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内生原因及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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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低端锁定的危害和突破策略上，针对低端锁定原因的研究非常少，更缺乏对其内生原因和内在机理的探究。本文从企业链条抉择机制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包含国内外市场分割生产投资和水平型生产投资的开放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内需不足和制度障碍的内生约束，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实施的各种“隐形”补贴，使得国内市场进入门槛和成本过高，在企业的链条抉择机制作用下，不但导致企业偏好于外向型链条模式，而且阻碍了母市场效应发挥和国内价值链构建，这是导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内部根源。此外，地方政府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无疑为国外跨国公司抢占原本属于中国本土企业的国内市场空间提供了机会，这更强化了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本项研究为深刻剖析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原因，以及如何突破低端锁定，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链条抉择机制内生原因内在机理

一、 引言

二十世纪末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外包（outsourcing）”贸易的盛行（Kohler， 2001），使得在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Feenstra， 1998）的新型国际贸易模式和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下，中国依赖其低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GVC）体系分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相关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四种序贯式升级模式，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Kaplinsky & Morris， 2001），其中，国际代工方式的本土企业容易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Gereffi， 1999），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四种典型治理模式（Humphrey & Schmitz， 2004）中的俘获网络型和层级型治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刘志彪、张杰， 2007），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Cramer， 1999）。而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的变化，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的命运（刘志彪，2011）。被长期锁定在国际大买家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成为困扰中国本土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围绕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研究，是学界面临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关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研究文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低端锁定的危害、原因及突破策略。具体来说：针对低端锁定的危害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低端锁定将造成代工企业不能实现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的高端价值链攀升（刘志彪、张杰， 2007），导致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提升能力缺失（刘志彪、张杰， 2009），陷入“悲惨增长”境地，其经济活动的报酬不断降低（卓越、张珉， 2008），造成企业内生性知识积累路径弱化消失（郝凤霞、张璘， 2016）；二是中观层面，低端锁定阻碍了本土产业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功能升级（刘志彪， 2007），抑制了中国现代服务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刘志彪、张杰， 2009），造成价值链知识流动效率降低（郝凤霞、张璘， 2016），中高技术行业面临的“锁定”效应十分明显（王岚， 2014）；三是宏观层面，低端锁定容易导致"贫困的增长"以及新的"依附经济"的趋势（刘志彪， 2007），造成出口贸易结构失衡（郝凤霞、张璘， 2016），引起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巨大发展差异（刘志彪、张杰， 2009）。

针对低端锁定的原因，Grunsven和Smakman（2005）对新加坡服装业的研究归纳了低端锁定的三个原因，即能力差距（研发、设计、营销、零售和生产）、沉淀成本（大规模的专用性沉淀成本）、转型成本（技术、知识与产业配套上的获取能力）。而有关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原因的文献归为两类：一是国外因素，低端锁定源自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的市场势力以及跨国公司的技术势力（刘志彪、张杰， 2007），国外跨国公司封锁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李美娟， 2010），来自发达国家的国外附加值抑制了出口制造业的R&D活动（刘维林等， 2014）；二是国内因素，低端锁定源自本土企业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商品价值链，以及过度注重初级要素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刘志彪， 2007），也来自于企业市场势力的缺乏（张小蒂、朱勤， 2007），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制度、心智模式）等因素（李美娟， 2010），还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巩爱凌， 2013）。

针对低端锁定突破策略的研究围绕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升级方面，面对低端锁定，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投入（刘志彪， 2007），通过加强自主研发以及并购等途径，攀登“微笑曲线”的高处（郝凤霞、张璘， 2016），摆脱国外采购商的升级控制，培养高级要素（卓越、张珉， 2008）；构建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自主创新的动能（张小蒂、朱勤， 2007）。二是链条升级方面，面对低端锁定，需构建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NVC）（刘志彪、张杰， 2007），而领导型企业和专业化市场是构建国内价值链的主要机制和方式（刘志彪， 2011），并通过区域一体化延伸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环节来构建国内价值链（张少军、刘志彪， 2010），增加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投入，将价值链转化为学习链和创新链（刘志彪， 2007），通过对原有价值链深度嵌入、价值链上下游嵌入、新价值链嵌入等方式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刘川， 2015），推动本土制造业由单一环节嵌入转向多点系统性嵌入、由低端嵌入转向高端嵌入、由被动嵌入转向主动嵌入、由静态嵌入转向动态持续嵌入的四重转变（刘维林， 2012），推动由对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升级为对关键制造环节和研发等高端环节的控制（张明之、梁洪基， 2015）。

综上所述，虽然以上研究为了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不难发现即有文献中，针对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文献大多集中在低端锁定的危害和突破策略上，而专门针对低端锁定原因的研究非常缺乏，内容较为零散，缺少深入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理论的有力论证。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何中国企业大多被俘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为何大量本土企业不是首先选择依靠国内市场获取竞争优势，而是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从事代工出口贸易，该现象的背后一定蕴含着深层次理论逻辑。然而，很容易被政府和学者所忽略，很可能也是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导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内生原因是什么？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企业可以通过依靠国内市场获得相应的内在优势（规模经济、管理水平、创新能力等），即“母市场效应”（Krugman， 1980）的充分发挥，而制度因素也是产业和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和决定性要素（Nunn， 2007； Levchenko， 2007）。然而，中国的内需不足和制度障碍问题却长期存在，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基于此，中央相继提出“内需拉动经济主引擎”“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促进政策。显然，有关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研究文献，普遍忽略了内需不足和制度障碍这些内生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微观主体——企业的链条抉择机制的作用。那么，与即有文献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本文从中国经验事实的观察出发，基于企业链条抉择机制的视角，从内生原因（内需不足和制度障碍）出发，构建包含国内外市场分割生产投资和水平型生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模型，揭示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内生原因及内在机理。显然，目前针对该领域的模型化分析尚属空白，只有通过理论上的有力论证，弄清楚该根源性问题，才能有效破解低端锁定的难题，才能增强“内需拉动经济主引擎”“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正是本文的主要意义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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