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度 兼顾深度
总结,没有高度的思维推理是不能制造出来的,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就是没有形成中国文字的这种体系,且处于不败的境地,那不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成果是什么呢?书法发展到我们现阶段,风格多多,层出不穷,一天有多少风格产生,很难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书家如何立于不败之地,逐步走向成功,我们的两条腿就是中国的哲学和美学,如此我们就有了睿智,就有了方向,就有了自控能力,所以书家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一定要在中国哲学和美学层面上展开工作。这是追求艺术的高度,同时兼顾到学术的深度。
徐:老师讲得非常有道理,在前人的高度上进行工作,没有这种支撑不行。我看到您涉猎的哲学、美学著作特别多,在现代社会我们的时间都很有限,可以直接切入的都有哪些东西?
翟: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文”和“化”是两个哲学概念,现在泛化了,大家都知道“文化”一词,但不了解它的深义。“文”太古老了,甲骨里已经有了,它是一条“鱼”的象形,为什么要把鱼制造成一个“文”字呢?因为鱼身上有鳞,是它的衣裳,这种衣裳比兽和虫的都美,做事的外在都应该像鱼这样美丽豪华并且是自生的,这样先民把这个字用到一切完美的事物上,并达到了一种程度,“文”字不断被赋予了新义,新义借而不还,后边又制造了一个更象形的“鱼”字,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字。“化”也是一个追求事物高度完善的具有自然美性质的过程,有了这个哲学、美学的概念,中国人对一切事物都要“文化”,不直白,增加了含蓄的意境。所以在古人的哲学和美学里边直白的很少很少,谈美也不是把美挂在嘴上,像谈对象不大太说爱一样,理解中国的美学和哲学要透过语言表述,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去找,这样就会发现大美、深度、大智慧、大哲理,古代的许多著作都可以说是哲学、美学的著作,开卷就会得益,古人的诗教是温柔敦厚,恐怕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诗论、文论、画论、书论都充满了光辉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古人从来都没有把这些个领域截然分开过。
徐:老师讲的很渊博,我们在时间紧迫的状态下,如何做才是恰当的呢?
翟:作为书法理论的支撑,在书法临习和创作中,过多的理论指导会带来麻烦,这和有病吃药一样,所有的药都能治病,但你需要的是治你当前眼下之病的药,而不是拥有一个药店。读一些经典的东西,反复进行实践就能走上正确路子,像王羲之、颜鲁公、孙过庭都没有长篇大论,我们看他们的言论,不断地在实践中贴近,完全是可以走出来的,以后逐渐具备了一个博大的体系,再来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又是一回事了。一篇《兰亭》,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在书法史上是峰巅,一举两得,这就是一个人的知识结构的问题。
徐:现在的书家和古代的书家生活结构不同,和民国时期也有很大不同,直接的问题是给书法家的“书法时间”不足了,受到非书法的冲击太大,就时间结构展开讨论,您的时间都是如何科学安排的,您作诗,已经有六本诗集,文章里又包括评论、论文,并且论文里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有印章的、书法的、文字学的;还要临帖、创作,就创作这一门,您涉猎到了甲骨、金文、小篆、行草。篆刻已出版了四个集子,而且风格变化多样。现在您担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分管许多工作,时间的支配是我们都不可想象的。
翟:做学问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一个人一辈子蹲在书斋里,声色犬马都没有,真像苦行僧,但也有快乐,那就是你的成果,就像一个产妇生下了孩子,是累了苦了,但又带来了希望,所以一个希望接着一个希望,最后竟然把苦累都变成了幸福,这也是一种思维转换。
谈起时间的支配,我们像厨师一样,不是把一个整体的原料倒到锅里去,对于一个果类的加工烹饪都要把它二开、四开、八开、十六开……不断切块,加工出味道来。人长手指也是十个不同的样子,为什么不长一根手指,或十个相同的手指呢?因为要具备干各种事的功能。把一天的时间切割开来,在不同的时间里干各种不同的事,既不感到乏味,也不太疲劳,因为互相有一种调节的功能,这和吃饭一样,一个人整天整月整年吃一种饭,再好的忍耐也受不了。写字写累了看看诗论,练习写诗,看看别人的诗集,开阔思维,让自己的思绪飞跃到那个题材上面,进行二度创作,做游戏也是为了一个目的:快乐。整天漫游于书海,抓不住一个东西,那是最可怕的事了。我现在出差,口袋里总得装几本诗歌方面的书,因为短诗三五分钟看一首,边看边想,结合自己的生活,总有灵感涌上心头,写出一首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回到了家,就不用看这些东西了,要把整块的时间花在大的学术版块上,因为一个学术问题要查找好多的资料,在路途上是无法完成的。看学术的东西累了,就看看篆刻的图版,书法的图版,既做了调剂,又是一种休息,这种休息又可为以后的创作做些充电的准备。
徐:我们的学习在时间安排上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在您的文集《冰室文稿》中,提出了艺术风格立体化的问题,这是一个高端的要求,在日常的艺术生活里我们怎样追求才好?
翟:这是一个终生追求的课题,比如说篆刻吧,赵之谦进行过多风格的追求,也同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齐白石的印,基本上是一条线。当代印人在风格的层面上拉开了自己的距离。过去的印人有了一种风格,就沿着一个路子走下去,在这个风格里讨生活,收藏的人也是一两个品相就达到目的了。当下的印人基本上是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和积累,这样我们一开始学习就得有宽泛的基础,有大面积的追求,一个全国性的展出,把那么多篆刻家的东西集于一堂,你自己参加一个展览也得准备那么几种风格的印蜕,而不是一个模式一直刻到底。整体走势是全方位,整体的风格是立体化,你不那么走就不能进入圈子,所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多元风格的时代。作为组成时代的一个个体,也必然是风格多元的。
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元的艺术和多元风格双重效应在您身上的集中反映,去年中国书协推出的当代中青年书法家创作档案,您的作品集里收入了30件作品,其中甲骨文9件、陶文7件、隶书5件、草书5件、金文1件,还有无法归入书体统计的3件。在九件甲骨作品里,风格距离都比较大,在甲骨的创作里产生了明显的风格裂变,给人以崭新的审美享受,这些在以前人的创作里都没有发现过,注入了您自己的独特的思考,虽然有些地方或许还有待于完善,但感觉很新颖,各种形式都可以走出很长的路子,对当前书坛带来了思考。陶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形式,历史距离很大,从远古陶器出现,一直到魏晋,更少有人进行书法创作,老师的陶文作品7件中,风格起伏也比较大,各呈面目,互不雷同,更可贵的是那3件不能归于单一书体的复合书体的创作,让审美主体惊心动魄,这些您都是依照什么构思创作出来的?
翟:艺术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过程,每天的学习,每天的思考就是一种引渡。我国的书法演变,进行了几千年,在各种书体递变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这种过渡性的书体自身就带着变化的基因,浑身散发着活力。这些点我们一定要关注,在那里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地方,正因为它链接松散,变化骤烈,带着老书体的基因,又加入了新的成分,但新的成分是不完善的,是试验性的。历史往前走,这种半成品被留了下来,我们可以接着去试验,去引种,在这个关节点上,我们不能只把它作为书法史去读,而要成为我们的高产田,新品种试验田。再则,我们站在当下文化语境,毕竟跨过了书体演变的时代千多年了,历史又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干什么用的,这和厨师手下的材料是相同的,要进行深化加工,把美肴摆到桌子上来,而不是无能地把原材料摆到桌子上来。我们可以按北菜南菜的地域,或徽菜、京菜、陇菜的手法去做,总不能把古人的菜端到今人的桌子上来。以面点为例,原始人吃的第一张饼子,肯定是死面饼子,第二张饼子就变成了发酵的面做的各种各样的饼子,第三张饼子是糕点,加入了各种作料,大家感到好吃多了,携带也方便了。看看目前的形势,还在往里边注入各种原材料,越做模式越多了起来,除过毒品之外,没有禁止往里不加某一种东西。书法发展到现在也应该没有禁忌,条件只要是美的形式,就可以进行尝试,如此才能推陈出新。楷书是我们祖先形成的,在甲骨文的时代没有,在隶书的时代也没有,到楷书的时代才有了楷书,我们承认为楷书,应用了楷书。如果贞人活到今天,也绝不会拒绝楷书。甲骨文埋到了地下,为楷书成熟努力过的人根本不知道,百多年前挖了出来,谁也没有不承认,谁也没有拒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自己创新呢?这种创新完全用的是我们自己汉字的材料,根本没有用各种外文符号,既就用了,那也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没有拒绝的必要,站在这样的认识角度,我们有了长时间的积累,笔下就会生出许多新东西来。
徐:老师的桌子、窗台上到处都摆着《甲骨文合集》、《殷商金文集成》、《新金文编》这样的书,您是侧重于古文字的考证呢?还是侧重于书法的研究?
翟:我是一个樵夫,进山砍柴,见了能烧的,产生热量的就收拾,煤块、柴草都不拒绝,收拾满一背篓就是一天的收获。
徐:以前的成果在您的著作里都有了记载,近期的创获,您能不能讲讲让我们的读者先知为快?
翟:小的发现有几处,正在成文。大的成果尚需时日。像殷商税收制度在甲骨文里的反映,这是郭沫若先生用了半个世纪研究也没有发现的,我有了创获,正待成文,自己感到很欣慰,花了几万块钱买了资料,对得起这些货币了。还有一些文字我自认为有创获,也待成文。有这些收获,主要还是我这三十多年来在小学方面的功力,好多的古文字学家,视线都集中在金文、甲骨文方面,对最基础的东西少了些功夫,发生了很多的曲解附会之论,考证是虚妄的,基础不好,成为成论之后在到处泛滥,我们需要再翻过来。看一篇甲骨文、金文,需要有看《红楼梦》那样的眼光,看出各种各样需要的东西,不是需要什么的时候再去翻它,去翻的时候就要发现里边前人不曾发现的东西才好。
徐:在您进行古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的过程中,双管齐下感到都有哪些益处?
翟:中国书法的载体是文字,进行篆书创作离不开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对古文字进行贴近,最起码有这么几点益处。首先要了解一个古文字生成、变化、发展的过程,书写就会胸中有数,最低程度杜绝了错别字的发生。由于稔熟每个文字的演化过程,对一些后生成的字,要进行借代处理,也会做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熟知了古文字,就是溯本求源,知道它的本义、引申义,对自己行文选字的精确性有了很大的益处,不会把一些自己心中不确定的义项搬到文稿中来,形成文章中的沙粒。如果您的艺术延伸到篆刻,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徐:对于篆刻艺术,您从事已经三十多年,您担任了这一届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的秘书长,对于中国篆刻的发展您都有哪些构想?
翟:三十多年来,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篆刻在当代的发展,我们这一支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倾注了老一代篆刻家的殷殷之情,投入了中青年印人的旺盛精力。队伍结构合理,创作状态良好,发展形势喜人,大的方面都是很好的。全国各省市在书协组织之下都建立了篆刻委员会,并且这个委员会都是比较靠前成立的,是协会中资格偏老的委员会,其中有一大批热心的篆刻家在组织各种活动,通过活动发现了一批批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展览中去,形成了良好的梯队模式,为今后的发展创建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全国有一大批民间形式的印社组织,这是一种独立的民间社团,东部几乎每个地区都有,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他们同时也在进行各种活动,对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官办民办相结合,相得益彰,扩大了队伍,活跃了气氛,推动了学术的进程。书协组织要关注这一支力量,及时加以引导、组织、关心,促使他们的学术活动正常进行,这种普及作用非常重要。现在的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集中了全国顶尖级的篆刻艺术家,他们几十年来为我国的篆刻艺术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组织力量和学术水准上十分卓越。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正在逐步推进,这些构想落实了,将对中国篆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真正的促进和繁荣。
徐:看到您的出版书目,计划出《冰室小玺》四卷,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大致构想。
翟: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就会退化,目前自己的手脚和眼睛尚能应付作印。从前年开始,我打算出一套小玺印谱,趁着眼睛还行的时候把自己多年来的心愿付诸实施,现在第一卷已经完成,正在整理,即将付梓。这个工作干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平常做一小批小印,感到困难不大,做一大批出来,前后都不一样,各呈面目,难在印面小,施刀不易,力度、速度都受限了,如此,风格也大打折扣,朋友们热心提示,应该和以往刻的大印一样,突出苍茫大气的特征,这就是难度所在,我想经过不断精心锐意的努力,能把朋友们的期盼付诸刀刃,做出一批满意的作品,以答复朋友们的关心。
徐:2009年,老师花了一年的时间自费在《书法导报》推出“陇军书阵”,由于劳累,中途心脏做了支架,我们担心您会顾及身体而放下这件事。但在盼望中您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全国反响很大,此后很多省都在做这样的事,大家都很想知道,您目前都在为甘肃的书法做哪些事情?
翟:要做的事情非常地多,列入个人计划的也不少,都在缓慢进展。对于宣传书法群体,这是一个和书法事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事情,也需要一个队伍,靠单枪匹马毕竟势单力薄。“陇军书阵”已列入了组织计划,我想会做得更好。目前我想推一下甘肃的篆刻,把印人推到更大范围,自己正在努力筹措经费,也在断续地写稿子。还有一个群体性的活动,都在进展,有了眉目再说,现在就是尽心尽力为书法朋友们办些实事。
徐:今天的采访让我受益匪浅,有时间再来请教您。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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