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有价值的书:《吉庄纪事》

一说到村庄，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自己的记忆。因为我们摇身一变而成为城市人，毕竟不过二代或三代的事。所以有些成名的作家，写儿时在农村的生活，也多有趣味。但不可否认，华丽笔下的农村，只是他们摆脱困苦的农村生活后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由于一种模式化的教育，以至于中学语文教学所用夸赞家乡的作文参照物也有些是这些作家的模本。甚至于有些作家的篇章选入什么中学教材或辅导教材，也像范进中举似的，疯癫癫地逢人必说，逢文必写。其实真正的一部村庄史，在这些作家的文中大多是看不见的。看出美景，觉出童趣，自然是好的，但我总认为，以自己所能有的影响力将一个村庄的历史和现实如实地讲述给外人，也许对渐渐城镇化了的人们了解自己过去的农村身世或许更有些价值。在这方面，我爱看台湾作家的作品。

2010年8月15日，台湾作家朱天文在她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给我签的是“这次在上海书展讲的题目是，阅读，使我们轻盈”；在《传记》上，签的是“少作笑看”；在《炎夏之都》上，签的是“难逢难值”；2012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朱家姊姐朱天心的作品集，读了其中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让我很后悔没有对最近去台考察台北书展的朋友亦请朱天心给我一本签名本，因为朱家姊妹陪我这位友人在台湾的浅水湾玩了整整一天。我并不是签名本的追捧者，之所以想要朱天心的签名本，无非是读到这样一句怦然心跳的话：“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上述这些引言，都是因为郭万新的《吉庄纪事》而引发的一些联想。

《吉庄纪事》的核心、关切和价值就是对时代转移后一位位逝者的追怀和影响吉庄历史变迁的种种认同及反思。尽管郭万新的家乡不在吉庄，但因为写了这本著述之后，他就有了第二个家乡——吉庄的荣誉村民。这就是我所说的一本著述的价值。

对于农村的文字，我爱看、爱做的事之一就是民国时期那些搞村政试验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原始记录。如，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主持的华北平民教育试验区；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所进行的乡村建设研究实验，以及山西老省长阎锡山所推行的村政建设，等等。我之所以关注这些学者的农村生活印记和曾经的种种实验，只是好奇民国史上的这些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自觉自愿地把解决中国的问题，非要放到农村去进行？最近和张继红先生准备编一本民国时期外省籍名人看山西的旧文集，从《梁漱溟全集》和一些旧书刊中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梁漱溟先生1929年12月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之后，学生们提问“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时他的答话：“中国问题之解决，从发动直至最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这伟大力量。”这是一个意思。另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梁漱溟先生认为，在改良和革命这两端，应当属于革命。他说：“因为从旧秩序改进成一全新的秩序，即所谓文化改造，怕不是改良手段所能最后完成的。”

到底是改良正确，还是革命才能改进成全新的秩序？因梁漱溟先生在邹平所进行的乡建实验只进行了七年，就因抗战爆发而停止，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得出一个实验出来的结论。非常幸运的是，我在2010年较为首先地看到了郭万新《吉庄纪事》的初稿，这个问题也由他对这个塞外小村庄的百年记述给了我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梁漱溟先生当年在邹平的实验区，曾进行过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我在阅读郭万新的这部书稿时，发现这个绕不开的问题，在吉庄竟然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复验证。只不过，这种实验由旧时的知识分子的改良或是革命，演变为中共中央随着生存状况的不断变化，进行了“和平土改”还是“革命土改”的种种尝试，最终走到“斗争土改”或“暴力土改”的一条路上。

稍后，我又看到中国现当代史著名研究专家杨奎松刊发在《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中共也曾试过“和平土改”》一文。杨先生通过研究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尝试与可能问题所说的，“历史上中共对地主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和平的办法，即把地主视为统战对象，不动地主土地，如抗战时期；一种是抱以革命的态度，把地主当成敌人来打，实行没收土地政策，如苏维埃时期或内战时期。因为抗战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时期，因此，用革命的方法没收地主土地就是中共在农村的例行政策。”为什么一定要用革命的方法对农村社会进行社会改造呢？杨先生分析说：“用革命的方法没收地主土地包念有两层目的：一层是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需求；一层是要通过剥夺地主土地财产的办法来彻底打倒地主权威，根本改造农村社会。因此，用和平的或温和的方法来获取地主土地的做法，在中共的理论层面或政策层面，就注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斗争是绝对的，无论苏维埃时期，还是1947年北方根据地推行大规模的土改斗争，哪怕是1950年全国新区掀起土改运动高潮，中共领导下的土改斗争，基本上都采取农民用激烈的手段斗争和剥夺地主、富民的做法。这种做法几乎每次都造成了乱打乱杀的偏向。每次发生乱打乱杀的情况时，中共中央也大都出面纠偏。但是，反对‘和平土改’，始终是中共土改运动中一项不变的政治任务。”杨先生研究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当然不只是这种尽人皆知的“过火了”和“乱打乱杀”的历史，而是敏锐地发现，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中共中央确确实实曾经尝试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农村地主土地占有的问题。读过此文，我惊愕地发现，郭万新所著《吉庄纪事》第一章中老老实实务农的李达仁，就保留有极具实证价值的从清嘉庆年间到2000年前后不同时期的地契；而在第四章“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第三节“三福贵，还我的大花牛”，整个记述的都是杨奎松先生研究的从“和平土改”到“阶级斗争”演化的过程。以我的了解，郭万新在写这本书时，似乎并没有看到过杨奎松先生的这篇新论，但他以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在延安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为蓝本，把吉庄当年“斗争土改”写得活灵活现不说，更难得的是，他据实写出了吉庄也曾有过“和平土改”的瞬间即逝的和风细雨以及后来的“暴力土改”的种种恶果，甚至还糅进了爱讲笑话的吉庄人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并非笑话的笑话：“工作组要求富农老老实实将埋藏的大洋、烟土等悉数拿出来上缴充公，富农们自然异口同声交代说没有没有，于是工作组参照有的村庄的做法，安排一些积极分子将富农脑袋朝下拽了脚腕，上街去拉着走。被拉的有三福贵、李如松、李善仁，另外几个主动交出牲口家产什么的，不再为难。槐树院李树安专门负责拉他的叔叔三福贵，工作组的说法叫划清阶级界线”。但“吉庄这次批斗富农，仍然等于走了过场，就算形式一样。因为拉人的被拉的一概不太严肃认真，双方都也忍俊不禁，嘻嘻哈哈。上街后看看工作组没出来监督，村里人赶紧七手八脚给几个富农或者身上围了皮袄，或者屁股下垫上牲口的颈套，生怕造成伤害。有人还问富农：‘你们乏了么？要不站起来歇歇。’三福贵裤子磨破了，露出肉皮，有的村民调侃李树安：‘喂，不能再拉了，再拉你叔要出毛病啦！’还有的说：‘李如松，你为啥不哭？小心交待不了。’往他脸上撒一把土，制造假象；李善仁上了岁数，没拉多远就哼哼唧唧，结果半路上爬起来，和拉他的村民相跟着走了一圈。”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到了最底层的村庄，往往却是这样一种效果，这让制订土改政策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就连郭万新对此都评论说：“客观评价，吉庄富农遭遇的‘暴风骤雨’实在太温和了，几乎是‘和风细雨’……相反，据说邻近的极个别村子搞得很厉害，对地主火烤打吊，红壕村的恶霸马五甚至被挖了眼珠……另有西影村一个穷汉偷听农会开会被发觉了，就给他定了富农成分，人们说他为自己偷来一个富农。”我想说的是，如果郭万新只讲了这些土改的拉人示众的旧事，那么也就是复原了一种历史场景而已，看这种纪实作品倒不如看罗平汉、金冲及所著《土地改革运动史》和《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来得直接。最令我感佩的是，也是在这一章，郭万新尚有记录富农失地后的种种悲切：三福贵“有时走过原来属于自己的田边，忍不住长叹一声；有时看见别人使唤他家分出去的石磙子，也会黯然神伤；种田需要时，他又找来李耀山、李佐等人商量想借来曾经是他家的驴骡一用”。人之常情的这种念想，被阶级斗争者看在眼里，就成了“妄图反攻倒算”的罪状；在受益者的口中，竟也编出有辱失地、失财者尊严的顺口溜：“三福贵，灰脊背”；还有一句是众人纷传三福贵向贫农索要分去的大花牛（而事实是三福贵从来没有过什么大花牛），瞎编出来的“三福贵，还我的大花牛”。这种对失地“富农”人性情感的延续，使本该是土改史的主角有了一点点从正面表达他们悲欢离合的意义，从而成为朱天心所说的不要“轻易一页翻过的‘在场的缺席者’”。

中国的一个村庄，历史是否悠久，群体和文化是否独有个性，要看这个村子是否具有不同于别处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再具体一点，要看有没有民间庙宇。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追寻和了解这方土地的先民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将这些没有记载在官书上的神称王、称爷、称公主、称娘？我初读《吉庄纪事》初稿，惊异地发现吉庄竟有三大王庙留存：“神名拓跋，庙号桑干”。为什么神名叫“拓跋”，庙号为“桑干”呢？带着这个好奇，我曾去吉庄看了个究竟。郭万新找出金代《重修桑干河神庙记》中的一句话来佐证：“以古老相传，神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母拓跋公主。或曰：饮是泉而诞三王，次者能伏桑干之龙。而旧庙像尚有俯伏之状存焉。又于庙西壁画母子仪像，所传数百年不绝。”我说，金代的碑记，不可能有“以古老相传”这种文辞出现。郭万新说，可能他县上市里的人抄错了，并又作解释道：“这句话也等于用文字概括了吉庄三大王庙正殿壁画的内容，原来（拓跋）公主只喝了神头泉水就诞生了三王……而三王竟能管理或控制桑干（河）的龙王，使之造福一方。但他仍不解，既然神名拓跋，那么拓跋三王又是谁呢？”是啊，拓跋三王又是谁呢？这正是《吉庄纪事》需要考察或考证出的一个大问题。哪怕我们不那么专业，也要有自己的或传说的一个说法。郭万新真行，他后来不知从何处找到了一个说法：拓跋公主所生三子，“老大名叫拓跋广济，老二拓跋宏济，老三拓跋普济。”但他也承认，这个说法是没有史料支撑的，也不是专业的学者考证而来的，只是听说的。不过，他说他看过《魏书》，他怀疑《魏书》中所说的拓跋氏的三位大王，也许是鲜卑兴盛之初拓跋三部的化身……因为所涉话题太专业，非要历史和考古学家合力，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或数个并存的可供选择的答案。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经过我们这次讨论，郭万新以一个纪实作家的身份，竟能在其后成定稿的第一章“看似平凡的吉庄却原来与众不同”中的第三节“历经五百五十年保存下来的三大王庙”，对三大王庙以及那神秘而怪怪的壁画人物和民间口口相传的人物进行了准专业的详细考证和图说，这与我初读初稿时那种意犹未尽的种种缺憾，有了换装换人的惊艳，这是我与郭万新对书稿经过讨论后，所分享的最大的喜悦。

写传统历史编年之外的民间纪录的作者，我最佩服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先生。他以徽商、徽州史料为文化资源，陆续写出《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明清徽州社会文化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等开创性研究著作，从而成为国内研究徽州文化的代表人物。2005年，他又以新发现的一本《詹庆良本日记》，撰写了《永岚村纪事——一九四九年》。王振忠在此书的引言中说：“山村少年詹庆良的日记，曾经演绎过碧树红花的人生梦想。它真实地描摹了1949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记录了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淳朴的乡村生活，独特的地方传统经验，天灾兵燹的迷茫和惊悸，下层民众的焦虑、失落，少年的欢乐与痛苦……平凡而感人的个人世界，细腻的日常生活情节……”当王振忠先生在永岚村村口遇见了五十年前写这本日记的主人詹庆良时，他感慨道：“昔日的英姿少年，如今的垄亩老农，时光的交错令人浮想联翩；少年的梦想灿若春花，抚今追昔，如续前梦，如访前生，一切往迹皆在苍茫明灭之间。老年的他，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知识是否真的改变了人的命运，还是命运本身就给人以不同的机遇？”我之所以对王振忠先生的这件奇遇记忆深刻，实在是因为他对徽州民间档案的关注和搜集，并以此为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写出了“抚今追昔，如续前梦，如访前生，一切往迹皆在苍茫明灭之间”的民间记忆。郭万新在写《吉庄纪事》之前，并不知道王振忠何许人也，也没有受过历史地理学的专门训练。但他有心，有一种追求学术道德和学理的自觉，所以一住吉庄就是半年，另加三五个月的零散的寻访。我注意到他所搜集的吉庄各个时期的民间文书，几乎是一部村史史料的全部；他所访过的吉庄老人，仅仅两年之后，当年提供口述历史的老者，已经走了好几个。郭万新跟我说：当年给他提供了不少口述历史的李如昆大伯的耳朵现在也彻底不行了。这种情形，甚至不能用写作来衡定郭万新此书的价值了，他是及时抢救了比什么都宝贵的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而“抚今追昔，如续前梦，如访前生，一切往迹皆在苍茫明灭之间”的写作目的，相对于王振忠先生的《永岚村纪事——一九四九年》来说，郭万新的《吉庄纪事》在某些方面，如历史转折周期的跨度，人物个性的纷杂，命运的逆转和突变，也有着他的过人之处。尽管比不了王振忠先生的学术研究深入，但这种“五谷糅杂”的写法，倒也使得《吉庄纪事》有着更广大的普众面。

吉庄村委会在《吉庄纪事》出版后，计划在今年编辑一本《村里有所大学叫师专》的书。没读郭万新的《吉庄纪事》之前，我并不知道早先的雁北师专的校区就在吉庄的地界。2010年夏季的一天，郭万新突然给我打电话，语调像发现了新大陆似有些亢奋：“苏老师，我找到了姚老写吉庄的两道诗！”我不知他所说的姚老到底是哪一个姚老，于是就问：“姚老是谁？”郭万新说：“您连姚老也不知道呵？姚奠中老先生呀。”我恍然大悟：“知道知道，你从哪儿找到的，诗名叫什么？”他说：“翻看了一本姚先生的年谱，是七五年写的，诗名叫《神头吉庄堡漫步二首》。”我说：“小吉庄这下可有大文化人的咏诗了。看看把姚先生的这两首诗放到哪一章里合适，快写吧。”后来，我读《吉庄纪事》最后的一稿，在“引子”中看到如下文字：“姚奠中，1975年秋，被学校派到雁北神头的雁北师专，辅导由中文系学生们给雁北地区中学教师开的培训班，进行了三个多月。12月，姚先生写了《神头吉庄堡漫步二首》，罕见地让桑干河源头一个小小村庄出现在他笔下的诗文中，极其难得却也历久弥新。”

姚老的这两首诗句是：

朝朝漫步溪边路，笑语相将有卫朱。

五岭乌蒙皆砥砺，长征两万少平途。

重上荒丘意侗然，羔裘绒帽朔风天。

浮云聚散寻常事，独立苍茫望远烟。

郭万新对姚先生后一首诗解释道：姚先生对吉庄的独立审视，则完全没有了笑语谐喻，但见朔风掠过，远烟散乱，独立苍茫的老人在吉庄堡前良久伫立，面色凝重。虽然已无从知晓他的内心沉思着什么，但也能够想象，他的目光一定触及到吉庄堡由普通黄土夯起的历史记忆。

如此两首诗作的发现，郭万新的《吉庄记事》便把“看似平凡的吉庄却原来与众不同”，变成了“与众大不同”。王振忠的徽州研究考问的是：“知识是否真的改变了人的命运，还是命运本身就给人以不同的机遇？”而一所雁北师专以及姚奠中先生咏吉庄的诗作，带给吉庄的却是这样一种认同感，即一所大学和知识，绝对能改变许多人命运。据胡适《四十自述》，徽州人的习惯，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就会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从而养成了出外经商的传统。由于在城镇经商，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最近的思想和感受到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种种好处，于是就把孩子带到城镇里去接受教育。徽州人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远超过朔州，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几个重要人物，如朱熹、江永、戴震、凌廷堪、俞正燮出在徽州而不是朔州的根本缘由。尽管吉庄有知识的人已是“文革”后的事了，也不能和徽州人在明清时期就在子女身上大量投资教育相比，但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吉庄地界有所大学，对这个村庄多出、早出有知识的人，还是具有相信当的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在《吉庄纪事》有着许多详尽的描写。而身为吉庄本土人、又在1977年考入雁北师专的李世唐先生在《吉庄纪事》的“跋”中，对此有着美好的回忆：“1959年，雁北师专的前身——晋北师专落户吉庄，从那时起，大学校园的农舍比邻而处，吉庄笼罩着浓郁的书香，田野地头、溪边小道，往来络绎着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雁北师专群贤毕至，一大批年轻的精英从四面八方来到吉庄，然后又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广阔天地，奉献所学。如今雁北师专虽已搬迁，但喝过神头泉水、在雁北师专汲取过人生营养的学子们谁又能忘记吉庄那片阳光灿烂的天地呢！”

现在出书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作家唯有的专利。面对一年约十大几万种图书的出版量，许多书出版后即成为自己和朋友才知道的书。所以我特别强调并看重一本书的价值。郭万新的《吉庄纪事》之所以有价值，不仅在于唤醒了吉庄村民尘封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还在于它对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村庄有着种种意想不到的推进力。

据闻，由外省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投资，将在吉庄地界建设一座水泥厂；朔州市推动“四化一体东部新区”的转型跨越大战略，已将吉庄地界内的神头水域规划为神头湿地公园；吉庄村委会主任林建国，现在正加紧发展吉庄的现代农业和养殖业，准备为不久到来的旅游热提供系列配套产品。

2011年端午节，吉庄村举办了首届吉庄文化旅游节，村民抬出“拓跋三王”，按旧时的规制和原貌进行了停止了几十年的祈雨活动。当我顶着艳阳，走在祈雨村民的队伍之中，真正感到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力量——东边日出西边雨！村子里烈日炎炎，吉庄的田野在祈雨之后却下起了小雨——尽管那几天一般都是下雨的日子。我望着西边的天空想看看天阴了，还是下雨了，不知怎么却想起了朱天心对访她的国内一家著名期刊记者说出的一句话：“纯文学这个族裔已经快要绝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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