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所见之商周盐政

商周古文字作为直出先人手笔的直接史料，不仅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也具有诠释史料的独特作用。因此，综合分析古文字资料中有关先秦盐政的史料，既可以从新的角度探索早期盐业文明，又不失为对相关考古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商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文字保留的古代盐史料，学者或有研究，或待甄别，然而相对于盐业考古而言，利用这些资料系统地进行先秦盐政制度的阐释，则嫌不足。本文拟以商周古文字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就先秦盐政制度的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 鹵斥名释

盐、不同，其名各异，即使同为天生之，也因地域的差异而互不同称，情况复杂。这种差异不仅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而且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也相当深远。兹聊为梳理。

《说文·部》：“鹵，西方地也。从省。象形。安定有鹵县。东方谓之，西方谓之鹵。”徐锴《系传》：“按《史记》曰，大抵东方食盐，西方食盐鹵。”段玉裁《注》：“《禹贡》青州‘海滨广斥’，谓东方也。安定有鹵县，谓西方也。大史公曰：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鹵{1}。然对文则分析，散文则不拘。”据此可知，虽取自天然，但于东西不同地域却有着不同称谓，大抵西方曰“鹵”，东方曰“斥”。“鹵”为西方地所生，“斥”则为东方海水浸蚀之地所出。

商周甲骨文、金文“鹵”、“斥”之名并见，可明其时于不同地区，盐之名已有分别。、斥皆为直取不之盐，但其名因地而异。乃得自于河东盐池。河东系诸夏故地，于殷人灭夏后则多沦为附庸，加之殷人亲族复于此封邦建国，苦心经营，致殷独拥盐池之利。而斥则源于东方海滨。虽海岱地区长期为人方所据，但通过频仍的战争亦时有所掠。至周人灭商，既据西戎旧地，又平东方之乱，更于齐域有封，为斥的来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春秋初年晋姜鼎铭云：

余不叚妄宁，經雝明德，宣我猷，用召匹辝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墜。……嘉遣我锡积千两（辆），勿废文侯命，俾贯通□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

而戎生钟铭也见相同的内容：

今余弗叚废其光，对扬其大福。嘉遣鹵积，俾譖（潜）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

二器铭文所述为一事，即以积换取繁汤的铜料{2}。“潜征”意即远征。“繁汤”地在今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位于淮水之阳。春秋曾伯铭云：“克逖淮夷，抑變繁汤，金道锡行，具既俾方。”可知繁汤是古代铜路的枢纽。而晋以交易铜锡，其物必为晋地土产。《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安邑县班固注云：“盐池在西南。……有铁官、盐官。”铭文“鹵积”之“积”意即委积，晋河东之地拥有盐池所生之，故储备甚富，积千辆而载之。据此可明，鼎、钟铭文所述之皆当取自晋之盐池。

西周穆王时器免盘铭云：

唯五月初吉，王在周，命作册内史锡免百，免蔑，静女王休，用作盘盉。

又据免簋铭文可知，免为郑邑司徒，地在西郑。铭言周王以赐免。《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言于晋盐池所得之大且光白者皆为年贡之物。尽管西周王室所掌之是否来源于诸侯之贡，抑或盐池之利亦如殷商王朝为王室所垄断，目前还不清楚，但盘铭赐免之当系河东所出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此，时人以河东盐池所生曰与西方名之俗甚合。

古人以西方盐池所生曰，作为生民“食肴之将”，乃为最素朴习见之资，这个古老传统使得人们逐渐将与方位建立起了固定的联系，并形成了以指示西方的独特观念，从而使“鹵”字最终发展为专指西方的方位名词。唐兰先生指出，古代地处黄河下游，河东盐池已被认为西方，所以“西”与“鹵”为一字{3}，所说极是。“鹵”字于甲骨文作“”（《合集》5596）、“”（《合集》19497），金文作“”（免盘），据从“鹵”之“”（）字比证，可知其形乃象盐之结晶（说详下文）。而作为方位名词的“西”字于甲骨文有两种形体，早期作“”（《菁》11），取鸟巢之形，这一点通过古文字“西”与“巢”字形构的对比即可看得很清楚。《说文·西部》：“西，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段玉裁《注》：“古本无东西之西，寄托于鸟在巢上之西字为之。”可明“西”象鸟巢，其实就是“棲”的本字。日行西斜则鸟归巢而，所以古人以鸟巢之形表示方位之西乃是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建立的时空概念{4}。然而这种形构的“西”字多见于武丁卜辞之中，而于武丁以后直至西周金文，“西”字则通作“”（《甲》740）、“”（《佚》200）、“”（戍甬鼎）、“”（伯簋），其形体结构已与早期的“”取形各异，而明显具有取自“鹵”字的特点。许慎以“鹵”从“西”省之说并不确切，其实“西”、“鹵”二字本取形相同，虽然更多的时候“西”字只表现为“鹵”字的简化形体，但有时却可以相互通用。如卜辞有云：

1. 庚□贞：爯众从北至于南？

其从西众？《合集》31996正

此辞“西”字作“”，即为“鹵”字，又如金文“”（）字通作“”（大盂鼎），字从“西”，或也作“”（令方彝），字则从“鹵”；“覃”字通作“”（父乙卣），字从“西”，或也作“”（晋姜鼎），字则从“鹵”；“瓶”字或作“”（乐大司徒瓶），字从“鹵”，或也作“”（邓公簋），字则从“西”。明证“西”、“鹵”古本同字。故“西”字取形于早晚颇有变化，而其转折当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时代。事实上，这种严格且明显的因时代的断限而形成的用字差别，如果不是通过某种诏令的推动是很难实现的，这意味着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时代，汉字曾经实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这恐怕也是目前所知的官方推行的最早的文字改革。盖殷人本非中原旧族，故其固有的方位观念当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其后随着殷人势力入主中原，盐池居西则有了固定的地理方位的意义，于是朴素的借鸟栖为西方的观念便被西的事实所取代，“西”字的字形也便从对鸟巢的象形转变为对盐的象形，致使用字的改变成为势所必然。很明显，对于古代盐政制度的考察，这些史实不仅使古文字“西”字的取形问题得以澄清，而且其所揭示的历史观念的复杂变迁也颇有意义。

随着商周两朝势力的扩大，东方的海浸盐源已经成为其重要的掠夺资源，因此在商周金文中，西方称“鹵”而东方称“斥”的史实已反映得很清楚。西周昭王时小臣簋铭云：

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一月遣自，述东，伐海眉（湄）。雩厥复归在牧，伯懋父丞王命，锡師率征自五贝。小臣蔑历锡贝，用作宝尊彝。

此铭记伯懋父率师征伐东夷之事，直至海滨，“海湄”意即海滨{5}。铭文“锡师率征自五贝”意即赐征五之师以贝，非为赐贝之数，古计贝之数多缀于“贝”字以后，如“贝五朋”，与此不同，明“五”当为所征之地，位在海滨。我们以为，铭文“五”实即古土田之制之“五桀”，乃滨海斥之地。《管子·地员》：“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状，甚以苦，其物为下。”郭沫若《集校》：“汪继培云：‘此即《周礼》所谓“用”者也。《禹贡》“海滨广斥”，康成《注》“斥谓地”，《说文》“，西方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斥”、“桀”音亦相近。’沫若案：既言其‘状’则不当单言其味。‘甚以若’当为‘甚似苦’，苦谓颗盐也。《周礼·天官·盐人》 ‘苦盐’，郑《注》‘杜子春读苦为，谓出盐直用，不治’。‘似’兼味与状而言之。”黎翔凤《校注》：“《说文》：‘桀，磔也。从舛在木上也。’《诗·君子于役》‘鸡于桀’，‘桀’象鸡栅之形。此为海边之地不为盐田者，多架木以泻水，于诸土为最下，收成极少。”实“五桀”意即“五斥”，汪说甚是。其地滨海，久受海水之浸，故其地斥，土质最下。《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海滨广斥。”郑玄《注》：“斥谓地鹵。”《史记·夏本纪》则作“海滨广，厥田斥鹵”。正此之谓。《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表淳鹵。”杜预《集解》：“淳鹵，埆薄之地，表异轻其赋税。”孔颖达《正义》：“贾逵云：‘淳，鹹也。’是鹹薄之地名为斥鹵。《禹贡》‘海滨广斥’是也。”故铭文之“五”即《地员》之言“五桀”，意皆海滨广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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