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

摘 要：聚落和聚落形态是研究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的主要途径之一，学界对此做了一定的探索。迄今有关红山文化的聚落和聚落形态的研究相对薄弱，原因之一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局限，其二是学界尚未对聚落和聚落研究之重要性形成足够的认识，另外，对西方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尚存很大不足。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要突破瓶颈，要深化，必须加大对西方聚落形态理论和技术的了解与学习，同时应加大对本地史前聚落的实证调研和宏观考察。

关键词：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7-0001-05

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是人类居住、休憩、生活、生产和开展各种活动的场所。聚落形态原是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格登·威利最早将其运用到田野考古，其标志是1953年发表的“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在文中，威利描绘了秘鲁维鲁河谷遗址几个世纪以来在形状和分布等方面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社会经济变革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认为用聚落形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功能性解释，能够反映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联。

聚落和聚落形态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刘晋祥、董新林先生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获取食物的空间和方式以及人们的审美观念、思维方式的特点，使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主要指其北麓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南麓的以京津唐为重心的河北北部地区）的聚落形态变化既有承继性，又有阶段性，颇具特色。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聚落内的房屋主要为成排布局的单体建筑，不同于安徽蒙城尉迟寺聚落遗址的成排布局的联体建筑。最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始，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成熟的聚落形态，即以大房子为中心，依地势统一规划，按照等高线的坡度，单体房屋成排营建，有些聚落有围沟界定主体聚落，构成凝聚型单向开放式的格局。新石器中期就形成了以兴隆洼聚落为代表的单体圆形聚落和以白音长汗聚落为代表的双生圆形聚落，其中单体聚落是这一地区的主体。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段发现了长方形聚落，聚落形态出现多样化趋势。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燕山南北地区可以分为3个大文化阶段：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这3个阶段是燕山南北地区大一统的时期。在每两个阶段之间各有一相对文化割据的时期，即以赵宝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为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兴隆洼文化的聚落面积约在3-10万平方米不等，数量较少，少见成组的聚落群，聚落间等级差别不大。但这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渔猎和采集经济，已出现了原始耜耕农业，并有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白音长汗89F19），表明兴隆洼文化应属于较高层次和发展阶段的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兴隆洼文化较强的文化一统性奠定了这一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到了新石时代晚期，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面积大多达9万多平方米，数量增多，仍不见较大规模成组的聚落群，但聚落间的等级差别已明显。农业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耜耕农业较发达，社会分化较为明显。在赵宝沟聚落的东部已有了专用的祭祀性建筑，表明已经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存在。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红山文化的聚落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了等级不同的聚落群，农业经济更为发达，社会分化明显。其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碰撞，出现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特别是庙、坛、冢宗教中心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存在更为高级的中心聚落，而且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已达到了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具有“古国”的性质。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形成了等级分明的聚落群，出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城郊分野已经存在。此时社会分化明显，形成了尊卑有别的礼制。诸多因素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当形成了与中原夏王朝程度相当的“王国”，并与夏王国南北对峙，各居一方。

文章强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聚落形态的演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同步，但有其自身特点和文化传统。这一地区的史前聚落一直为凝聚型单向开放式格局，在铜石并用时代，聚落模式和规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要阶段。这一地区从古文化、到古国、再到方国（王国），稍后纳入秦帝国版图的发展历程十分清楚，是探索文明和国家起源模式的重要地区。可以说，在从野蛮向文明转变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对中华文明诞生曾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1]。

刘国祥在“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研究”与“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初探”两文中对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和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分别与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进行比较，借以探索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聚落形态的发展和演变规律，阐明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明确3种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较为相似，关系密切。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吸收了赵宝沟文化的某些因素，但红山文化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差异较大：红山文化建筑物的种类比赵宝沟文化丰富，式样明显增多；在聚落布局方面，赵宝沟文化的房屋均成排分布，红山文化时已冲破了成排分布的格局；从宏观聚落形态角度考察，红山文化遗址的数量明显多于赵宝沟文化，分布密度增大。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建筑物种类增多，功能区分更加明显，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中心的形成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影响的结果[2]。

张星德、金仁安在“红山文化聚落的层次化演变与文明起源”一文归纳出了红山文化聚落分布具有的一些特征：聚落之间的分化已經出现，聚落群与聚落群之间的分化大概也已经出现；形成了大型、集中、远离居住区的专门祭祀区。从聚落情况看，红山文化明显较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聚落群中中心聚落的出现、聚落群出现分化、出现了远离普通聚落的祭祀中心。进而反映出红山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即出现了统一的聚落群之上的权力，甚至出现了由把持着整个社会祭祀权，进而把持了世俗权的那些人物组成的控制着数个聚落群的统一权力。这恐怕就是“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认为红山文化及其分布区内的古文化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过程与同时期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聚落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异。差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内的古文化聚落演进过程中，缺乏向心性的聚落，自始至终以若干成排的房址组成一个聚落为主要的形态；另一方面这一区域聚落分化较黄河中游古文化出现得早，代表高层次的聚落内涵明确。红山文化及其分布区内其它古文化聚落演化过程中特色的形成，应当与该地区经济形态的多样性，渔猎经济的发达有直接联系[3]。

邱国斌在“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一文中根据文物普查资料和现已发表的调查、发掘资料，并结合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从宏观和微观聚落形态角度，对小河西文化、兴降洼文化、趙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聚落形态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4]。

他将敖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发展分为4个时期，即形成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并与之相对应地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形成期以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为代表，聚落数量较少，规模较小且大小相看，往往两两相邻而居。聚落周围未见环壕；房屋虽成排分布但不甚规整。建筑物种类较单一；狩猎、采集、捕捞是其主要经济形式。规模较小，大小相看且相邻而居的非环壕聚落的存在，表明当时社会可能处于原始氏族阶段。发展期以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为代表，聚落数量大大增加，规模大小不一，往往三、五成群分布，群体中出现了中心性大聚落；出现了一定比例的以界定性功能为主的环壕聚落；房屋均成排分布，大、中、小型房屋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建筑物种类增多，晚期出现了与居住区相邻的祭祀性建筑；原始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群体中中心性大聚落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鼎盛期以红山文化聚落形态为代表，聚落数量骤增，规模大小的差距悬殊，聚落的组织结构出现多层次性：房屋的布局、形制多样化；出现了偏重防御性功能的围壕、专业制陶作坊及集坛、庙、冢于一体的大型祭祀中心；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地域聚落集团的形成，特别是红山文化晚期集坛庙冢于一体的大型祭祀中心的出现，标志当时社会已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衰落期以小河沿文化聚落形态为代表，聚落数量骤减，规模大大缩小，差距已不明显，分布稀疏，往往两两相邻；出现了圆形双室房屋和长方形半洞室墓及男女合葬墓；经济类型复杂多样，社会内部分化加剧，男女分工进一步确立，等级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

陈声波在“试论中国史前宗教巫术对聚落形态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史前的宗教巫术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与环太湖流城的良渚文化中最为盛行，发达的的宗教巫术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与文明的进程，使得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在各自时代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宗教巫术也改变了这两个地区的聚落形态，由于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被消耗在以坛、庙、冢为核心的宗教性建筑上，而不是投入到城址的修建中，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器生产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力，再加上缺少战争的威胁，因此这两个地区的中心聚落没有发展成为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形态，而成为没有城垣建筑的宗教中心[5]。

徐昭峰等在“试论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统”一文中谈到，红山文化的许多遗迹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神权管理体系高度发展，文化群体内部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层级分化，聚落形态的层级性表现突出，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管理体系。从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看，西辽河地区如喀左东山嘴祭祀址这种祭祀区脱离居住区独立存在的情况，表明祭祀区不单独隶属某一聚落，而属于某一聚落群。还有的祭祀遗址甚至成为整个红山文化的最高层级的专用祭祀区，比如牛河梁祭祀遗址。神权管理体系的高度发展，是这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但这种管理体系内在的弊端最终导致红山文化走向衰落[6]。

郭大顺先生在“论聚落的层次性——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聚落层次性研究是聚落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考古学上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一研究要求对聚落址从整个文化区大范围分布点和面的对应结合上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分辨出一般、中心、最高中心等3个以上的聚落及其相互关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已有发掘和研究成果多次报道，如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分析，可归纳出以下特点：牛河梁遗址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具有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规格。牛河梁遗址群在聚落层次性方面的又一特点，是其规模与该文化同类遗址相比，差别很大。与红山文化聚落层次上的特点相比，可区分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高度规范化；二是各聚落群之间的关系是大中心下的多中心。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红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层次性分化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并以宗教形式将这种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固定下来，同时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见多种变化，其中不少就是某些原始性的保留，这是“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古国”的特征。良渚文化在最高层次中心聚落下的多中心和诸中心聚落的高度规范化，是比红山文化更进步的聚落分化形态，是大国中小国群体的出现，已具“方国”规模[7]。

万洪瑞在“略论红山文化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一文中谈到：从对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及其演变的分析可知，当时的聚落之间已经出现了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分化。而坛、庙、冢等大型宗教迹址的集中出现，则象征着我国史前聚落“凝聚式统一体”的形成。若从房址、墓葬的形式和玉礼器及分配来看，当时的社会关系已发现了明显的变化。在聚落内部可以看到日渐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这种分化正处于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重要阶段，我们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原始的国家——古国[8]。

王惠德在题名为“西辽河上游红山文化聚落分布规律”的学术报告中，以昭苏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为例，系统阐述了红山先民的生产、生活单位、聚落及分布特点。认为从数量上来讲，西拉木伦流域以北遗址的数量比南岸少得多；从时间看，早中期遗址西拉木伦流域南北大体上相当，北面少见晚期遗址；聚落主要分布在低地丘陵区[9]。

崔岩勤在“红山文化聚落探析”一文中指出，红山文化聚落遗迹分布范围较广，在大凌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等地都有发现。遗迹种类丰富，主要有房屋居住址、灰坑、聚落、环壕聚落、墓地等，除一般的居址外，还出现了专业性生产中心窑址。依据布局和使用功能，大致可分3种类型：第一类只具有单一的居住功能，包括一般居住址、无壕聚落、环壕聚落、集中分布的聚落群等不同的形态，其中还包括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制作陶器的窑址；第二类是由居住址和墓地组成的聚落，墓地一般距离居住址较近；第三类是居住址、墓地及祭祀遗址组成的综合性聚落。

从聚落的选址看，史前居民聚落环境选择的条件主要是便于居住、易于生产生活。红山文化的居住址多选择在河流分布地区的临河高地或向阳地带，适宜居住，饮水方便。敖汉旗西台遗址是一处比较完整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整个遗址由两个围沟围绕成紧相连结的两个长方形，形成一个“凸”字形聚落。虽然聚落内房屋居址的数量不多，但环壕对聚落应具有界定和凝聚的作用。同时，从壕的深度和宽度看，与兴隆洼文化较浅的围沟相比，有明显的防御性能。从房屋居住址的形制和布局看，房屋皆为半地穴式，基址平面形制多样。红山文化房址与兴隆洼文化相比面积明显偏小，排列也不规整，每座房址的外围都分布有相对独立的窖穴群，说明单一家庭已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单元。从聚落发展趋势看，在红山文化早期，遗址规模小，种类少，为单一房屋建筑；中期以后不仅出现了大规模聚落群、环壕聚落，而且在聚落附近还有墓地；到了晚期聚落规模逐渐扩大，数量多，并出现了中心聚落和大型祭祀遗址。敖汉旗文物普查结果说明了这一点[10]。

段天璟、成璟瑭、曹建恩等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研究的重要发现——2010年赤峰魏家窝铺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与启示”一文中认为，赤峰魏家窝铺遗址是内蒙古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址。2010年发掘获得的资料显示，魏家窝铺遗存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魏家窝铺2010年的发掘揭示出了一个环壕聚落的扩张和兴衰历程，属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魏家窝铺聚落布局既有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特征，也可以看到华渭文化区环壕聚落的区域中心单元的影子。2010年发现的房址内部结构方面的资料为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相关问题提供了启示[11]。

朱永刚先生在“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一文中认为，东北环壕聚落时空分布最丰富、资料较系统的是包括内蒙古东南部的辽河以西地区（下称辽西地区）。该地区按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并依环壕聚落的形式、特征，可大体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即兴隆洼文化期、红山文化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在他看来，东北地区的环壕聚落的形式与特征不同于中原及南方地区，因而暗示其发生机制和演变脉络也有所不同。兴隆洼文化已确认的环壕聚落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林西县白音长汗、辽宁阜新市查海等遗址。另据报导，敖汉旗的兴隆沟、北城子也发现了大型环壕遗址。对红山文化环壕聚落的了解还是片断的，特别是缺少典型遗址整体布局的完整材料。据调查红山文化遗址大约有1/10有环壕，可例举的材料有：位于兴隆洼遗址东侧发现一处红山文化的环壕聚落，位于牤牛河上游的刘屯遗址群，敖汉旗的西台遗址是迄今唯一发掘过的一处红山文化环壕聚落。红山文化聚落的等级化倾向十分明显，并有部分中心聚落从中分化出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下层文化有环壕设施的遗址，依形狀和结构可区分为高台型和垣壕相伴形两种。

朱先生参照东北其它地区发现的环壕遗址，并将它们联系起来作整体考察，提出了3点认识：其一，已知东北最早的环壕聚落发生于辽西地区，而且在该地区持续时间最长。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逐步完成了向城垣式环壕转变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辽西地区的环壕聚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其二，就时空范畴而言，以辽西区为一端呈现出序时性的由西向东延展分布的趋势，其间没有逆时倒转现象。其三，相邻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的亲近性或表现出对应的共有文化因素，而各种文化因素的主导传播方向与环壕聚落的序时分布一致。由此可推导出一个很有意义的结论，即东北先史环壕聚落存在从辽西区经过下辽河，向北达嫩江中下游；向东进入第二松花江流域又溯流而上直到浑江流域的传播路线。在了解东北先史环壕的演变及传播路线后，作者试图探讨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环壕聚落的关系[12]。

滕海键在“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及历时性变化探析”一文中概述：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遗址多位于河流北侧、西北侧背风向阳、面向河流的坡岗或山坡上；从兴隆洼文化开始，史前聚落的数量和密度逐步增长，聚落规模逐渐扩大，聚落使用时间越来越长；居住址、祭祀址和环壕显示了聚落功能的变化趋势。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选址及聚落诸多方面的历时性变化与多种因素相关联，其中自然环境及其变迁起着重要作用[13]。

聚落和聚落形态是研究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的主要途径之一，但迄今有关红山文化的聚落和聚落形态的研究相对薄弱，原因之一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局限，其二是学界尚未对聚落和聚落研究之重要性形成足够的认识，另外，对西方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尚存很大不足。红山文化研究要突破瓶颈和深化，必须加大对西方聚落形态理论和技术的学习，同时要加大对本地史前聚落的实证调研和宏观考察。

参考文献：

〔1〕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08）：48-56.

〔2〕刘国祥.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01，（09）：52-63，1；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06）：58-67.

〔3〕张星德，金仁安.红山文化聚落的层次化演变与文明起源.理论界，2006，（01）：172-174.

〔4〕邱国斌.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02）：18-46.

〔5〕陈声波.试论中国史前宗教巫术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边疆考古研究，2009，（08）：56-63.

〔6〕徐昭峰，尤彦婷.试论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统.东北史地，2014，（06）：68-73.

〔7〕郭大顺.论聚落的层次性——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良渚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8〕万洪瑞.略论红山文化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上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09-119.

〔9〕王惠德.赤峰市第六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纪要.草原文物，2012，（01）：117.

〔10〕崔岩勤.红山文化聚落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社版），2012，（08）：6-10.

〔11〕段天璟，成璟瑭，曹建恩.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研究的重要发现：2010年赤峰魏家窝铺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与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4）：18-21.

〔12〕朱永刚.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华夏考古，2003，（01）：32-42.

〔13〕滕海键.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及历时性变化探析.北方文物，2014，（03）：11-17.

（责任编辑 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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