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政治解读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40-09

著名美国学者辛道辙（Doh Chull Shin）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高歌猛进的里程碑式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它史无前例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民主在全球已经取得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成为“事实上唯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模式”。“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最近两轮的调查结果表明，“每个社会的明显多数人口都认可民主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实践，民主已成为全球性的唯一拥有广泛合法性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制度。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2011年世界自由状况的调查，全球现有117个民主国家，占全球国家总数的60%。毋庸置疑，在民主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政治理想”和“一种令人神往的政治形式”，民主已经在普世性的政治话语中谋取了一种强势的霸权地位。然而，反思当下民主炙手可热的话语霸权，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西方民主的话语烙印。20世纪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遭遇的挫折，导致了西方民主成为唯一得以充分发展和巩固的民主模式，在此基础上，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演绎成为一种对“民主”进行现代诠释的话语霸权理论。

一、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

通过对民主内涵的“西化”，西方话语中的“民主”在语义上被“贬值”和“置换”成为“熊彼特化”的“程序民主”，它仅指代精英通过竞争性选举来获得政治决策权力的技术性方式。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硬核是：民主的理念是一种普世价值，而自由主义民主则是民主的唯一模式。在民主学说上被学术界誉为“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的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就曾指出：“摈弃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真正能看到的不过是‘民主’这个字眼，也就是用作修辞手段的民主”，“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历史终结论”是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一个例证。该理论的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他指出：“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制度，从君主和贵族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换言之，我们看到的胜利……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即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

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不仅是一种理论修辞，同时也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实践。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关涉“民主”的议题上，在这些议题上，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新近发展趋势表明，国际社会正日益以民主为标尺而裂变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两个“阵营”。如在当前的叙利亚问题上，这一趋势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2011年4月以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叙利亚人权问题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每次会议均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主导下通过了谴责叙利亚的相关决议。在人权理事会40多个成员国中，西方民主国家逐渐掌握了绝对话语权，而持反对立场的国家则是被孤立的少数，且无一例外地均为西方话语中的“非民主国家”（见表1）。

2012年2月16日和8月3日，联合国大会先后两次投票通过有关叙利亚问题决议，赞成、弃权和反对的国家数量分别为137、17、12和133、31、12个。其中反对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津巴布韦等。在西方民主话语的评判标准中，这些持反对态度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见表2）。

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显现出的“民主裂痕”，从侧面反映了“非民主国家”在面对“民主”议题时，往往由于在道义上难以自我确证，而陷入进退失据和无所适从的困境。“民主国家”成功地自我塑造成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民主“传教”，而多数“非民主国家”则“折服”于西方话语的魅惑。这些在西方民主话语中被贬斥为“非民主”的国家，虽对西方民主话语华丽辞藻背后的歧视心态与霸权行径怀有不满，然而，由于缺少一套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民主话语，故而在民主问题上饱受“民主国家”的指责和干涉。

二、文献回顾：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成因

总体来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民主何以赢得话语霸权的解读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解释，从规范的角度认为“民主”的胜利归功于其在价值上显著的政治正义性，认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遵循了多数人决定和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原则，因而为政权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学者指出：“民主在我们话语里的特权地位，反映了我们核心的道德信誓和政治规划：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那里，人民几近他们自己个人和集体的历史的作者。”当代民主研究的领军人物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在所有的政体形式中，唯独自由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民主政治比任何其它政府形式更加依赖于普遍的合法性”。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霍华德·威亚达尔（Wiarda Howard）、卡尔·科施曼（Gershman Carl）和马克·普拉特纳等大批知名学者也普遍认同这一观点。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指出的：“政治领导人们，尽管其观点迥异，但都无一例外地标榜自己为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民主似乎使现代政治生活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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