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经济拐点瓶颈是公共服务业

材料到终端产品，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从这点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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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面临瓶颈

未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来自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大概可以分为14类。这14类服务业当中有10类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引领了GDP的增长。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如交通、仓储、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的增长都会慢于GDP的增长。这种现象不仅与国际经验一致，同时也说明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取得了进展。

即便如此，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还存在巨大缺口。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三座大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以及住房问题。孩子上学属于教育问题，老人看病属于医疗问题，住房其实不是房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房子周边的公共服务，比如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环境问题。教育、医疗与服务都存在短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现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为什么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有三个原因比较突出。

第一，行业规制被扭曲。很多私人部门可以做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和服务，受到了政府过度的管制。资本以及人力的流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行业规制带来的不同形式垄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服务供给商会选择劣质高价的服务方式。

第二，政府没有转换工作重心。在14大服务类行业中，超过三分之一主要由政府提供，国际经验也是如此。政府本应该花很多人力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我们的政府当前没有将人力放在这方面，原因在于政府还定位于发展型政府，政府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改变城市面貌，支持工业企业和产业发展。发展型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所以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提供公共服务具有负担，政府需要权衡；其二，即使政府打算提供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了解什么服务才是公众最需要的项目。

第三，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域特征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最快、提高最快的地方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密度高并且差异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差异也大。人们更容易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出于阴暗的嫉妒心还是光明的上进心，人们总想往前赶，往上爬，这就提供了很多创新和提升的机会。所以，大城市发展成为引领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重要推动力量的是人口的集聚和高密度。但是，现在我国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管制住宅用地的大问题。这些年为什么北京、深圳的房价涨得这么快？除了货币因素之外，很大原因就是一线城市土地供应量在急剧下降，特别是住宅用地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为这些地方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但是现在这个人力资本进步的进程由于房价的问题而受到阻碍。

虽然我们具有这些瓶颈，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收入阶段，这是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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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与经济双转型良性循环

无论是行业管制的扭曲，还是政府职能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缺乏问责机制。西方老百姓之所以有能力施压政府，令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之所以可以让政府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服务，靠的就是问责机制。不仅是公民的投票权，还依靠媒体舆论监督，公民一方面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这种问责力量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的关键。我们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高铁、机场、钢铁、高速公路，但是在民生方面做得很不够，主要就是因为问责机制缺失。

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我举个医院的例子，我们去医院看病，可能会质疑医生开错药，药价是否合理。不止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如此。这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医患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作为患者，我会要求第三方力量介入，要求政府管制。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需要政府管制的力量越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西方的政府，都非常乐于提供这种管制，因为政府在管制过程中可以获得好处，我们称之为“租金”。有时候政府介入后确实解决了信任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介入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麻烦，导致恶性循环。重要的根源就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太低。

所以，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信任问题，二是问责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是有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是物质价值观，一种是后物质价值观。小时候受过穷、挨过饿的人对物质价值的感受更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稳定地增长非常重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经济稳定增长非常重要，国家发展支柱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及国防建设非常重要，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如果小时候没有受过穷，比如在座的95后，不会太多考虑没饭吃、没地方住的问题，而更在意个人观念的表达、权利的实现、与别人平等的对话，这就是后物质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用途。后物质价值观在经济和政治上，反映为平等对话的诉求，反映为百姓对政府具有更多问责的意愿和倾向。后物质价值观下，如果百姓不认可某项工程，认为它会侵害到个人利益，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

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上持有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下降，持有后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提高。后物质价值观的普及会带动社会资本的提高，民主问责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这就会改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优化公共服务，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我刚才讲了，结构转型最大的瓶颈不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突出地表现为公共服务行业，包括被政府管制的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得到改善，会进一步推动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光涵盖了经济，也包括决策机制、政治空间以及循环机制。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按部就班、非常标准地走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而又没成为高收入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背后蕴含着收入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的积累，这是系统的改变。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系统性地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前进是很自然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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