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地平线

[摘 要]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而凉州及河西在这次交流与融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寺庙是凉州众多寺观中仅存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是凉州佛教文化繁荣发达及各民族融合的缩影和象征。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条件。正是佛教，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地平线。

[关键词] 佛教；文化；凉州；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228-2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而凉州及河西在这次交流与融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在凉州建立的四凉政权，出于维护国家统治和个人信仰的需要，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由官方和中外高僧参与并主持译经活动，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佛教在凉州的传播非常普遍，并影响到中原。在此期间，凉州还出现了一件盛事，即西域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来到凉州。鸠摩罗什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数文化的交流，而且使佛教译经正式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这时的凉州，是北中国真正的佛教中心。隋唐时期，对佛教更为崇信，隋炀帝西巡河西，曾在凉州拜谒高僧，布施建造感通寺。唐代，玄奘矢志赴西天取经，往返途经凉州，滞留数月，谒寺拜佛，设场说法，盛况空前。五代、西夏时，凉州佛教继续保持着兴盛局面。佛教作为西夏国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凉州境内重建或新修了许多寺院，其中护国寺名震河西。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极盛一时，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不仅与蒙古西凉王阔端在凉州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蒙元版图，而且和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其妹索巴让摩在凉州传授佛教。萨班按佛教天地生成理论创建凉州四寺，以凉州城为中心，象征须弥山，东建白塔寺，南建金塔寺，西建莲花寺，北建海藏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萨班在白塔寺居住数年，圆寂后信徒为他修建了灵骨大塔，并扩建寺院，使白塔寺成为汉族和藏蒙地区著名的大寺院，朝拜信众络绎不绝。明清时期，尊崇佛教风气不减，成化年间，重修海藏寺。清朝末年，凉州比较有名气的寺院就有四十多座。显而易见，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凉州是西域佛教中国化的中继站，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文化，涌现出了一大批通晓佛理的高僧，他们或为凉州人，或长期居住在凉州，为了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名刹遍布城乡为民族融合创造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清应寺位于城东北隅；大云寺位于钟鼓楼巷东首清应寺附近；罗什寺位于城内北大街西侧；元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凉州四部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它是：白塔寺，俗称百塔寺，因萨班与阔端在此举行凉州会盟而彪炳史册，成为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的见证。

其他著名寺院有：大佛寺即天梯山石窟；延寿寺位于清源镇曾家堡村；东竺寺位于城东南六坝乡十三里堡村；松涛寺位于城北5公里处的金羊镇松涛村；另有白马寺、安国寺、地藏寺、海潮寺、尹台寺、百云寺（福寿寺）、铜佛寺等，大都毁损。

这些寺庙是凉州众多寺观中仅存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是凉州佛教文化繁荣发达及各民族融合的缩影和象征。

二、高僧法师辈出 译经成就显著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导向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鸠摩罗什、唐三藏、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或通过宗教活动实现政治目的，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在凉州这片土地上成就了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和元朝帝师八思巴的佛学大师地位，完成了“凉州会盟”这一使西藏归顺元朝中央政府进而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壮举。

其中，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被称为班智达（大学者）。公元1244年，蒙古皇子西凉王阔端（成吉思汗之孙）用金字诏书派遣使者相邀，他不顾年事已高，率领两个侄儿千里跋涉，于1246年到达凉州，广设演场，开坛说法。1247年与阔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使西藏正式归顺元朝政府，纳入中国版图。

八思巴（1235～1280）又译为法思巴，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1247年随伯父萨班至凉州会见蒙古皇子阔端，并在凉州传播佛教多年。他将内地印刷术、戏剧艺术传至西藏，将藏族建筑、雕塑艺术引至内地，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

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寺院、僧侣的出现，改变着固有的社会结构，冲击着固有的伦理观念，促发着新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方式。而佛教的传播，必须借助于佛典经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然存在梵文汉译的过程，于是译经事业在佛教从天竺、西域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兴盛不衰。许多高僧法师，为弘扬佛法，倾注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全身心投入到译经事业当中。凉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许多印度、西域高僧曾长期驻锡此地學习汉文化，译经弘法。尤其在四凉时期，有许多佛学大师云集凉州，参与了译经活动。除以上著名僧人外，晋武帝时，祖籍大月氏的敦煌僧人竺法护，客居凉州，译经100余部。前秦时，凉州沙门竺佛念，译经20余卷。沮渠蒙逊统一河西走廊后，北凉时期的佛经翻译走向极盛，凉州成为翻译传播佛经的中心，有一大批僧人，聚集在天竺沙门昙无谶身边，参与翻译经卷11部140卷，其中以大乘经典《涅槃经》最为有名。这是中国涅槃经的根本经典，不仅对东晋佛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河西文化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凉州和寓籍凉州的僧人及其译经活动，不仅对河西，对北中国，而且对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只要是介绍佛教的经典著作，凉州佛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唐朝提倡三教并立，佛教得到一定的发展。西夏、元朝时期，是凉州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兴建了不少寺院，开凿了石窟，翻印了大量佛经。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人们对汉语声调的认识；佛经的流传，刺激着印刷业的发展，迄今发现的世界第一件泥活版本《维摩诘所说经》就产生于西夏。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流行，为佛教注入了活力。

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条件。正是佛教，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道地平线。

作者简介：刘娜（1984-），女，汉族，甘肃武威人，凉州区文化体育局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保护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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