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卜中华

一

1899，深秋。离20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19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往往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有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1500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到处去寻找。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做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遥远的“五帝三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

二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1900年8月15日(农历七月二十日)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最后承担抵抗责任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先是吞金，又喝毒药，最后投井而死。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随之投井。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三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等于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他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从山东迁到殷地之后的朝代，一般称为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1909年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但是，这并没有阻偈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赴后继地钻研下去。

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对甲骨文，他更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梳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1908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亲友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一看，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罗振玉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家殷墟”。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的夏、商、周三代，开始

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1915年3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49岁。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四

不久，罗振玉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11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1917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商殷时代的典章制度。王国维的研究，是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也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没有想到，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这中间，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在历史和时局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历史一旦与时局冲突往往会发生恶性变异。他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以末代皇帝为傀儡的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1928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便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保护发掘工作。从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等级。直到1936年6月12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YHl27甲骨窖穴，终于获得了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后来，随着司母戊大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大陆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五

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惊天动地。更何况，甲骨文与一般的文字不同，吞吐过无数凶吉祸福，又沉默在地下三千多年，蕴含着多少力量!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关注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一切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耳熟能详，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我很难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商颂》中那些简古而宏伟的句子，只能时不时读出其中一些断句来：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故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

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

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

以保我后生。

总之，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这些句子永远地温暖着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现代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也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摘自《新华文摘》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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