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

【摘 要】 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证加快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指出必须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拓展和谐文化共享平台；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促进民族文化传续。

【关键词】 民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

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用更通俗的语言概括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启示我们，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既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也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第一要务是要提高农村生产力，加快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文化和谐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如果为生计发愁，连温饱都存在问题，和谐文化建设就难以开展。

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有饭吃，没钱花”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边远民族山区，贫困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其民生改善状况不容乐观。在少数民族群众“吃、喝、住、穿”的基本物质生活保障都未解决的现实条件上，要实现新农村建设20字的目标，显然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基层政府应结合实际努力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调整产业结构，面向市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种养业，提高经济收入，切实改善民生。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民族乡村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素，营造乡村和谐人际环境，提升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加群众对乡村生活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线性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已经融为一体。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为保障，构建乡村和谐文化将会成为一句空话。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生产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的要求，地方政府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界，有不少同志习惯于把今天民族地区的落后归因于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族剥削与民族压迫政策，似乎民族地区的发展滞后都是历史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帮扶好像只是给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还老帐。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不完全是一种历史产物。”［4］虽然在历史上的民族竞争中，许多少数民族都被挤压到生存条件差的边远山区。生活地域的边缘化，导致文化的边缘化，也导致了经济生活的边缘化。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不断扩大化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国内民族学界对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但并没有达成共识。［5］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汉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总不能把原因全部推给历史。我们应该反思和调整政策与措施。地方政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按照“两个大局”的设想，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展战略”和“扶贫攻坚战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扎实推进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千方百计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防止和消除绝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与相对贫困的持续扩大，进一步巩固和夯实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和谐建设的物质基础。

二、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拓展和谐文化共享平台

公共文化设施是指是人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也是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创造，实现文化权利的物质条件和阵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是国家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基本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作平台，让农民共享和谐文化建设的成果肯定是行不通的。2007年8月，《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详细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6］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深化对农村文化工作的认识，加大了资金投入，重点建设农村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先后启动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农村科技培训、农村党员和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等乡村文化建设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一个新高潮。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也为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实现文化惠民打下了良好基础。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明显，农民居住分散，要达到“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的目标，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民族地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费不足、设施简陋陈旧、文化管理体制不顺，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有许多空白点。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包括文化活动室(或图书报、刊阅览室、农家书屋)、电影放映室(或电影院)，戏台(或戏楼)、有线广播、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公共电子阅览室、宣传阅览栏、农技学校(或培训班)、计生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青少年活动中心(或场馆)、老年活动室(或活动中心)和农村文化科技中心户等等，具有公众性、公益性、共享性和政府主导性等基本特征。如果按照文化设施共享人群的范围来划分，我们可以把公共文化设施分为村庄内部共享和村庄外部共享两种类型。村内共享的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自古就有，但这些设施经过“破四旧”，今天大多已风雨飘摇，破败不堪。近年建立的“书刊阅览室”，平时总是“铁将军”把门。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应优先支持和引导民族乡村恢复部分优良民间风俗文化，让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也活跃了村寨内部日常文化生活。由于不少村寨不通电也不通公路，村庄外部共享的文化基础设施仅靠民族乡村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解决，只能由政府给予特别照顾和支持。鉴于偏远民族村寨的文化弱势地位，国家应采取特殊政策，设立民族文化共享工程特别基金，用于帮助和扶持边远民族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用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形式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做好三方面的保障工作：一是要加强资金保障。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问题是民族地区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要挤出一点，找准文化建设项目，发动群众参与，争取获得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上的保障。由于“文革”时期打击太大，仍有许多民族民间老艺人和民间宗教人士心有余悸。他们不敢大胆地开展民俗文化活动。对民族乡村自发组织的民俗文化活动来说，只要政府默许或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民间文化活动就可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少量的甚至象征性的资金支持，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二是要加强政策保障。地方政府要切实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和措施，重点抢救和保护处于濒危状态的民族传统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相关民族节日庆祝、放假政策，引导恢复部分民族传统节日和风俗。民族地方政府一定要改变观念，彻底消除对少数民族风俗的歧视，把党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民族政策上和行动上，真正把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当作不可再生的资源和资本，而不是落后的象征。三是要加强网络设施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应切实提高认识，更好地履行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承担提供让农民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义务，保障民族乡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权益。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整合现有各类文化资源，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破除城乡文化二元壁垒，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民族乡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网络设施保障。

三、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促进民族文化传续

民族文化资源是指各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供现在和未来人们学习、研究、开发、利用的文化遗产。它包括各民族传承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实物器具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民族精神。“文化资源是前人对一切可利用资源加以利用的结果，是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的智力资源的结晶。”［7］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同时也是解释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显示其文化个性的重要依据。“在内容上，它包括民族民间流传的诗歌、音乐、舞蹈、戏曲、绘画、说唱、谣谚、剪纸、皮影、刺绣、编织、印染、服饰、首饰、雕刻、工具、器具、建筑、标识以及特定的文化区域或场所等等。在形态上，它除了无形的主要部分外，还包括有形的部分。”［8］所谓无形的文化资源是指那些依附于个人、群体存在的非物质形态化的部分，如口传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能、传统民俗节庆、传统知识、特定的文化场所或空间等。所谓有形的文化资源是指那些记录或承载无形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化的部分，如传统工艺美术制品、文献典籍、服饰器具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构成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完整范畴。”［9］

无论是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资源，都与特定地域和特定民族群体密切相关，体现着该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个性、民族审美情趣及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和文化根基，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提条件。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热的兴起，某些地区在利益驱动下，大兴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开发之风，不惜以牺牲民族文化资源为代价而追逐经济效益，导致过度性开发与掠夺式开发。许多民间舞蹈、仪式、风俗习惯被庸俗化、简单化，甚至伪民俗泛滥，造成了对民族民间物质文化资源的严重毁损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流失。文化资源的原始风貌被破坏，文化生态遭到进一步的损害。在某些人看来，民族民间古民居、古建筑等没有资金投入保护，又已是破败不堪，影响村容整洁，在新农村建设的“面子工程”中这些“古董”又不能装点门面，还不如“撤掉旧屋建新村”来得光鲜。也由于多年的“批判”，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许多民族民间口承或行为传承的技艺、绝活、工艺等文化资源濒临灭绝。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损毁和快速消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是乡村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关系到保护文化生态多样性，增强国家软势力、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

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给予专项财政支持。包容、支持、扶助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大力开展传统民族节日庆祝活动，借民族节日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重点支持传统文化传承人和继承人的培养；与地方高校相关专家学者以课题立项的形式联合，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抢救性挖掘、整理处于濒危状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建立民俗文化资源数据库；组织民族村寨的老人成立“村史编辑室”，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让他们回忆和整理本村寨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村寨历史文化陈列室，加强对青少年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形成强大的村庄凝聚力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激发各族群众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不是原封不动地“保存”，而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又结合时代特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予以创新发展，从而为少数民族群众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776.

［3］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4］ 梁科.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不完全是一种历史产物［J］.广西民族研究,1989.3.

［5］ 金炳搞.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讨论综述［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1.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EB］.新华网https://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11/content_3906616.ht.

［7］ 何琼.西部民族文化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4.10.351.

［8］ 朱兵.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A］.见载乔晓光主编.关注母亲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7.1.

［9］ 黄晓.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J］.贵州社会科学,2006.2.

【作者简介】

李晓明（1964-）男，湖南安化人，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贺州学院副教授，“广西东部族群文化研究基地”主任，“贺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民族政策、民族文化与民族乡村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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