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汉字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摘 要：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文字符号。由于古文字资料被大量发现和研究者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汉字理论研究有所突破，近十年来，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文字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综述：汉字起源、汉字性质、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汉字发展演变规律。文字起源涉及《说文》观点、时间、地域等；汉字性质涉及“三方面”说、“两方面”说、构意文字说等；汉字结构或构型方式涉及了裘锡圭、刘钊等人的观点；汉字发展演变规律涉及了字体形态、讹变与讹混等。

关键词：汉字理论 汉字起源 汉字性质 构形方式 演变规律

一、绪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蒙昧步入文明。几千年来，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间断发展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经过多次演进，成为当代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类型。

汉字研究可以追溯到周秦，汉代《说文解字》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清代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把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汉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1]

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今后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途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超迈前贤的成就做了铺垫。本文是对近十年学术史的总结，反映了文字理论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标志着文字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即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2]，对近十年的新成果作简略的概述。

二、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问题，历来倍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尽相同，现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一）阐释《说文》中观点

陈文敏根据甲骨金文研究六书，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五步相生”的造字程序，而运用六书“相生”之法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古汉字)群落则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作者在书中明确申明，他是通过“古汉字关系网络”强大而严密的“文字互释功能”来揭示华夏文明发祥史真相的。[3]

刘薇、张松竹认为，许慎《说文》把八卦归入文字萌芽范畴，并非毫无根据；肯定文字诞生之前结绳记事的存在，并推测其可能对文字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慎不取天授汉字的神话，主张受鸟兽之迹的启示也是合理的。[4]

宋瑞卿立足于汉代班固和许慎的六书说的差异，从细目到次第，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合理、全面的认识。[5]

（二）时间角度

连登岗提到，汉字产生于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制期，二是形成期。汉字创制于母系氏族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汉字成熟于父系氏族时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6]

包和平、黄士吉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了后红山文化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石棚山陶文的发现，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据考证，创始汉字的是陶工，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皇帝时人。陶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7]

（三）地域角度

李立新认为，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形成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并引发汉字的发明，最早的一批汉字应是族徽文字。从文献记载看，无论是伏羲画八卦、造书契，还是仓颉造字，都发生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四方远古文化在中原地区不断交汇、融合、发展、升华，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汉字体系，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8]

（四）符号学原理

叶其容指出，汉字符号的形成问题，应从它的前提条件讨论起：其一，远古汉语已经存在；其二，原始思维的发展；其三，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其四，社会的发展需要记录语言。具备这些条件，只是有可能产生汉字符号，但并不具有必然性。[9]

（五）特殊形态

在汉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几种特殊的形态。庄建东提到，作为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说是基本可信的。“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形态，仓颉因发明这种形态而得名。[10]

王立民认为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金文徽族和“集形短句”是汉字的初始期，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11]

（六）宏观角度

连登岗认为，汉字包含于华夏文字之中，探讨汉字的起源，应该把视野扩大到华夏文字的范围，且要考虑到关乎文字起源的诸多方面。例如文字起源于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的需要；文字产生于农业经济确立、氏族公社出现之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字起于多源，汉字是华夏文字多元起源的优胜者。[6]

（七）考古学角度

黄德宽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展水平的论证，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他认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此外，他还获得了关于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如：夏商周在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特征，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商代前期陶文可以作为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样本，它们对衡量各阶段文字发展水平具有珍贵价值；商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后各时期陶文符号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这也进而证明当时的文字已发展到成体系的成熟阶段。[12]

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所提供的新线索，汉字起源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新的进展，但作为汉字研究的重大疑难问题还将长期被关注。

三、汉字的性质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争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表意文字说，周有光最早提出并比较系统论证汉字的意音文字说，姚孝遂提出的表音文字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赵元任分别提出的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13]关于汉字性质的争论几经高潮，近十年，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以下几家：

（一）“三方面”说

张玉金对于汉字的性质是遵照“三方面”说提出的。提出“三方面”说的是王伯熙，他在《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可以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14]张玉金由此得出结论：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汉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字。[15]

张爱萍也是从三方面对汉字性质进行了阐述：汉字是理据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的形体结构；从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的关系来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音节；从字形层面考察汉字特点，汉字是方块字。[16]

（二）“两方面”说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两方面”说。裘锡圭认为，考察文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是第二方面即看文字在所表达语言中是什么单位，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17]

（三）构意文字说

李剑影提到裘锡圭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观点：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用图表的方式综合两个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汉字是构意文字。[18]

（四）构形原则说——表意体系文字

郑振峰认为汉字的性质只能根据它的构形原则，而不能根据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确定。它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19]李莹也认为，汉字性质应该从汉字构形原则的角度出发，把汉字概括为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表意体系的文字。[20]

（五）共时历时说

项科旭提到，汉字的性质是表意文字，这是运用共时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之一；若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的性质应从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方面进行考察。两者不应互相排斥，应合理共存。[21]

（六）语素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

寇延年对裘锡圭提出的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提出几点质疑，认为赵元任等提出的音素文字说和周有光提出的意音文字说是比较合理的。[22]

（七）符号工具说

连登岗提到文字的性质应该这样表述：文字是视觉图形符号与语音听觉符号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人工制作的以视觉图形为存在形式的主要充当语言符号、同时也兼备思维符号、物象符号、艺术符号、文化符号等功能,以系统为其结构形式的社会交际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工具。[23]

（八)批判周有光意音说

仝国斌提到，不少学者在汉字性质表意、意音甚至表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事实上，表意和表音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意音文字的提法不科学，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理据性→理据性·约定性→约定性”的符号链中。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24]

近些年，也有学者针对性质定义不一的情况作出一些思考，例如，王德寿对汉字性质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汉字性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25]杨世铁也提出了解决汉字性质问题的五点意见；讨论汉字的性质，不能只就汉字论汉字问题；不能撇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要兼顾汉字发展的几种字体；不能只就汉字构成方式之一种来认识；不适合从文字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认识。[26]

关于汉字性质认识之分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讨论问题所依据的材料、理论根据、研究方法等的不同造成的，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和整合，作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

四、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

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现代学者相继提出“三书说”，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27]随后，刘钊古文字构形学，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李圃字素理论使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新“三书说”

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提出了他的新“三书说”：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里也提出了“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7]裘锡圭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全面深入，举例丰富，分析精确，材料可靠，表明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刘钊古文字构形学

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在书中，刘钊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 “变形音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28]

（三）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

黄德宽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29]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30]他还提出，不同汉字构形方式构成一个互补的系统，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内不同的构形方式此消彼长，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经历着内部的功能调整。[31]

（四）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

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元”。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的基础构件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汉字的构形模式。[32][33]

（五）李圃提出字素理论

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学》中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34]

由于历代汉字资料极为丰富，汉字结构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满足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文字学理论问题；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学者对古文字资料和研究成果钻研、吸收不够，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总结和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是汉字结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五、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35]

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一方面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只注重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开始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变化。例如，讹变与讹混、双声符字、饰笔、借笔、规范问题等等，将建立单个汉字发展历史档案和汉字系统发展沿革谱系、描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字体形态演变

1.隶变研究

刘凤山的博士论文《隶变研究》对“隶变”问题作出阐释，细致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36]张晓明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37]杨宗兵考察了出土的秦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狭义草书”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38]于丽萍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39]

2.字体演变总规律

王宁提到汉字字体演变总规律，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类别风格常被说成是个人的创意，言小篆则以李斯、许慎为代表，言隶书则以程邈为代表。字体形成的渐变说，对汉字学、汉字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40]

3.古文字发展谱系

黄德宽以国家“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研究”为阵地，组织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完成最终成果《古文字谱系疏证》。它科学地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疏证》的出版必将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来新气象。[41]

（二）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古敬恒、李晓华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并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42]沙宗元分析了这两类讹变在古文字各个阶段的情况。[43]魏宜辉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44]方勇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45]闫华梳理出“西”、“勺”、“百”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46]

综上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刘钊在《谈讹混》中指出：“‘讹变’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划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45]“变形音化”是人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28]，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三）双声符字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双声符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28]陈伟武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同时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释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等问题。[47]许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48]宋鹏飞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49]黄丽娟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50]黄天树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51]

（四）饰笔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饰笔，又称装饰笔划、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看，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划，是文字的羡余部分，并在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28]

张振林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认为羡符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羡符，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孑遗。[52]

湛玉书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非偏旁构件、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53]

（五）借笔

吴振武的《古文字中的借笔字》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专题性文章。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54]

刘钊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55]

（六）规范

龚嘉镇提到新时期的汉字规范的重点需放在现代汉语通用字种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对应上。[56]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汉字规范问题。[57]王宁指出，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对汉字简化的怀疑论也再次提出。[58]费锦昌认为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偏旁类推简化、“同音代替”简化。[59]黄德宽认为汉字应用中“繁、简二元并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60]王宁提出制订规范汉字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61]沙宗元认为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既是本身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流倾向。汉字系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在多因素制约下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62]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目前已具备较为充分的条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开展这项工作时正确确定汉字发展研究的视点也显得尤为重要。从哪些角度、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汉字的发展，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

六、结语

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理论研究，是21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显著的学科之一，各个方向发展的全面性，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引人注目，呈现出良好势头。但是总体来看，汉字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无论重视程度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与汉语文字学整体的发展不相适应。世纪之交，汉字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会跨入开拓创新、科学建构自身学科体系的新阶段。

注释：

[1]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2]黄德宽：《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9-12页。

[3]陈文敏：《汉字起源与原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刘薇，张松竹：《从<说文解字·叙>析许慎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说文解字，2008年，第8期，第308-309页。

[5]宋瑞卿：《汉字起源考略》，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34-35页。

[6]连登岗：《华夏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年，第6期，第36-44页。

[7]包和平，黄士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93-96页。

[8]李立新：《试论汉字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州学刊，2010年，第9期，第186-189页。

[9]叶其容：《从符号学看汉字的形成》，咬文嚼字，2010年，第1期，第62-63页。

[10]庄建东：《汉字起源新说——“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第105-109页。

[11]王立民：《“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第60-63页。

[12]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郑振峰：《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62-67页。

[14]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第108-116页。

[15]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65-68页。

[16]张爱萍：《汉字性质与汉字类型研究的辨正》，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87—89页。

[1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18]李剑影：《论汉字的性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之<汉字的性质>读后感》，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44-45页。

[19]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5-39页。

[20]李莹：《浅议汉字的性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2期，第64-66页。

[21]项科旭：《汉字性质的共时和历时观》，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7—60页。

[22]寇延年：《再论汉字的性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1页。

[23]连登岗：《关于汉字的性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1页。

[24]仝国斌：《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2-56页。

[25]王德寿：《关于汉字性质研究的一些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第110-115页。

[26]杨世铁：《有关汉字性质研究问题的几点认识》，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17-119页。

[27]张先坦：《“三书说”比较说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8-113页。

[28]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30]黄德宽：《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古文字谱系疏证>》，学术界，2005年，第292-295页。

[31]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第1-8页。

[32]曾昭聪：《王宁学术思想述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9-75页。

[33]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3页，第15-21页。

[34]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5]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繁体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6]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37]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38]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544页。

[39]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00-103页。

[40]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5-29页。

[41]党怀兴：《构建汉字形体流变谱系》，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0-83页。

[42]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70页。

[43]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4]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5]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6]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7]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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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欣 山东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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