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关系及其对中世纪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

摘 要: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自始至终都会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中世纪起的西方音乐,从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产生到格里高利圣咏成为西方教会唯一的仪式音乐,从复调音乐的兴起到世俗音乐创作的繁荣,无不与世俗权威对基督教的影响相关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俗权威与基教教的关系影响了整个中世纪西方音乐文化。

关键词:音乐学;世俗权威;宗教权威;音乐史论;西方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nacular Authorities and Religious Authorites

and Its Influence upon Medieval Western Musical Art

YUE Jun

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所谓社会控制,就是控制者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约束、规范,从而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整体。社会控制的实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不外乎暴力控制和思想控制两条途径。”①通常世俗权威更多的是采用暴力手段行使政治、法律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而宗教控制则更多的依赖于思想和情感上的规范与约束。

社会发展中,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实施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二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互相制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因宗教形式及政体的差异,其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间的这种差异,也就构成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间种种关系的影响,纵观中世纪时的西方音乐文化,从公元4世纪基督教仪式圣咏的产生,到公元8世纪后格里高利圣咏成为西方教会唯一的仪式音乐,从12世纪起复调音乐的兴起,到公元14世纪后世俗音乐创作的繁荣,无不与世俗权威对基督教的影响相关连,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权威与基督教宗教权威的关系影响了整个西方音乐文化。

首先,最早的基督教音乐(教仪圣咏)是罗马帝国世俗权威与基督教宗教权威相结合的直接结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在“米兰敕令”之后为建立罗马帝国在文化上的一体化统治,逐步树立起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宗教权威,其结果是导致教堂兴起,教仪与教仪音乐随之产生。

在“米兰敕令”以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一直处于被迫害的境地,所有的传教活动均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公开的宗教仪式,自然也就不存在仪式音乐。早期的基督教尽管处于地下状态,但它众生平等的思想及“救赎永生的应许” ②吸引了罗马帝国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竟然在公元2世纪后,传遍地中海周围、罗马帝国全境,使罗马帝国逐渐带上了基督教色彩”③ ,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境内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直接影响到罗马帝国的统治。这迫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改变对基督教的态度,公元313年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内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全法权益并发还基督教财产,此后历代皇帝为抑制帝国境内多种宗教并立而导致国民思法混乱局面,愈来愈明显地全力支持基督教,并在公元380年确定基督教为国教,逐步树立起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权威,以便在思想上加强对帝国的统治。这种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结合的直接后果,是使基督教会的“势力日益扩大,主教和皈依者的人数急剧增加,教会的财富也大量积累,使之有需要有能力兴建大型教堂,作为容纳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礼拜仪式的场所。” ④不同形式的仪式也在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西部不同风格的仪式也具体化了——仪式音乐作为正宗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满足宗教功能的朴素需要而出现了。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最早出现的仪式音乐是公元四世纪末的安布罗斯圣咏,而此时正是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威与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开始结合之后。

其次,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之间关系的强化确立了格里高利圣咏在西方音乐中的统治地位。公元八世纪时基督教会与法兰克人王国统治者相互承认对方在世俗权威或宗教权威的绝对领导地位,为维护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权威,教皇与查理曼大帝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统一教会的礼拜仪式及仪式音乐,格里高利圣咏开始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的仪式音乐。

基督教自在罗马帝国境内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从4世纪起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由于各地区接受东方文化遗产的形式和途径略有不同,这种差别再与当地具体条件相结合,就逐渐形成了当地特有的礼拜仪式与仪式音乐。各地的教仪与仪式音乐中,影响较大的有高卢圣咏、摩沙拉比圣咏、罗马圣咏和安布罗斯圣咏(又称为米兰圣咏)。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公元590-604年在位)为实现教会仪式的统一,着手统一仪式圣咏,他以罗马圣咏为基础,并将各地教会的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收集、选择、整理,编成一本《唱经歌集》,并对调式及用法加以规定。后世把以罗马圣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种仪式圣咏称为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仅在有教皇权威影响的罗马地区推行。

教皇权威的微弱既不能规范基督教礼拜仪式,也不能统一仪式音乐,更重要的是不能有效的行使教皇的宗教权威,因此,罗马教皇需要借助世俗的权威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巩固其在基督教会的统治地位。而刚刚兴起的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为了增加其世俗权力的权威性,使被统治者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也需要得到宗教的支持,以便取得“君权神授”的神圣形式。公元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亲自赴法兰克王国为“矮子”丕平(714-768年)举行加冕,以确定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而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的合法性。作为回报,丕平要求教皇下令废除法兰克境内原有的高卢教仪式及圣咏,代之以罗马传统的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开始在罗马城以外的地区流行。丕平的长子查理曼继位后,经过连年的战争,查理曼控制了今日法国、比利时、瑞士和荷兰南部,还控制了德国的中部与西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北部。查理曼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于公元800年亲赴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教皇通过对查理曼的加冕而使自己的宗教权威因世俗权威的认可而加强,并使自己的权威随着世俗的力量辐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查理曼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中,需要有一个把帝国黏合在一起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无疑就是基督教。因此,查理曼自执政起就竭力采取基督教的文化政策,颁布法令废除高卢教仪及高卢圣咏,推行礼拜仪式罗马化,兴办教会学校培养唱诗班歌手传唱与罗马教仪匹配的格里高利圣咏,并督促圣咏音乐的修订,从而使格里高利圣咏巩固起来并传遍整个帝国。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格里高利圣咏是罗马教会和世俗王权互相利用的结果,它不过是政教联姻在音乐上的一个产物。” ⑤

再次,查理曼帝国灭亡后,西方的世俗权力处于散漫的真空状况,罗马教皇趁机收回神职人员的任用权并企图把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渗透到世俗权威中去,由此而引发了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长达三百余年的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斗争,“政教联姻”的解体消弱了教会对世俗权威的影响力,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与此同时民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与之相适应的世俗方言歌曲开始传唱于西方世界,复调音乐也通过对格里高利圣咏的拓展出现,并在世俗音乐的影响下得到发展。

查理曼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查理曼时代仅仅是凭借其个人影响力对帝国进行控制。查理曼时代对基督教会的推崇已使罗马教皇的影响力遍布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并根深蒂固。因此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在一时没有强有力统治者的地方,教会为保存和增进自己的权势,把罗马遗留下来的文化成就——依法治理社会的传统拿过来为己所用,并以罗马法为基础形成了教会法,把世俗的目标经由宗教条例予以合法化,以致来扩大宗教权威在世俗生活中的影响。自10世纪后期起,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原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土上先后出现了法、德、瑞典、丹麦等国家及一部分独立的城邦,但这些国王的权力还很有限,这些君主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往往借助于教皇颁布的教会法,要求民众服从他们的权威。君主们的权威在确立后,教会与教会法又成为他们行使世俗权力的障碍,——西罗马帝国时代与法兰克帝国时代,都是世俗的皇权凌驾于宗教权威之上的,各地的主教均由皇帝任命,皇权对教权有绝对的控制力。而此时,不但教皇拥有了神职人员的任用权,树立起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并通过教会法对世俗生活的种种行为加以影响,并对世俗权威的统治予以规范。教会宗教权威对世俗权威的影响与控制,引发了自11世纪至14世纪长达三百余年的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斗争 ⑥。

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斗争自然而然也反映到音乐文化领域并对西方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斗争的结果使许多虔诚的教徒开始醒悟到教皇过分醉心于他们的政治权力,从而对教会产生怀疑,教会内部的组织和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人性化倾向。教会音乐家受这些思想的影响而对格里高利圣咏予以拓展——在咏唱格里高利圣咏的时候把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曲调带到圣咏中去,于是就形成了最初的、以教会圣咏曲调为基本旋律加上上方两三个声部的不同旋律为形式的“立体的”多声部音乐——复调音乐的雏形。与此同时,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斗争唤醒了西欧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语言也突破教会把拉丁文作为教会唯一用语的禁锢而在上层社会成为流行用语,世俗方言歌曲也随之开始在西欧各国流行。此后世俗音乐与复调音乐相互影响,打破了格里高利圣咏对西方音乐的控制,丰富了西方世界的音乐文化。(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陈浩、曾琦云(编著)《宗教文化导论》,《宗教与社会控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② [荷兰]彼得•李伯庚(著),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③ 同上书,第81页。

④ 钱亦平、王丹丹《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⑤ 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⑥ 中世纪时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斗争,一说自1050年至1350年,一说自1050年至1377年教皇出逃至阿维尼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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