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的构建

摘要 当前学术界对战略支点国家的界定不一，从国家的对外战略角度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应该具有特殊地缘地位、经济示范作用和关键战略价值等基本功能。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和推进“21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体系层次、国家间层次和国家单位层次的困境，为此，本文从各层次困境的功能视角提出了相关的突破点。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 困境 突破点

一、概念厘定：战略支点国家

战略支点是指在次区域的、区域的、跨区域的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框架下，通过战略性的双边互动、交流与合作，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能对其他多边合作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从而切实保证多边合作进程稳定，和谐，有序的国家或地区。简而言之就是大国在进行全球及地区战略部署中，有足够的地区影响并对大国的战略起到显著支撑的国家。战略支点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权力增长、扩大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或区域。所谓“战略支点”国家，就是对实现一国重大目标有关键意义的国家。一方面，该国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个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国家群中，战略支点国家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一种示范作用，能够通过发展与该国的关系撬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西方，战略支点国家通常被视为可以担当保持战略平衡的角色，以防止崛起的国家挑战当前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当前，关于战略支点的讨论还不充分，中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构建战略支点仍然是一个较新的、颇有争议的问题。

总之，一个国家对战略支点国家的判定可以从以下三大方面着手：1.对象国经济水平的发展程度经济地位或地缘经济的重要性；2.该国与对象国安全战略关系的重要程度，即对象国在一定区域的战略地位重要性；3.对象国意识形态或文化在某一区域的影响力：

二、东南亚的战略支点国家

通常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南线，其基本路径为：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即从我国沿海港口出发，经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等地，过印度洋经内罗毕抵达欧洲。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为三个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根据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共建原则，“一带一路”应该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原则，笔者认为，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战略支点国家的三大判定标准，即在东南亚地区，除了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缅甸应该被包括在战略支点国家之内，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從地缘经济重要程度上来看，缅甸和越南在中南半岛具有独特的经济枢纽和经济辐射作用。在地理位置上，柬埔寨和缅甸都是沿海国家，海上贸易是我国同这两个国家贸易往来的至关重要途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不但可以经过湄公河把海上货物运输到金边港，再发送到柬埔寨各地，而且可以把越南南部最大的港口胡志明港和泰国最重要港口曼谷港串联起来。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只是由我国沿海城市经过河内转至马来西亚，就其经济联动效应而言，中南半岛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难以被辐射到，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可以解决这一经济辐射力不够的问题。仰光港在地理位置方面与西哈努克港类似，它是缅甸最大的港口，东南亚最大港口之一，也是世界主要的稻米输出港之一。往缅甸北部串联，通过仰光港可以把货物运送至内比都和曼德勒等缅甸最重要城市在外部沿海地带，仰光港可以把孟加拉最大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和曼谷港串联起来，进而把孟加拉湾和泰国湾连接起来，形成东南亚至南亚的锁链。

其次，从战略伙伴关系而言，中国与柬埔寨和缅甸这两国具有更为深厚的传统合作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柬埔寨与中国没有接壤，两国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领土或领海争端，特别是从196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时代以来，柬埔寨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而柬埔寨和泰国存在柏威夏寺争端，泰国与越南也存在领土争端。柬埔寨夹在泰国和越南之间，对中国的合作意愿存在着战略安全上的自然需求，并且柬埔寨在战略地位上就像一只楔子，在中南半岛上直接制衡泰国和越南。中国同泰国于2012年建立起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间关系总体上是积极发展的，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中南半岛的大国，泰国在二战后就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并且《2012年泰美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后重申了美泰将继续加强两国在防务方面的联盟关系。因而，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泰国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更可能扮演的是平衡者的角色，而难以倒向中国或美国哪一方。从战略安全的可靠性而言，虽然中国与越南也构建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中国同越南存在南海争端，而且南海争端难以一时解决，因而越南的这个战略支点国家是不牢固的。缅甸作为陆上从东南亚进入南亚的主要跳板，在北面同中国接壤，是中国可以从陆上把中东能源输进国内的最便利的国家，通过缅甸，中国可以避免油气资源通过变化莫测的马六甲，进一步加强能源运输安全。但在昂山素季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后，中缅传统“胞波”情谊面临诸多考验，2011年9月的密松电站事件和2012年11月的莱比塘铜矿事件等便是反映。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中，美国得以发展同缅甸的双边关系，也相当于美国势力已经进入到缅甸，中国受到挑战的不仅是在缅甸的经济利益，还有更为重要的地区战略安全利益。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中国具有同缅甸发展双边关系的地理区位优势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并未使缅甸对外政策完全转向，但中国必须充分重视缅甸这块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跳板，无论是在战略安全或是地理枢纽的重要程度，缅甸都可以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国家，缅甸作为战略支点的直接意义是：可以保证东南亚经济走廊和南亚经济走廊的贯通。

再次，从与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而言，缅甸和柬埔寨有作为战略支点国家的便利性和积极性。中缅贸易额从2004年11.5亿美元，增至2014年90.5亿美元，年均增长22.9%。2014年，中缅贸易额占缅甸外贸总额33.2%，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所以，无论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怎样发展，失去缅甸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中国支持，缅甸的所谓民主政治就变成了无皮之毛。因而，中缅这种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决定了缅甸在国家发展的物质本能上离不开中国，并且使得缅甸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具有天然的便利性。2015年底，柬埔寨的贸易伙伴前两名分别是泰国和越南，而中国是最大外来投资国。这说明，柬埔寨作为夹在泰国和越南中间的弱国，在地缘上有着依赖泰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传统，但对中国资本的依赖度则在不断增加，而且中国正成为柬埔寨日益重要的援助国和部分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由于中国和柬埔寨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只要不断推进双方的经贸关系，柬埔寨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会日益增加，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发展的战略后果就是，柬埔寨能够更主动积极地、更便利地不受越南和泰国的制约，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

笔者认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与中国不存在结构性冲突，或不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全球性大国结盟对抗中国，比如菲律宾。菲律宾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国有南海通向太平洋的一个关键岛链。但由于南海争端，菲律宾同美国于2014年4月签署为期十年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中国的重要岛链，这决定了菲律宾即使具备地缘上的战略支点地位，但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上不具备战略支点国家的安全要求；新加坡在地缘上具有重要价值，但是樟宜美军基地的长期存在使得新加坡对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新加坡难以成为海上丝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其二，具有与中国合作的自愿性和积极性。这意味着相关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国家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存在着合作共赢，具备充分的战略合作自觉性。此外，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必须符合下述特征之一：其一，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上具有不可或缺性的跳板作用。比如越南，缅甸和柬埔寨。越南与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接壤，其海域同中国毗邻，越南作为中南半岛的大国，是中国更为顺畅地进入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域的一大跳板。缅甸是东南亚进入南亚的跳板，而柬埔寨与泰国、老挝和越南接壤，是进入中南半岛心脏的跳板；其二，在关键的海域通道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海上贸易具有不可或缺的替代性。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保障马六甲海域安全不可或缺的国家，是中国从南海进入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咽喉要道。鉴于上述分析，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缅甸这五国具备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三、中国同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构建“21海上丝绸之路”的困境：层次功能分析的视角

（一）国际体系层次：Tpp导致的“锁链”问题

奧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重点是亚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不断推进TPP（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10+3”（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和“10+3+3”（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合作模式，以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

由于TPP没有把中国纳入其中，而文莱、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则被纳入，这显然表明，TPP不仅是在经济战术上瓦解中国推动的“10+x”合作模式，在政治和外交战略上更是构建澳洲-东南亚-拉美-北美的锁链，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包围。对于中国在东南亚构建战略支点而言，面临是如何发展非契约化的战略伙伴突破Tpp造成的契约化锁链的过程。

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美国对南海的基本政策由“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随着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干涉主义也从“多边协商体制”走向了“积极干涉主义”的道路。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介入南海争端，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东南亚相关国家同中国的对抗，并且使得由南海争端引起的不同程度对抗可能常态化，进而影响中国在东南亚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菲律宾是典型的受美国支持而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因为受到美国的支持，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程序，以图使中菲南海争端国际化，从而带动南海争端的其他声索国起而效仿，形成对抗中国的“政治联盟”。如果说美国借南海争端实施的“积极干涉主义”是“大棒”，那么TPP则是“胡萝卜”，美国实施在东南亚“大棒”加“胡萝卜”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关南海争端国家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力大受影响。

（二）国家间层次：领海争端或政党更换导致的双边外交关系紧张问题

在国家间层次，中国同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对双边外交关系：中国与越南、中国与印尼和中国与缅甸。

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且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作为战略支点的效用。在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中，与中国外交关系最为起伏不定的是越南，其直接原因是南海争端。中越南海争端至少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越南国内重新出现并强化了中国作为“扩张性”国家的传统认知；第二，突出了两国实力的不对称性和越南的脆弱性，导致越南倾向于采取制衡政策，引发了对华的敌视反应，从而进一步破坏双边关系的稳定；第三，南海争端是越南国内反华民族主义情绪出现的根本原因，压缩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相似性，以及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南海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越南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发挥的合作效果是不稳定的。

2014年佐科当选印尼总统后，中国与印尼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着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尼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的积极作用。佐科政府的一大战略目标是要做“全球海洋强国”（Global Maritime Power），印尼对有争议的纳土纳岛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重合态度日趋强硬。2015年5月20日，印尼选择在“民族复兴日”击沉包括1艘中国船只在内的41只船只，以表明其为了重振海洋强国而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中国的决心。由于存在纳土纳岛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重叠争议，佐科政府的“全球海洋强国”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面临冲突。

缅甸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也曾经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最为牢靠的友好国家之一，但自2003年8月缅甸的七部民主路线图提出以来，缅甸的亲东方传统正在发生一种由内而外的转变。特别是2010年11月昂山素季重获自由后，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昂山素季及其领导下的全国民主同盟把缅甸的“民主化”浪潮迅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缅甸政权的“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缅甸国内党派间和民族间等各种势力的关系更加复杂，缅甸的外交战略也随之进入一个调整、平衡与再平衡的过程中，缅甸难以像“民主化”之前那样在对待许多区域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完全支持中国，这意味着中国难以让缅甸在中南半岛扮演传统上的平衡角色即。比较“民主化”之前，缅甸作为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的作用大打折扣。

（三）国家单位层次：腐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不利经商环境问题

腐败问题是影响国际资本对一国投资的非常重要原因，也是影响中国同相关战略支点国家进一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因素。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程度都非常高。根据透明国际（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公布的2015年167个国家腐败数据排名，马来西亚排名第54位，印度尼西亚排名第88位，越南排名第112位，缅甸排名第147位。世界银行，《2014年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14：Understanding Regul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显示，在全球188个国家经商便利度排名中，马来西亚排名第6，越南排名第99位，印度尼西亚排名第120位，柬埔寨排名第137位，缅甸经商环境排名第182位。除了马来西亚，其他几个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的排名均比较靠后。对于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的投资来说，经商环境的便利程度低意味着投资成本较高，进而影响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发挥经济示范作用。

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制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大因素。根据IMF发布的2014年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统计资料，马来西亚为10457美元，排名第68位，越南为1092美元，排名第135名，缅甸为1113美元，排名第157位，柬埔寨1018美元，排名第162位。除了马来西亚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其他几个国家的人均GDP都低于4000美元，属于欠发达国家甚至最为贫困的国家的行列。由于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消费水平和外汇储备等都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往来和投资水平。特别是，中国在对这些国家投资时，在对方外汇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回报不仅大打折扣，而且因为避险要求而影响了中国在相关国家的投资规模。比如，由于腐败等原因造成的不利投资环境，2014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仅为8亿美元，仅是新加坡的1/8，位列印尼外来投资的第8位。

四、中国同东南亚支点国家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突破点

（一）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缓冲TPP带来的冲击

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工具，TPP以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形式把中国排除在外，不仅在经济方面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对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边关系产生冲击，甚至美国的这种制约中国崛起的模式可能被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要改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区域环境，一大突破点就是稀释TPP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冲击。中国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加入TPP，美国议员布朗（sen.Sherrod Brown）和彼得斯（Gape Peters）曾于2015年6月美国国会提出让中国加入TPP的议案，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启动程序上讨论；另一大方面，从中国可以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上看，中国可以大力推动东亚区域内的三大合作平台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中国-东盟“10+1”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推动GMS机制建设，可以加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凝聚力，特别是加强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越南、束埔寨和缅甸的合作关系。“10+1”有利于构建以中國为主要责任担当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以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所有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稳定地发挥应有的作用RCEP则是“10+3+3”（东盟10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亚洲一体化扩大版，在自由开放的原则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可以有效地稀释TPP带来的排它性区域合作的冲击。当然，除了上述三大区域内合作平台，还可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洲合作对话（ACD）、东亚峰会（EAS）等合作机制的建设，利用相关的合作平台不断在东亚各国深化“亲、诚、惠、容”的共赢合作理念，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把南海争端控制在区域内双边或多边协调的范围内，避免域外大国借机卷入南海问题

在与东南亚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一大困境是南海争端。虽然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南海争端上吵闹声大，火炮声少，但南海争端还是影响了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双边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合作关系，而且也为域外国家卷入东南亚事务和遏制中国创造了机会，并使得南海成为大国角逐权力的场所。比如2013年1月22日，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程序，其背后基于多重政治考虑，包括借助第三方机构对抗中国，利用国际司法机构让中国陷于进退两难境地，以及带动南海其他声索国围攻中国等。并且，越南也在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域外大国的支持下，不断主张通过国际机构解决南海争端问题同时，在南海争端国要求通过国际机构解决南海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等域外大国以尊重国际法、维护航海自由和海上安全为由卷入东南亚事务，进而影响中国推动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遏制中国的崛起。鉴于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与争端国双边解决争端机制。早在2000年，中国与越南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近年来，以区域内双边或多边协议解决南海争端的进程明显没有跟上南海争端矛盾的发展。为此，可以从非传统安全出发，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科学勘探和海洋研究等方面，通过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在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全方位的机制化合作方式作为东亚的大国，中国可以在双边协议或多边协议中承担更多的公共物品，让相关合作方有更多的合作动力和更好的合作条件。比如2011年中国设立30亿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便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大公共产品。

（三）加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推进利益共同体建设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部分，也是最可行的部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可靠保证。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和科技水平的巨大差异，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在2015年，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五个战略支点国家的对外贸易伙伴中，除了柬埔寨，其余四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柬埔寨的最大外来投资国是中国。而同年，上述五国在中国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中排名都在第10位之后。这一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顺利推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非制度性约束。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在与中国非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合作产生的国家利益所得将大于不合作或对抗产生的国家利益的所得，随着不对称相互经济依赖的加深，相关国家为了增进利益而合作的意愿会不断加强，为了避免损失而不合作或对抗的非制度性约束会不断增大。因而，中国必须推进和加强这种非对称性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合作可以从四大方面展开：其一，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发挥中国技术和资金实力优势，加快与东南亚国家在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合作；其二，大力发展和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境外产业园区，形成所在国产业发展的以中国资本和技术为主导的驱动模式；第三，推动与东南亚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民币试点结算，让人民币成为相关国家的依赖性国际货币；第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基金”，以经济援助、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等方式，在经济上激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国家，让相关国家有同中国合作的内在动力。当然，中国推动与相关东南亚国家的非对称性经济依赖关系应该建立在中国的科技和资金的竞争优势上，而非以传统的雷同低端产业同相关国家竞争，以避免相关国家对同中国进行经贸合作存在顾虑。

（四）通过公共外交方式不断提升中国在相关国家的软实力

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良好文化纽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有聚合之处。中国应推动人文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教育、文化传媒、体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合作。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战略支点国家，中文有着强大的语言魅力和影响力。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许多华文学校，把小孩送去华文学校上学是当地的时尚。对此，我们可以在不断发展孔子学院的同时，进一步支持东南亚国家华文学校的建设，以适当教育资金支持师生互访、师资培养、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促使中文在相关国家成为类似英文的第二官方语言。中文歌曲、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在许多东南亚国家深受欢迎“中国潮流”在东南亚国家文化市场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此，可以在深化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等中国官方传媒影响力的同时，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媒体合作，包括各种电影节文化节和电子传媒及平面传媒的合作，让中国的電影、电视节目在相关国家更广泛地传播，让当地民众更便捷地收听到“中国好声音”和看到“中国好形象”，消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调和因为族群差异宗教差异和社会制度差异等造成的负面认知。

公共外交的一大目标是改善和提高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软实力，改变中国崛起过程中东南亚民众的“中国威胁论”认知，以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更深厚的民间根基。无论是国家形象的改善或是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都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为此，我国可以成立专门的东南亚公共外交的日常机构，协调民间组织和东南亚各国的沟通和对话，推动不同行业的精英交流与合作，建立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机制，以点带面，使得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起到示范和扩散作用，以达到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的统一，使得公共外交和传统外交相得益彰。

五、结论

战略支点国家在一定区域内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能对多边合作其他各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具有经济地位、战略安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影响力。因而，在东南亚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支点国家为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缅甸。中国同五个战略支点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东南亚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并且决定着东南亚国际格局的发展。中国在与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际体系、国家间关系和相关国家营商环境三大层次的困境，这三大层次的困境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形成长期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构性瓶颈。

为了解决构建战略支点国家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的困境，必须分析各层次困境的关键功能，有针对性地找到和攻克关键突破点：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在国际体系层次缓冲美国主导的TPP带来的冲击：把南海争端控制在区域内双边或多边协调的范围内，避免域外大国借机卷入南海问题，寻求中国与争端国稳定与和谐的双边外交关系：加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推进利益共同体建设，使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对中国有不可或缺的内在合作需求：以公共外交方式，不断提升中国在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的软实力吸引力，增强其与中国合作的内在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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