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电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王庄人仅有的一点文化生活就是去李庄看电影。李庄与我们王庄相隔一条沟,我们在沟东,他们在沟西,若论条件,我们王庄要比他们李庄好,至少机井比他们多,光棍比他们少,可谁能想到,就他们这样的破村子竟然摊上了好事——县上奖了他们一台上海产8.75mm黑白电影机。那台电影机可能是县放映队替下的,破得快进历史博物馆了,可李庄人却像得了定海神针,一下子清高起来,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这就严重伤了我们王庄人的自尊,我们每次去李庄看电影,看着他们那牛哄哄的神气样儿,真恨不得对他们李庄所有的生物施暴,包括每一只蚂蚁。最让人气愤的是,有一次李庄竟然把放映场地改在了小学校,还在校门口设了临时售票处,向包括我们王庄人在内的所有外村人卖票,一张二角五分钱,这不是明摆着欺侮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庄人心中憋了许久的怒气火山一样爆发了,结果是李庄小学的大门被砸了个稀巴烂,而我们王庄的五条汉子也被关进了派出所,一时轰动全县。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有一天,我们王庄也要放电影了。这个消息驾着巨大的羽翼,在王庄的上空盘旋着,让我们每一个人仿佛看到了天使衣裙上的飘带,刹那间,王庄成了欢乐的海洋,沸腾的海洋。没等天黑,王庄的人们就携儿带女,呼亲唤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大队门前的场地上。幕布早挂起来了,扯在两棵杨树中间,其中的一根树干上挂着喇叭。一直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我爹才陪着两个陌生人进了场子,一个戴着眼镜,四十来岁,另一个满脸青春痘,二十出头的样子。他们好像刚刚吃过饭,嘴巴油乎乎的,肯定还喝了点酒,老远就能闻到他们身上二锅头的味道。我爹拨开挡在面前的人们,不停地说,让开一点,都让开一点,我们进不去你们能看成电影?那个满脸疙瘩的后生走到场地中间那张桌子前,将机器架好,就开始调镜头,片门里射出的那道雪白的光柱忽而插到天上,忽而落到地下,忽而射到幕布一边,往复了几次,银幕的亮度才调匀了。之后就开始挂片子,他动作慢腾腾的,好像在有意考验我们的耐心,看看王庄人一着急会不会猛然扑上去掐死他。当我们的耐心快要崩溃的时候,假演——正式开演前新闻简报的放映——开始了。那道光柱像一个长长的喇叭筒,洞穿了夜幕,成群的小虫子在这光柱里飞舞,当然还缠绕着男人们嘴里喷出的烟雾。

可是假演之后,我爹却拿起话筒,咳嗽了两声,没完没了地讲起来。我爹是支书,他要讲话谁也没办法,对了,他整整讲了半个小时。若换在别的场合,早有人跺脚打口哨学狼嚎了,可那天晚上大家却出奇地文雅,一个个抻着脖子扎愣着耳朵听,还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右手,或者用右手拍打着左手,报以持久热烈的掌声。我爹的讲话就连我这个当儿子的也不敢恭维,他是个大老粗,偏偏又爱卖弄几句文词,这就让他的发言成了老婆娘的裹脚。他一会儿当前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一会儿夏锄夏浇不可放松,绕了九九八十一个弯才触到问题的核心。我爹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大家想一想,我们为啥能看上电影?就是因为来了个工作队,来了个许同志!许同志好啊,他给我们王庄办了件大好事,大实事。从此以后,我们王庄人去李庄看电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受李庄人窝囊气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想看几场看几场,想放啥片放啥片!我爹讲到这里时,全场一片欢腾,掌声如雷,我们王庄人一个个把手掌都拍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部分李庄人也在场。

那天晚上放的是《黑三角》,你看过这部反特片吗?不知你过瘾了没有,反正我是给镇住了。当侦察英雄石岩终于查清那个长得很好看的于秋兰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卖冰棍的于黄氏才是埋藏很深、阴险、狡猾的特务时,我差点欢呼起来。你能想到吗,柱子这个大男人竟也像我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乱抖。其实前几天,我们就在李庄蹭着看过这部片子了,可我总觉得我们王庄的《黑三角》要比他们李庄的《黑三角》好。李庄那个破电影机啊,不是错格,就是跳片,他们牛什么呀?现在我们王庄也放电影了,他们李庄人还不得孙子似的立在场边看?

好像没怎么看,电影就放完了。我们真希望再放个片子啊,几乎每一个人都还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可是,电影机那边的照明灯亮了。我们看到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在收拾东西,只好也站起来,磨磨蹭蹭地向场子外走。柱子走在我身边,他好像还沉浸在电影里,边走边对我说,好险啊,“110机密”差一点让郎井田拿走了。我说,是啊,他可是于黄氏的主子,那个猫头鹰也真狡猾,怎也不把铜蛤蟆交给他。柱子说,郎井田没有接头信物啊,其实那些狗特务都挺狡猾的,要不是他们两个狗咬狗,石岩说不准就拿不到铜蛤蟆了。我说,狐狸再狡猾也逃不出猎人的手心,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拿不到还演什么?柱子嘿嘿笑了笑,打了个哈欠说,也不知明天演啥,你爹知道不?再放个反特片就好了。我说,这得问许同志,他让演啥就演啥了,我爹哪做得了这个主?

许同志中等个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蓝的卡中山装,衣袋插着两支包尖钢笔,文文气气的,一看就是个文化人。很快我们就知道,许同志在文化局工作,好像还是个大科长,电影队就归他管。许同志刚来我们王庄时,我爹还不摸他的脾性,一口一个许科长地叫。许同志好像很不好意思,摆摆手说,不要这么叫我,我来这里不是当官的,是工作的,能把王庄的社会主义教育搞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组织上安排我在这里工作三年,以后我就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你们就叫我许同志好了。我爹笨头笨脑地说,这样称呼行吗?许同志又一笑,有什么不行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那一套再不能要了。这以后我爹就叫他许同志,我们王庄人也跟着叫他许同志了。许同志好像也乐意人们这么叫他,总是点点头,跟问他的每个人握握手。于是我们都知道许同志没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个信得过的好干部。有他在,我们王庄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何愁搞不好?

最初一些日子,许同志一天三顿吃派饭,今天王二家,明天李四家,看起来也很高兴。许同志在谁家吃过饭,总要留下一点钱,三角或五角,不管那家人怎么推辞,他都会强调这是工作纪律,不留下不行,然后就满面春风地走出来了。可有一天中午,许同志从赵二娃家出来时,却眉头紧锁,满脸凝重之色,好像遇上了什么不开心的事。不久,我们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那天中午许同志去吃饭时,赵二娃的婆娘因为男人出村拉化肥还没有回来,加上还有个吃奶的孩子,就有点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以至于孩子把屎拉在了炕头上也不知晓。许同志走进院中时,婆娘这才发现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亟待解决,可是这时候打扫战场已经来不及了。不解决吧,肯定会倒了许同志的胃口,让赵二娃知道了还不得把她打死?也是急中生智,婆娘顺手抓起一个大铜盆扣在了上面。收拾完后,许同志刚好也进了家门,婆娘松口气,笑语相迎,将他请到了炕上。这顿饭吃得很愉快,许同志用手帕抹抹嘴,本来就要出门,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赵二娃回来了。许同志重又坐下来,微笑着问起了生产上的一些问题。赵二娃觉得许同志虽是县上下来的干部,但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很感动,不停地问他吃好了没有。许同志说,吃好了吃好了。赵二娃忽然发现了炕上扣着的铜盆,就责备婆娘,怎么还扣着个菜不端上去?婆娘变了脸色,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才好。赵二娃瞪了婆娘一眼,说,快端上去,让许同志尝一尝。婆娘只是看着他,并不动弹。赵二娃便伸手揭开了盆子,立刻有一种怪异的气味扑面而来。许同志看到这一幕,胃口就翻腾起来,“哗”地吐了一地。

后来,许同志再下户家吃派饭,就觉得胃口不舒服,想吐。我爹怕许同志把身体搞垮,就劝他不要再吃派饭了。许同志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行,吃派饭是工作纪律。我爹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样撑下去还怎么工作?上边要问起这件事,我替你担着,你放心好了。许同志想了半天,说,老王,太谢谢你了,那就这样吧。我爹见许同志同意了,就让人在大队后院收拾出两间房子,改造成了伙房。一开始,我爹让栓锁家的给许同志做饭,说你别看栓锁家的长得像个男同志,可她心细着哩,在公社食堂当过炊事员,侍候过张书记李主任。许同志说好好,可吃了几天,他就什么也不说了。不管栓锁家的怎么变着法子在菜案上搞创新,他的眉头始终紧锁着,好像解放全人类的重任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头。我们每天放学的时候,常看见许同志一脸凝重地走向供销社的门市部,出来时怀里便揣着一堆挂面饼干。栓锁家的就很内疚,那张倭瓜脸越发难看了,有一天终于沉不住气了,当着我爹的面哭了一通,就再也不去伙房做饭了。我爹没办法,又让来米家的去了,让她多变个花样,争取做出可口的饭菜,让许同志满意,让王庄群众放心。可是,我们发现许同志脸色更加凝重了,每到吃饭时,他就离开大队院在村子里四处转悠,好像一进了伙房,就会被拖到案板上剁成肉浆。这样没几天,来米家的就挺不住了,抹了一把泪,也离开了伙房。于是,许同志的吃饭问题成了我们王庄人最挂心的事,他乐不起来,谁也乐不起来,担心他突然卷铺盖走人,那我们就看不上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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