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东渡美洲新证

殷人东渡美洲是近年来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不少中外学者都曾发表过论著，提出过不少假说和推断。这些假说和推断大多都将发现于墨西哥东海岸的美洲最早的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和商代末年武王伐纣后原属商朝的殷人渡海远逃联系起来。究竟这些假说和推断是否属实，目前尚无人提出比较切实可靠的依据。为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2001年在美国文明起源探索与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Cultural Origins)提供的“商朝与奥尔梅克文化间的跨太平洋联系研究奖助金”(Grant for the Study onPrehistoric Trans－Pacific Contacts Shang and Olmec)资助下亲赴墨西哥进行考古调查，本文根据所获结果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供海内外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参考。

一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久，美洲原住民族印第安人的来源就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早在1590年，法国学者阿科斯塔(Frey Joes de Acosta)就提出最早的印第安人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的亚洲人。1752年，他的这一假说得到法国学者歧尼(De Guignds)的进一步推进，提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就是美洲的墨西哥的说法。随后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谁先发现新大陆的广泛讨论，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假说的是英国学者梅德赫斯特(W.H.Medhurst)，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尚书》时，又提出周武王伐灭殷纣王时可能有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风，被吹到美洲的说法。在这些假说和推断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一度形成了著名的“跨越太平洋文化关系论”的学术流派。美国学者迈克·周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圣洛兰佐与奥尔梅克文明》中指出，在墨西哥东海岸的拉本塔发现的美洲最早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有很强烈的殷商影响，随后他又在1988年出版的《美洲的第一个文明》中提出，奥尔梅克文明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接近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风暴发生时间，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殷商。尽管目前所提出的证据还很薄弱，西方学者对此还有争论，但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深入讨论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

东方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源于对西方学者上述讨论的介绍，先在日本、后在中国，也引发不少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早在20世纪初，日本考古学者白鸟库吉、桑原隲藏等人就开始对西方学者的讨论情况作系统介绍，白鸟库吉并提出殷人可能是经由朝鲜移居美洲大陆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受其影响，对此也有浓厚兴趣，并曾委托清政府派往墨西哥处理索赔专案的特使欧阳庚调查有无殷人东渡美洲的痕迹。此后，陈志良、朱谦之、卫聚贤、张树柏、张虎生、徐松石、罗荣渠、房仲甫和王大有、宋宝忠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旅居美国的许辉博士(Dr.Mike Xu)也发表了他对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与商代文化的联系的看法。他们的探讨无疑对于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看法，但毋庸讳言，论据仍然不够充分，尤其缺乏文字方面的确切依据。

二

1999年9月，在河南安阳召开的“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任教的许辉博士带来他从美国搜集到的美洲大陆上发现的各种文字摹本，他曾专门与我讨论了这些文字摹本的价值和意义。我仔细观察了他的摹本资料后，谨慎地告诉他，其中墨西哥东海岸奥尔梅克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上刻写的文字如果来源没有疑问的话，应当和中国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是同一体系的文字，并将我对这些文字的初步释读意见告诉了他，同时，我又提出如果这些文字确实是和甲骨文属同一体系而我的释读不误的话，极有可能是商代末年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等王室成员在周初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三监之乱”失败后，逃亡到了美洲大陆繁衍生息留下的文化遗存。这一意见传出后，新华社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国外媒体也及时转载和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真实底蕴，我们向美国文明起源探索与研究基金会申请了“商朝与奥尔梅克文化间的跨太平洋联系研究”项目的奖助金。2001年3月，我同美国学者ElizabethChflds－Johnson博士、中国学者王振中博士由美国加州圣迭戈飞赴墨西哥进行考古调查(图1)。

在墨西哥城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NatiOnalMuseum of Anthropologny)和塔巴斯科的毕尔霍摩萨的拉文达公园(La VentaPark，Villahermosa，Tabasco)，我先后仔细观察了在拉文达的4号遗址中发现的一组由16位小玉人和6根玉圭组成的奥尔梅克文化祭祀中心的文物原件和还原为原来摆放位置的复制品(图2)，发现在玉人身后左边的两根玉圭上刻有明晰的文字。两根玉圭靠近里边的一根，原被称为5号玉圭(图3)，其上竖行刻写着7个以直线和稍弯的斜线构成的文字，其形体结构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正相一致，对照甲骨文可以清楚地释读为现代汉字“十示二入三一报”(图4)，依照甲骨文语法文例可以断句为“十示二，入三，一报”。最左边的玉圭，原被称为6号玉圭(图5)，其上刻写两个字，对照甲骨文可以清楚地释读为“小示”二字(图6)。

甲骨文中“示”字多见，日本学者贝冢茂树、中国学者徐中舒均释其本义为敬奉于宗庙中的神主，甲骨文中商王的先祖一“世”称为一“示”，如甲骨文有祭祀“自上甲六示”的卜辞(《甲骨续存》1786片)，实即合祭商人最早的先祖“从上甲到示壬六代先公”，故称“六示”(参看日本学者白川静：《殷の世系——ぃけゅゐ六示につぃて》，《说林》5，1949年)。甲骨文中又有合祭十代以上先祖的卜辞，多用先述“十”接着述“示”再述个位数的方式，如“十二示”作“十示又二”。例如，合祭自先公上甲以下十二代先祖的卜辞就有“甲申卜，贞：酒，求自上甲十示又二，牛?小示，几，羊?”(《存上》1785)这是卜问对上甲以下十二代直系祖先进行合祭，是否以酒祭方式，用牛作祭品；同时祭祀旁系先祖“小示”，是否以“几”祭方式，用羊作祭品。因知，拉文达的这件玉圭上的“十示二”和上述《存上》1785中的“十示又二”应是一样的句式，同样是指十二代祖先而言。而6号玉圭上的“小示”应是指旁系祖先的小宗而言。甲骨文中“入”有两义，一是动词“进入”，徐中舒先生所谓“自外而中”，这种意蕴沿用至今。另一义则为“贡纳”。拉文达4号遗址出土的5号玉圭上“入三”的“人”，显然是作“进

入”较妥。“一报”的“报”，甲骨文中都作“匚”状，是一面不封口的方框，罗振玉依据《说文》谓其为“受物之器”，金祖同进而谓“受主之器之测视”，其本义为宗庙中盛放神主的器具的侧视象形，因而用来作为商代王室先公的庙号。例如，商代王室最早的先公中就有“报乙”、“报丙”、“报丁”，连续3个以“报”相称。“报”又为规格极高的祭祀，如《国语·鲁语上》谓：“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据此，“一报”的“报”，可能是指最尊贵的先祖。

值得注意的是，对照甲骨文释读5号玉圭和6号玉圭上的文字后，我们会发现，它所叙述的内容竟然与玉圭前面的玉人摆放的情景惊人地吻合。我们从图2可以看出，在玉圭前面共摆放了16件玉人，其中以墨绿色玉石(研究美洲文化的学者称之为“绿玉”green stone)雕琢成的玉人为12个，他们均围绕背靠玉圭的一个红色玉人，靠近5号、6号玉圭的是3个白色玉人，他们排成一排，面向红色玉人，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显然，如果我们的解释无误，这12个绿色玉人可能就是5号玉圭上的铭文所说的“十示二”，而3个走进来的白色玉人就是“入三”，“一报”可能是指站立在玉圭前面被大家共同朝拜的红色玉人。据原发掘报道，这些玉圭和玉人原来埋在拉文达4号中心祭祀遗址中，埋藏若干年后还曾被挖开检视，足见奥尔梅克人对这批文物的崇敬和重视。如果我们的推断不误，则这些玉人应当就是奥尔梅克人的祖先。至于6号玉圭上的“小示”，正好在3个白色玉人的旁边，表明这3个走进来的白色玉人可能是属于旁系的祖先，而且应是后来的三代祖先。这些玉人的面貌特征一望而知，都是中国人的面目。这与奥尔梅克的其他石雕神人形象都是中国人面貌特征的情况也是一致的(图7)。考虑到自商代后期盘庚迁殷后至帝辛(殷纣王)被周武王伐灭，共有12位商王，则拉文达4号遗址这组玉人中的12个绿色玉人极有可能是这最后12代商王的象征，3个走进来的白色玉人可能是商代王室的旁系后裔进入中美洲后传承的3代首领，故其身后玉圭上铭刻表示是属于旁系的“小示”。至于被这些玉人朝拜、站立在玉圭前的地位至尊的红色玉人则可能是他们的始祖，如同甲骨文所显示的商人远祖“报乙”、“报丙”、“报丁”的象征，故称其为“一报”。如果这些推断无误，则奥尔梅克文化可能是商代灭亡后逃到中美洲的商人王室的旁系后裔遗留的文化遗存。根据中美洲学者的研究，拉文达奥尔梅克文化遗址的年代应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商代灭亡根据目前的研究其年代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商代灭亡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其逃亡到中美洲的王室旁系成员作为新到达美洲后的首领传承三代是很自然的，他们将原来在殷墟故里使用的甲骨文东传到墨西哥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三

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王室贵族用来记录他们日常占卜活动的文字，事实上，他们也在青铜器(图8)、玉器(图9)和石器上铸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字。拉文达是奥尔梅克文化繁盛时期的中心，其地域靠近墨西哥东海岸的墨西哥湾(图10)。奥尔梅克文化既然分布这样广泛，其繁盛时期的拉文达遗址中，除了上述玉圭上留有与中国甲骨文一致的文字遗存外，是否还应留有其他文字?带着这一疑问，我在调查藏有大量拉文达出土的奥尔梅克文物的毕尔霍摩萨市立博物馆(VillahermosaMuseum)的库藏文物时，竟然又发现了一件刻写有甲骨文的石磬(图11)。这是一件石质的敲击乐器，其形状与中国出土的石磬基本一致(图12)。这件石磬上刻有两行铭文，一行为横行4字，根据甲骨文及古文字结构释读，自左向右读为“戉尹入三”；另一行4字竖写，最后一字略变形，根据甲骨文可释读为“石三磬用”(图13)。“石”作简笔，“磬”外以不封口的方框作“凵”，可能是圈定此件的符号，可释读为“石三(此)磬用”。“尹”在甲骨文中为主管地方政务的职官，“戉”为地名，故“戉尹”当为戉地的执政官，“入”在甲骨文中是地方向中央王室贡纳的用词。在1976年发掘的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石磬，其上即刻有“妊竹入石”(图14)，另一件玉戈刻有“卢方皆入戈五”，是方国部族向商王贡纳的实物资料，与甲骨文资料记载正可相互印证。

甲骨文中记载地方职官向中央王朝贡纳物品的记载很多，例如：

虎入百。(《合集》9272)

竹入十。(《乙》4525)

郑入二十。(《乙》5407)与此“戉尹入三”同例。因此，“戉尹入三”显然是讲戉地的执政官“戊尹”向拉文达的奥尔梅克文化中心政权贡纳3件石磬，“石三(此)磬用”则是讲3件石磬中此件石磬被采纳使用。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奥尔梅克文化所普遍使用的文字极可能就是商代后期殷人普遍使用的甲骨文。联系到前些年陕西周原地区发现的周原甲骨文，其中属于文王时期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足见商代后期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普遍使用统一的文字，这些逃亡到墨西哥的殷人后裔仍在使用他们故里的甲骨文也就不奇怪了。

四

值得注意的是，奥尔梅克人不仅面貌特征与中国人相近，在生活习俗上与商代殷人也是相一致的。例如商代殷人的坐姿普遍采取跽坐的方式，殷墟出土的玉器中的玉人即是如此(图15)。在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化中，我们看到也有相当数量的石雕人像坐姿是采用跽坐的方式的(图16)。坐姿是一个民族日常生活的基本习俗，不同的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坐姿，这种坐姿的一致性无疑也反映了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化中遗留有不少他们祖先商代殷人的习俗。

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化遗存中还有不少带有明显非洲黑人面貌特征的人头像，几乎都是带有头盔的武士的形象(图17)，西方的中美洲文化研究者多以此为据，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是来源于非洲的文明，其实这是不妥的。我们看到，奥尔梅克文明的突然崛起和繁荣绝非偶然，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突然崛起和繁荣的文明是商代灭亡后逃亡到中美洲的殷人促成的。这些非洲面孔的士兵头像没有一个是有身体的，这与身躯完整的各种带有中国人面貌特征的神人或儿童雕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可能是被殷人征服的原来从非洲进入墨西哥的非洲黑人，可能在与奥尔梅克文明的主体即从中国来的殷人争夺奥尔梅克文明所在的地区时被殷人及其后裔斩杀后以其头颅祭奠殷人先祖的象征，所以在奥尔梅克文化的神人雕像前摆放着这些高大的头像。联系到殷墟王陵区商王大墓周围众多身首异处的祭祀坑和中美洲经久不衰的猎头习俗，这应当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中国和墨西哥远隔万里，中间横隔着广阔的太平洋，殷人是如何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的，一直令人难以想象。实际上，殷人是有相当航海经验和能力的民族。《诗经·商颂》中歌颂殷人先祖的《长发》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诗句，早在相土的先公时代，殷人已经可以跨越海域征服海外。《殷武》是颂祭成汤文治武功的诗篇，诗中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记商王为万邦之君王，其中并有“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的诗句。甲骨文中有众多殷人使用舟楫的象形文字，如以迁都著名的盘庚的庙号中的“盘”字，甲骨文就是水中荡舟的象形。据《逸周书·作雒》，商代灭亡后，尤其是帝辛(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王子禄父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之族)九邑”。在这种纷乱的局面下，殷人的王室贵族浮海逃亡是很正常的。至于他们是如何到墨西哥的则不得而知，目前尚未发现他们由陆路辗转到墨西哥的任何迹象，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先进入日本海，然后在太平洋暖流的推动下进入中美洲(图18)。据说曾经有人做过以木筏从日本海漂流到中美洲的试验，只要带足干粮淡水，依靠降雨补给是完全可以到达美洲的。当然，殷人是否是这样到达中美洲的，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他们确实到达了墨西哥并促成了美洲最早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的崛起和繁荣，成为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前最早发现新大陆的亚洲先民应当说是有据可信的。希望有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关注这一问题，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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