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理性的缘起

摘要： “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等概念相对。理性思想通过古希腊哲学理性、古罗马宗教理性发展成中世纪大学理性。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多德三位哲学家的哲学理性，肯定了人灵魂中的理性价值。古罗马通过对古希腊文明破坏性继承，将哲学理性改革成宗教理性，使哲学理性服从于宗教信仰。而古罗马宗教理性发展到阿贝拉尔和阿奎那时代，人们开始转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解释与各种质疑，并由此开启大学的自由与批判精神。正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神学家既身处大学之中又同时对理性的无限追求才促成了中世纪大学理性的诞生。中世纪大学理性以其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在历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这段时间可以成为中世纪大学理性的缘起期。大学发展过程表明，在大学中理性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中世纪大学作为大学的起源，在历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大学理性即开端于此。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理性；哲学；宗教； 缘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6-0004-07

理性（rationality， reason）一詞最早起源于希腊词语“逻各斯”（logos），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被定义为：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严格地说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1]。A.N.怀特海认为，教育与科学是理性的两大功能。他认为正是源于对理性的追求才产生了教育和科学，大学作为教育的顶级建筑拥有教育性和学术性的双重特性，这也就决定了“理性”是一所优秀大学不可或缺的素养。作为大学的起源，中世纪大学上承欧洲传统文化下启世界近代文明，对于世界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教育发展历史上看，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即理性繁荣的活动结果[2]。中世纪大学诞生伊始就以追求普遍知识为目的，将理性作为精神支柱，那么中世纪大学以普遍知识为目的的理性追求最初缘于何处？又如何和合而成？恩格斯认为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之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3]。中世纪大学“理性”的最初胚胎和萌芽也正是源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追求，而从古希腊哲学理性到中世纪大学理性经历了三个承接性非常强的阶段。

一、古希腊哲学理性：人类精神的普遍解释

《荷马史诗》开启了古希腊精神，它既展现了古希腊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也体现出了他们的理智和智慧，而古希腊精神由激情向理性的转折则需要推至苏格拉底。古典时期的到来使得雅典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哲学在这个具有良好公民传统的民主社会中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

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是什么构成的、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而苏格拉底却不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哲学应该致力于寻求普遍，应该摆脱感觉的干扰运用理性和智慧来获得真理的观照。“苏格拉底试图从自然哲学及其对物质的关注上升到真正的哲学，即探究万物的目的或终极原因的哲学。这是巨大的一步，一旦这一步跨出之后，我们就从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跃入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代表了这个过渡”[4]。他认为哲学寻求的这种普遍是通过“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从而“抵达真实的存在”，而通过这一途径则可以得到“纯粹的知识”[5]。他实现了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在他的伦理哲学体系中，“真和善、知识和道德”是一致的，知识就是道德。对于雅典人而言，道德主要源于生活和常识，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他将道德变成一种具有普遍原则的知识，这种知识源于理性的思考，而正是因为理性的思考使得这一普遍原则得以实现。对于苏格拉底而言，这种普遍道德的权威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的权威则需要他来全新塑造。这一塑造过程要求苏格拉底必须将所有道德评判标准立于理性的基础之上并用之进行检验，但是这样的行为却触犯了雅典的传统。苏格拉底不仅希望用理性的道德来代替习惯的道德，他还试图用理性去发现和接近神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未站在神的对立面而是用人的理性去追求神所拥有的智慧。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却使雅典人感到了理性对希腊宗教的威胁，而这些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试图向雅典人说明灵魂的重要性，告诉雅典人灵魂才是理性的、道德的自我。为了证明理性的重要他不惜在审判中对抗法庭的意志并最终为理性献身。苏格拉底追求的理性精神的权威未能被当时的雅典所接纳，苏格拉底之死是民主与法律的合谋更是理性缺失的结果。

如果说苏格拉底绘制的是一幅框架，那么柏拉图则将这这幅框架绘制成了一张蓝图。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触动尤其之大，他憎恨非理性的民主和法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践苏格拉底寻求普遍的理想。苏格拉底提出的“美自身”和“正义自身”是理念论的最初形式（尽管多数人认为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研究才是理念论的源头，但是苏格拉底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思想，他将其深化为“美的理念”和“正义的理念”并最终构建了理念论这一体系。他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前者是变幻不定的、不真实的，而后者则是永恒的、真实的。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本来就客观存在于人类的灵魂中，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依靠的是回忆。柏拉图有一个形象的“马车之喻”。他认为人类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是马车夫、欲望是劣马、激情是温驯的马，通过理性的驾驭才可以达到“美”和“正义”的理念，从而发现灵魂中的永恒的真实的世界[6]。为了更好地让人“回忆”理念，柏拉图在阿加德米学园（Academy）的教学中尤其重视对理性的训练，他强调“反思”和“沉思”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培养人理性的能力从而使人实现对理念的认识。弗兰克·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柏拉图认为知识起源于理性而不是感性，他的理想就是要培养理性，灵魂不死的一面。”

柏拉图只是将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不仅做到了理性的至高无上还将理性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部分：非理性部分是“营养的灵魂”和“感觉的灵魂”；理性部分是理性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并通过理性来领导欲望，如果人失去理性任由欲望控制则降低为动物。他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论断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推上了巅峰。亚里士多德不再将理念和物质世界相分割开，他认为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现象世界是可靠的，我们通过对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以经验为基础加以理性的思考才可以上升至普遍科学。亚里士多德指出：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自身而言依存于他们的东西的科学[7]。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本源观点正是由科学上升至哲学，在这一体系中具体科学成为了通向哲学的途径，哲学以具体存在为基础，这也成就了希腊哲学的主题——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形而上学”。对现象世界价值的承认使得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哲学联系起来，科学开始变得有了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不单是直接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是与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普遍”、柏拉图宣扬的“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相关联起来。现象世界不再是柏拉图所说的变幻不定、不真实的世界，而是真实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通过对现象世界的研究可以达到理念的世界。至此，亚里士多德赋予现象世界的价值使得理性得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性蓝图的基礎上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科学建构。

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肯定了人灵魂的理性价值，理性成为普遍的论证原则；柏拉图在理念世界中将“理性”定义为灵魂的驾驭者，“理性”成为与灵魂一样不死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基础上将“理性”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所构建的科学理性和哲学理性将“理性”推至巅峰。哲学理性就是古希腊精神从关注自然关注物到转向人本身。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人，人是有理性的，人与世界是互通的，是互生互长的。这些进步无疑是伟大的。然而，无论是三者中的任何一个，他们的理性思想都只停留在个人层面。个人理性时代对理性的意义、内涵及存在价值的诠释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的理解，对理性思想的传播和使用也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什么是理性、理性价值如何、怎样对待理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使得理性的传播和接受效率变得十分低下，要提高这些缺陷则需要将理性从个人上升到组织，直到奥古斯丁理性才由个人意志上升到组织意志。

二、古罗马宗教理性：哲学理性对信仰的结合与服从

民主制度为理性提供了土壤却无法延续其自身的统治。公元前299年罗马开始入侵巴尔干半岛，公元前30年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的灭亡宣告了希腊的终结，理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罗马打破了希腊政治也打破了希腊的宗教，新的宗教想要在这片被理性光照土地上得到传播还需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在这里“理性”和信仰相结合了，“理性”找到了新的生存环境而信仰则找到了新的论证方法。美国当代哲学家J·K·费布尔曼认为，“斐洛是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为了这一目的他选择了希腊哲学中最伟大的柏拉图，他这一做法为后世的神学家们树立了典范。普罗提诺首先遵循斐洛，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接着是奥古斯丁，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8]。

斐洛是第一个尝试融合理性和信仰的人，被视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因为他的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因此他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真正的父亲”。作为一个坚定的犹太教徒，斐洛用寓意解经法来维护神创论的权威，他将柏拉图理念中永恒存在的理念解释为依赖于神而存在的理念，从而实现了理性和信仰的融通。他将《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的创造和天地的创造类比于柏拉图的可感世界及可知世界，从而实现了哲学和神学的交汇。在斐洛的理论中，逻各斯（logos）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但是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一种客观存在，斐洛的理论则将“逻各斯”视作上帝用于创造和管理宇宙的工具，它是介于人和上帝之间并依靠上帝的心智而存在。这一改变方式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成了更为神秘的主观唯心主义，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神学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尽管斐洛将柏拉图和《圣经》联系起来难免有少部分会有一些牵强附会，但是从《圣经》中找出与柏拉图哲学的相关点，再用寓言的方式去解释，从而使柏拉图哲学适应《圣经》而为神学辩护，这一方法无疑是成功的。斐洛通过对柏拉图理念和犹太教“至高神”的改造将哲学和宗教相互融通起来，从而使理性和信仰各取所需，“理性”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以保存，信仰则因为理性得以更好地教化众生。斐洛开创性地运用“理性”为宗教辩护，从斐洛开始无论是基督教哲学家还是犹太教哲学家，他们思考上帝的时候都遵循了斐洛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斐洛为理性和信仰的融合提供了榜样和楷模。

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强盛已经不复存在，帝国内部出现了全面衰退，加上东北欧部落的入侵使整个罗马帝国岌岌可危。时代的动荡使得个人更加渺小，希腊时代的理性思想已经无法再观照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哲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神秘主义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了。普罗提诺是这一流派的核心人物，他被誉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天才，是晚期希腊思想史唯一能达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水准的哲学家[9]。尽管他说：“这种学说不是新的，从古代起早就公开宣布过了，尽管没有明确地展开过，我们只希望成为古人的解释者，并用柏拉图自己的证据表明，他们和我们有相同的见解”[10]。但是不可否认，普罗提诺的确将柏拉图的哲学向基督教更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斐洛是尝试融合理性和信仰，那么普罗提诺就是将理性转化成了宗教可以接受的形式。普罗提诺宣称他哲学核心思想流溢说是源于柏拉图的，三个具有流溢功能的本体为太一、理智和灵魂，三者从高到低依次推进。“太一”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和思维，具有无上意志、原初性和不变性，是对柏拉图《巴门尼德》中“一”的深化；“理智”是“太一”的影子，具有“太一”的特性并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理智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是理智的流溢，拥有理性和独立性并可以跟肉体相结合，拥有“善”并可以永恒地轮回，这是对柏拉图灵魂理论的发展。在普罗提诺的体系中“太一”将知识投射给了“理智”，“理智”通过灵魂与人相结合，一切智慧都是源于“太一”，而理性的作用则是通过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去发现“太一”中的智慧。“太一”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它无处不在又无处所在，它无所不能又无所能，普罗提诺用这样的神秘主义来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之间的关系使得柏拉图的理论为神灵的存在留下了空间，这一做法客观上促进了柏拉图主义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流溢说的三大本体“太一、理智、灵魂”融合了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思想，三大本体暗合了基督教教父哲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学说。虽然普罗提诺并非基督徒，但是他对柏拉图主义的诠释为基督教教父哲学作好了智力方面的准备，无怪乎奥古斯丁说：“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说是最接近基督教的，他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些字词和见解就成了基督徒。”新柏拉图主义改变了柏拉图培养理性的理想，最高层面不再是理性和灵魂而是“太一”，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太一”的存在为上帝留出了位置，理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但是却出现了适应信仰的可能。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赦令，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罗马国教。在罗马境内同时还存在着传统希腊宗教、摩尼教、异教等多种宗教，基督教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想获得更多信徒就需要与希腊文化进一步融合，就在这时奥古斯丁出现了，他通过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填补了这一需求。

奥古斯丁出生在一个宗教信仰复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异教徒，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奥古斯丁曾多次改变信仰，直到最后皈依基督教。青年时期他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有过深入的了解，并担任过修辞、文学教师。公元387年奥古斯丁接受了安布罗斯的洗礼后正式加入基督教，他通过自己的学识开始了对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调和，早年丰富的经历和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在从事这一研究时得心应手。和斐洛和普拉提诺一样他选择了柏拉图作为改造对象，他遵循了斐洛和普拉提诺的方式，在调和过程中接受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过将其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将《蒂迈欧篇》和《圣经》的创世说和神创论归为一类；将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中的三大本体与三位一体归为一类。托马斯·阿奎那在评价奥古斯丁时说：“奥古斯丁浸透了柏拉图学派的各种学说，不管任何时候，奥古斯丁在他们的学说中，发现了任何与信仰一致的地方，他就采纳了它，发现了那些与信仰相反的，他就改正了它”[11]。斐洛将柏拉图的理念转化成为神的意志；普罗提诺将柏拉图对理性的崇拜改造成了对神秘超验事物“太一”的崇拜；奥古斯丁将二者结合起来，普罗提诺的“太一”在这里转化成了上帝。希腊哲学之前所追求的理性融入了上帝意志中，上帝成为了宇宙中普遍真理和知识的化身。对普遍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在奥古斯丁这里转化成了对上帝的追求，追求理性就是追求上帝，理性不再由个人来诠释而是由神来掌控，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的权威，个人理性转变为宗教理性。宗教理性就是将理性适时与信仰融通，用理性来解释宗教，同时宗教也保护了理性，二者在奥古斯丁那里相结合，追求理性就等同于追求上帝，理性开始服从于信仰，自此就意味着宗教理性的正式形成。

上帝成为了理性的化身使得理性开始拥有权威，也使得上帝为更多的人所信仰。虽然理性不再以单独的最高形式出现，而是成为了验证上帝权威的工具，但是理性精神却在希腊终结的危机中得以保留。

三、中世纪大学理性：宗教理解中质疑与自由精神的开启

公元476年～1453年，缺乏稳定政权的欧洲混乱无比，这一时期史称中世纪。动荡年代的人们倾向于向信仰神秘的宗教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经过奥古斯丁改造后的基督教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宗教理性成为了教化众生的工具。公元6世纪左右，修道院开始创办学校，到9世纪，大多数修道院都办起了学校，12世纪初期法国修道院学校有72所[12]。在大学崛起之前的岁月，僧侣们一度成为欧洲大地上的教育主宰[13]（P44）。基督教大大拓宽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区间，尽管教授的知识只是一些粗浅的宗教内容，但是得益于理性与信仰的结合，教士阶层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自觉保持自己理念的教育者。而正因如此，大学诞生的伊始普通教士和宗教改革家们成为了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的追求客观上促进了大学理性的诞生。

自从罗马文明凋零殆尽之后，教士们几乎成为唯一占有并需要知识的阶层[14]（P16）。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将教会与教育的亲密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定下来，自他开始教育改革成为了新教会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后来加洛林王朝规定，帝国内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都要建立自己的学校来培养年轻的教士。这一规定使得后来的智识革命得以在主教座堂学校中通过宗教渠道传播，这种理性思想最终成为了大学理性的启蒙。

公元11世纪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是充斥宗教恐怖与升学悲观色彩的蒙昧时代；而在此之后，则是充满希望和活力、宗教热情洋溢的启蒙时代[14]（P19）。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十字军东征带回来了阿拉伯的文化，同时也带回来了原初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神学家们为了论证神创论，将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进行了融合，然而这种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融合必然经受不起逻辑的推理。中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他涉足的大多数领域是柏拉图所不能企及的，他在逻辑学上的研究也再次为人们所关注，这些关注的回归使得理性和信仰的融合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在冲击了教父哲学的同时也为经院哲学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苏为经院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大翻译运动的蓬勃开展，希腊科学和哲学经典以及阿拉伯学者的注释被译成拉丁文，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的思想。面对博大精深的异教学术，基督教思想家感到需要重新结合理性与信仰、协调希腊学术与基督教义。11世纪中期经院哲学与奥古斯丁神学的交锋开始了。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中，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的权威；在经院哲学里，理性被赋予了对现有神学教条进行评判和修正的责任。这场交锋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唯名論”的确甫一现世便在教会的恐慌之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同样难以摆脱的是，其一开始便被判为异端的命运[14]（P31）。这一境况直到阿贝拉尔时代的到来才得以改变，他最终确立了“唯名论”最全面的表达形式，并且开始替代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阿贝拉尔穷尽其一生致力于扫除笼罩在三位一体论上的神秘主义，他主张将一切的事物都用理性来检验，他认为教会之所以能被接受不是因为理性服从信仰而是信仰应该符合理性。尽管他仍然两次被批判为异端，但毫无疑问，阿贝拉尔是当时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的时代，他在巴黎的教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巴黎大学的产生和兴起。在阿贝拉尔的影响下，全欧洲的学生走向巴黎去学习知识，这一过程持续了一百余年，他将巴黎变成了毋庸置疑的欧洲中心，他向世界贡献了一所原型大学——巴黎大学和一个伟大的教师工会，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他对理性的追求。至此，我们可以说，大学理性萌芽于巴黎大学。

随着大学的相继出现，教会开始关注到了大学的存在。经过了与经院哲学论战后的教会对自己理性的能力产生了质疑，教会希望通过大学来为自己培养人才，以保障自己的权威。教皇帮助大学摆脱了教会和世俗的地方政权的控制，并核准大学的自由与豁免，同时在某些方面将大学置于罗马教廷的直接司法管理[15]（P63）。13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获得了教皇的特许权，这就为大学争取到了最重要的两个权利——自由和豁免。自此以后，虽然教会试图对大学进行控制，但是其行为却再也无法取得成功。从阿拉伯带回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知识的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以本体论和宇宙论为终结。虽然这一学说与基督教教条大相径庭，教会却再也无法阻止这一学说进入大学了。海斯汀·拉斯达尔指出：在1235年前后，巴黎大学便解除了有关亚里士多德新学的禁令，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是唯一被禁止阅读的书籍[13]（P106）。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神学家中获得了承认，阿维森纳建立了一个介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过渡学说[15]（P74）。这一学说巧妙地避开了对理性服从信仰的指责，并将创世说和知识进行了理性的表述。托马斯·阿奎那学习了这一方式，他将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思想和教会的精神信仰相融合，并构建了一个能妥善安放宗教和科学的框架。他相信宗教应当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为了照耀上帝创造的世界。他的重新解释并定义了宗教理性，理性不再从属于信仰而是解释和定义信仰。时至今日，他的思想仍然有助于解决基督教信仰理性化的问题。随着大学对教学内容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大学理性思维的能力日渐增强，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在教会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扫除了理性领导大学的最后一丝障碍。在作为巴黎大学当时士人之一的托马斯·阿奎那占据主导的时代，理性的地位与信仰是平等的，这从他的别具一格的《神学大全》写作手法可窥一斑。当时的大学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很自然地置于理性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生存空间。可以说，此时大学理性在巴黎大学诞生了。大学理性唤起大学里的人们对于理性思考方式的关注，开始用理性来解释和证明信仰，将理性思维方式应用于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自此，沉淀了上千年的理性精神在与大学结合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首先是启迪了接踵而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然后是影响历史的科学革命，大学理性以其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在历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阿贝拉尔对“唯名论”的解释冲击了宗教理性并带来了巴黎大学的兴盛，奥古斯丁神学在与经院哲学论战中的落败为大学带来了自由和豁免权，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在大学中的兴盛帮助大学理性从宗教理性中分化出来。中世纪大学理性启蒙于经院哲学对传统宗教理性的质疑，成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对宗教理性的调整，重视自由的理性追求和学术研究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精神内核。大学理性从阿贝拉尔到托马斯·阿奎那经历了一个由被动产生到主动进化的过程，最终成为了中世纪闪耀的“光辉”。

结语

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说过：“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16]。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大学理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深入，随之而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现代大学的使命？我们应该如何发掘现代大学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调和大学的保守与超越？这一切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回到大学理性精神的起源去寻找答案。大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种变化却是有迹可循的——运用自由的、理性的思维去寻找和发现真理，否则就不是大学。从古希腊到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大学，虽然理性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其内核都没有走出追寻真理的范畴。大学理性虽然直接来源于宗教理性，但是其内核更加接近古希腊所追求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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