亲。

好在他那天没有捆。

“我想如果他捆了，那条捆在身上的草绳，说不定就是父亲自己搓的？更可怕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一切与之有关的灾难，都错位地背在一个与之无关的农民身上。我一生的理解，都超不过这样的深度：‘文革’在我们村子里，是一个农民受难的‘文革’，是我们命运里躲不过的瘟疫，也是一段难见先人的村史。”

所以，我理解耿翔要把自己的写作说成是自我清洗式的逼视伤害和伤痛。“而我承受的体内的疼痛，是我生命中最深重的疼痛。我不能简单地回答，最终没有被它击倒，是苦难后的幸运还是不幸？我在描述这些疼痛时，我的心是痉挛的，我的手是颤抖的。我想我的文字，一定跟着我的心和手，一块痉挛和颤抖着。特别是写几位亲人的相继去世，我像在自己的体内，一个人挖着一块结痂的伤疤。写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写作，不会让我获得一种轻松。”至此，耿翔的乡愁和大路货的痛感消逝的乡愁分道扬镳了。

二

我知道耿翔是诗人，诗人做散文难免文字修辞上的斤斤计较，因而诗人散文家的散文往往也带出一种别样的文腔文调。在这方面，耿翔走得并不是太远，他和我们周围一些在自筑的文字城堡里呓语的诗人散文家是有区别的。耿翔散文的文字是诗人的，但他没有拒绝普罗大众的做派，他的文字也考究，但不雕琢、晦涩。

诗和散文的转换与选择是许多东西方写作者，特别是诗人经常遭遇并且思索的问题，既然我们选择作为诗人的耿翔的散文写作的视点进入我们的观照、审察，那么，显然这也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在这儿我们是否可以稍稍偏离我们的话题，梳理一下东西方诗人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说实话，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倾向于认为诗和散文的转换和选择，源于诗情枯竭或者是作家对于世俗生活的不同态度。换句话说，这几乎是认同于诗和散文作为对峙的两种文体样式有其独有、不兼容的创作机制，特别是前一种观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散文在文体模式对峙中的品格。而另有一些人，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诗和散文写作“两栖”的诗人们，像于坚、王小妮、钟鸣、陈东东、庞培、张锐锋等，则倾向于以为“只有诗人才会通过其散文写作重新发明散文，并把这种被重新发明的散文赋予诗歌”（陈东东）。其立论几乎因袭了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等文中关于散文与诗歌地位的观念，布罗茨基认为，诗歌的地位高于散文，从原则说，诗人的地位也优于散文作家。在西方文学史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同样由来已久，惠特曼、瓦莱里、帕斯捷尔纳克、帕斯、博尔赫斯、布罗茨基等人均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说法为我们审视耿翔在诗和散文写作的转换与选择提供借镜与启迪，布罗茨基说：“如果这里所谈的不是茨维塔耶娃，那么，一个诗人的转向散文，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学上的nostalgie de la boue（对卑俗的眷念），一种与写作的群体融为一体，最终与众人相同的愿望。但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位从一开始起就明白该往何处走、或者将被语音领向何处的诗人。……散文绝不是茨维塔耶娃的避难所，不是一种解脱——心理上的或风格上的解脱——方式。对于她来说，散文是对孤立的环境，亦即语言的可能性的明显的拓展。”那么一个散文家可以向诗歌学到什么东西呢？“一个词的比重对上下文的依赖，思维的集中，对不言自明的东西的放弃、高涨的情绪中所隐藏的危险。一个诗人可以向散文学到什么东西呢？很少：对细节的关注，土语和官话的运用，在很少的情况下，还有结构的手法。诗人不写作散文是可以的。某种需要，或是一位批评家的无知，更不用说日常的书信了，迟早会迫使他‘像众人一样’地写上几句。但是，除此之外，在诗人那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动因，……首先，诗人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突然想到要用散文写些什么。……其次，存在着一些只能用散文来叙述的题材。对于三个以上人物的叙述，是与除史诗之外的任何一种诗歌形式相矛盾的。对历史题材的沉思，童年的回忆（诗人与普通凡人一样也常沉湎其中），在散文中看上去要更自然一些。……我们不清楚，由于诗人转向散文，诗歌输掉了多少；但毫无疑问的是，散文由于这一转向而狠赚了一笔。”（布罗茨基：《诗人与散文》）在这篇讨论茨维塔耶娃散文的文字中，布罗茨基进一步说：“读者自始至终所接触的不是线性的（分析的）发展，而是思想之结晶式的、形象化的（综合的）生长。”是的，耿翔虽然没有像一些诗人散文家将自己封闭在晦涩的自闭的文字城堡，但耿翔确实让诗歌赋予散文——在语言、结构、命意以及情绪、情感的控制术上——“狠赚了一笔”了一笔。不仅是技术上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诗”的心灵让耿翔对马坊的发现、重建和命名成为可能。“不用谁来指点，我在土地上领略过神意的目光，会集中在羊长得清俊的头部，像在世界的末日，展读一段没有被污染的文字。”“精神的清洁，是我穿越它被厚重的羊毛，裹得有些臃肿的身体，在清洁的文字里，对羊的一种认识。”如果散文作为一种世俗文体的观念成立，诗性的“清洁”可以在心灵和文字意义使得散文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警醒和澄清。

三

说到这里，似乎还有必要谈谈“本纪”。耿翔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本纪”这个“大词”。是《史记》本源编年意义的吗？如朱自清说：“《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朱自清：《经典常谈》）“编年”而且是“溯源”，“《史记》共有十二本纪。他说本纪是关于‘王迹所兴’的记载。这四个字很扼要。对于《项羽本纪》，过去有争论，有很多人批评司马迁，说项羽既非王又非帝，为什么给他写本纪？其实‘王迹所兴’四个字，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项羽曾号令了大半个天下，为什么不能写他的本纪？”（白寿彝：《史记新论》）如果将“父亲”看做我生命的来路，“父亲本纪”是父亲和我之间一个延续的生命史，如同《史记》之《项羽本纪》填充的是秦汉两朝之间的时间空洞。《父亲本纪》对父亲以及怀抱父亲的马坊的追忆和怀想是对我的生命前史的“编年”。在这种意义上，写作是一种修复和还原。因为写作，人的生命可以不断重复和重建而赋予新意。还不止于此，前人早已发现司马迁出位和越轨的历史观，他将“王迹所兴”的“本纪”赋予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岂止是填充历史时间的空洞，如同《史记》孔子、陈涉位列“世家”。

司马迁之识力高处，简直不唯叫我们向往，而且叫我们惊讶。例如他处在正统的汉代，汉代已经定鼎了八九十年了，但他仍能对中间不过八九年的扰攘的主角们都给了很高的地位，他不唯把项羽写作本纪，把陈涉也写作世家，而且把那“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紧张局面，作出了一个《秦楚之际月表》，让后人不至抹杀了那些起义的人的声势，或忽略他们历史上的真正大小。

更如向来的历史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是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但司马迁注意到社会和经济。他知道流氓刺客、求签问卜同样是社会的大事情，而贪官污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也同样是人类中发生着作用的分子。所以他所写的社会，是全面社会，是骨子里的社会。在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有小单子反应宇宙的话，《史记》一书可说就是反映宇宙的那样单子了。（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如此，更卑微的父亲在耿翔的文字世界享受王者的“本纪”，父亲和马坊这样的“小单子”，于耿翔是否也是大的宇宙？

这几天，我本来是受命官家去到僻远之地审查试卷的，结果是正事不作，却把一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读耿翔的《马坊书》。恰恰我住的地方叫禾木山庄。禾、木、山、庄，还有窗外荒寒的冬日田野，枯瘦的潭水，古老的鸟声，旧的农业文明宛在，或许《马坊书》就是一直期待着我和它在这里有一场彼此进入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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