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缘起及其特征

摘要: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把教育学科作为最早设置的学科之一,主要原因是教育学科不仅有利于传教士推进基督教传播、满足教会学校对师资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教会大学毕业生就业。教育学科设置后迅速崛起,形成了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学科弥漫着宗教色彩;二是学科关注中国教育现实问题;三是学科率先导入并推行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缘起;特征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成立之初就纷纷设置教育学科。例如,华西大学于1910年建校,3月在成都开学时分设文、理、教育3科;沪江大学于1915年在上海建校时实行分科制,设教育、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4科;华南女子文理学院①于1917年创办,初设教育系,以后才逐渐扩展其他系科。那么教会大学缘何把教育学科作为最早设置的系科之一?教会大学教育学科设置后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什么特征?本文拟对此作一探析。

一、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缘起

教会大学成立的旨意在于传播基督教。著名传教士卜舫济曾在1892年给布道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训练的这些人之中有一部分将成为牧师,而更多的人将走出教会,并以我们教育他们的方式,在他们所从事的各行各业中扩大他们的影响。我们的学校不仅是我们教会的后备学校,而且是未来中国基督化的后备学校。”[1]因此,西方基督教差会在中国设置教会大学的目的十分明确。至于教会大学为什么把教育学科作为最早设置的系科之一,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育学科有利于传教士推进基督教传播

西方中世纪曾有“教士即教师”的传统,绝大多数知识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教会和高等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即使在宗教改革运动后,有的差会仍制定了教师培训工作的要求与计划。如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明文规定:从事教育是自己的特殊使命,要求会员不但是教士,还要做教师。为保证耶稣会士具有作为教师的良好素质,耶稣会已开始对会员进行有关教育学、教学法方面的培训。1565年,耶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要求各地建立对会员进行师范教育和训练的“教育学院”及类似机构。由此可见,一直以来教会对教育学科是十分重视的,将之作为训练教士的重要途径。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了有效传播基督教,发展基督徒,传教士开始把教育作为推进基督事业的最有效手段。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只有第一流的教会学校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师。我们目前没有其它培养教员的机构,何况培养教员作为传教士工作合理而重要的一部分,已自然地落到他们肩上。”[2]这是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的慷慨直言,但当时得到的响应十分有限。1890年第二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有人曾公开呼吁建立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如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N.J.Plumb)发言说:“聘任有才干的本地教员是学校工作的头等大事,专门培养基督教教师的学校更为重要。”所以他建议:“在中心地区开设一所设备良好的此类学校,大家互相得益。”[3]因此,传教士接受教育学科的培训有助于基督教传播已成为共识。在这次大会上,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这是第一个由在华传教士所组成的专门性团体,标志着在华传教士教育工作的专业化已达到新的水平。1893年,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三年会议”之后,由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der)、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薛来西(C.M.Lacy Sites)等人组成的中国教育会执行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迅速改变只派遣福音传教士的政策,希望多派一些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华。呼吁书指出:“在此之前,各差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政策,考虑到传教士的主要工作就是传播福音,一般只派遣得到任命的牧师。无论过去人们如何评说这一政策,至少对中国来说,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应该有新的政策。因此,我们恳请各差会在挑选和派遣工作人员时,在具备其他资格的同时应特别注意确保其受过特别的培训,能够在华从事教育事业。现在绝大多数在大学工作的传教士没有受过教育学的训练。”[4]1907年,为纪念入华传教100周年,新教传教士召开了“百年纪念大会”,会上再次呼吁差会派遣在师范院校学习过的传教士来华,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可见,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已普遍认识到派遣学过教育学科的传教士来华的重要性。

为了有效地传播福音,有些教会大学还设立了“传教士培训学校”,除对来华传教士进行中文方面的培训外,还对他们进行教育学科知识的培训,以便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如对派遣到华西工作的传教士,华西大学1921年春季学期的课程表中就列有健康教育学、教育学等课程。那些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传教士在工作中往往能如鱼得水。例如,燕大的刘廷芳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建议和帮助下赴美国学习,先后获得神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后成为基督教新思潮运动的倡导者。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教会大学鼓励教师们进行新方法的实验,燕京大学神学院进行的“宗教教育设计教学法”实验,在当时引起广泛的注意。教育学科知识使传教士具有了丰富的教育理论,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传教事业的目标,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

第二,教育学科能满足教会学校对师资的需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逐步走向专门化、正规化,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及大学的学校系统逐步形成。通常在每个布道所有一所小学,中心地区有一所中学。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的统计,1921年度初级小学有5637所,学生为151582名,高级小学有962所,学生为32899名。[5]至于中学,据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时的报告,国内共有基督教中学291所,学生15113人。[6]除了上述基督教新教教会学校而外,天主教教会也办有中小学。大量中小学教会学校的出现需要大批教师,许多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就是应这一需求而设置的。事实证明,教会大学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去教会中小学做教师。20世纪20年代各种教会学校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教会大学毕业生成为教师,并且多在教会学校工作。另外,从几个差会的报告可知,教会中小学师资是依靠教会大学供给的。当然,教育学科为中小学提供高质量师资的同时,教会中学也为教会大学提供了稳定的基督徒生源,两者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与此同时,教会大学教育学科还经常为教会中学师生提供各种指导,以提高教会中学的管理和教学水平。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对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以便对华中地区的教会中学进行指导。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组织的固定会议主要有每两年一次的华中地区教会中学教育会议,每两年一次的华中地区教会中学校长会议,每月一次的武汉教会中学校长会议等。此外还有一些非固定的会议,如武汉教会中学教职员退休会议等。这些会议具体讨论了教会中学的教务问题、行政民主化问题、分科教学法问题以及如何指导中学生面临的问题等。教育学科在教会大学和教会中学之间经常起着链接作用,密切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教育学科有利于教会大学毕业生就业

早在188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库思非(C.F.Kupfer)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要教会学校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教会工作人员是不正确的,因此为满足学生今后就业的多方面需要,学校应开设包括英语、科学及其他学科在内的多种课程”[7]。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在清末一直游离于中国官方的教育系统。为提高教会学校的社会地位,使毕业生顺利走上仕途,一些传教士曾争取官方承认,要求向政府注册,但1906年清政府学部给各省督抚的咨文中却说:“至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8]教会学校这种自成系统的状况迫使其必须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以维持教会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而当时除了满足教会学校的师资需求外,中国政府学校系统也需要大批教育学科教师。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大量新式学校出现,需要大批受过新式教育的教师。“尽管中国的教育家们公开地宣称社会尊重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在传授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旧中国的许多教育体系不能够转变到现代的教育体系中。”[9]因此,教育学科遂成为热门专业之一。在此背景下,教会大学开始设置教育系科,对学生进行教师专业化训练,为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波叠浪涌,许多人对教会大学提出了批评和指责,认为教会大学破坏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要求对它们进行取缔。由西方的教育家、神学家、中国的基督徒和传教士组成的调查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巴敦的领导下于1921年对中国教会事业进行调查。面对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巴敦调查团提出教会大学要想在中国办下去,必须进行改革,“为了使大学课程适应中国的国情,教会大学就必须更重视职业和专业课程。社会学、教育学、商业和商业管理都属于这些范围”[10]。巴敦调查团再次强调了教育学科职业和专业方面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学科。加之,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后,教会大学相继在政府部门进行了注册立案。从此,教会大学不再作为一种外国教育体制存在,而是作为中国私立大学的组成部分由国家统一管理,教会大学毕业生也享受了完全的国民权利。因此,教会大学教育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加广阔,教育学科课程不断增设,师资队伍逐渐扩大,不仅新的教育系科不断涌现,而且原有的教育系科规模也不断扩大,其中福建协和学院、华中大学和辅仁大学还成立了教育学院。

二、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特征

教会大学教育学科设置后在学科内部进行不断地调整:师资队伍从牧师兼职逐渐发展到专业教师,课程设置趋于实用化和本土化,教学方法强调多样化和科学化,人才培养注重博专结合等。[11]因此,教会大学教育学科迅速崛起。在发展过程中,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始终与高等师范、国立综合性大学、私立大学、独立教育学院和独立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科互生共长,并在竞争中逐渐凸显其特色。

1. 教育学科弥漫宗教色彩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在走向学术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宗教性始终渗透其中。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教育学科开设了有关宗教方面的课程,让学生接受系统的宗教知识,逐渐培养学生的宗教信仰,进而养成学生的灵性生命。沪江大学教育系教员韦雅谷(James B. Webster)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教会学校只传授现代科学知识,那它们的末日便指日可待,因为中国政府也会提倡现代科学知识而不考虑基督教特殊的价值观。”[12]为此,许多教育学科开设了与宗教有关的课程。例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17年开办了教育专业,后来根据政府的立案要求,把宗教教育专业并入教育专业,1930年又创办了教育系。据《教育部立案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一览》记载,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所开设的宗教相关科目有“宗教教学法”、“宗教教育之组织与管理”、“宗教教育之艺术”、“基督徒人生哲学”、“养成基督徒人格之教育”及“基督教之社会思想”,而且每一门宗教课程都有其预设之价值标准。[13]

其次,教育学术研究杂糅着宗教性。传教士们是一手持《圣经》,一手持西学创建了教会大学,但教会大学要想抵御来自中国人创办的大学的竞争,唯有提高其学术水平。因此,为了教育学科的发展,传教士们努力进行教育学术研究,但这种学术研究又时时呈现出宗教色彩。如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经常组织“教育学研讨班”,由教育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参与讨论一些重要的专业问题,注重研究基督教教育如何在当时中国发展,如何同中国环境相适应等。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研究时常与基督教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与普通大学教育学科的不同之处。

再次,宗教弥漫的校园氛围熏染着教育学科学生。教会大学自一成立就确定了培养传教士及教会领袖的宗旨和目的。狄考文早在1890年就指出:“学校里的宗教影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它,就有希望取得伟大成果;没有它,学校至少是废物。”[14]传教士教师们希望通过这种校园生活,培植学生的基督徒灵性,并影响其对基督信仰的渴求,在这个过程中使基督徒的外在规范逐渐内化为学生心灵深处的自我认同,进而塑造其基督化的人格。教育学科师生浸润在这种宗教弥漫的精神氛围里,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和熏染。

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宗教性”并没有因它的“世俗化”而完全消亡,面对“世俗化”运动带来的挑战,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宗教教育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中国社会“世俗化”的需要。可以说,“宗教性”始终是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

2. 教育学科关注中国教育现实问题

教会大学教育学科重视中国教育的研究,尤其重视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

首先是关注中国乡村教育问题。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的乡村改革和农村建设吸引了社会各方面的注意。教会大学教育学科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地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如燕京大学教育系设置了乡村教育专业,除招收本科生外,还招研究生。该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涉及面较广,有“乡村教育”、“教育经费”、“教育社会学”、“定县的实验”、“农村经济学”、“农村合作社”、“农村运动比较”、“地方政府”、“农村问题讨论”等。开课的形式多样,“有单项设课,也有几个接近的专题联合开课,也有讨论班的形式。课程除由教育系主要承担外,有些课程则由法学院各系协助开设”[15]。除在本校学习外,还与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合作,设实验区于定县。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系又在学校附近设立了两个实验区。再如,福建协和大学成立了乡村服务系,并于1935年制定了《福建协和大学乡村服务方案》,具体内容包括:设立乡村服务俱乐部,乡村戏剧俱乐部,开展各种健康与环境打扫运动,举办各种科普讲座等,此项方案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资助。抗战期间,福建协和大学从福州迁到内陆农村地区的邵武后,教育学科积极参与乡村教育,帮助当地教会成立了教会小学,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十分完备。此外,金陵大学设有乡村教育系,金陵女子大学由教育系牵头在四川省仁寿县成立了乡村服务处等等。在乡村建设工作中,各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不论平时还是条件艰苦的战时,深入农村,深入中国的基层,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在广大农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乡村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关乡村教育的新专业纷纷成立,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对近代中国乡村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关注中国幼儿教育问题。幼儿教育是西方传教士关注的又一现实问题,但最初传教士关注幼儿教育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只是由于在传教过程中遭到种种排拒,便把重点移到孩子身上。有传教士认为:“欲造民主国国民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欲使街巷顽童、家中劣子成为安分之小国民,除幼稚园外,亦无他术能收效若是之速也。”[16]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也发文《论中国极需设立幼儿园》,批判中国不重视儿童教育。在近代中国,幼儿教育机构率先由基督教会创立,并得以发展,而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即为培养这些幼儿师资的主要机构之一。例如,沪江大学在1920开设了幼儿师范学校,由教育系副教授万尚洁(F. Catharine Bryan)负责该校。她曾在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获文科硕士学位,为办好此校,她亲自“制定了课程,召募了一批教师,并说服了弗吉尼亚的浸会捐钱为学校盖了一幢漂亮的楼,在10年里为这项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7]。再如,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创办了幼稚院和初级小学,根据儿童的个性及需求,发挥大学部和本校教师的优势,自行选编补充教材,在教学和管理上,由大学部教育系教授、研究中小学教育的专家徐恃峰进行指导,并把儿童玩具的研究,尤其是国产玩具的研究作为教育学科的主要特色之一。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弥补了中国自古以来不重视儿童教育的弊端。

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以中国本土实际为基点,关注乡村教育和幼儿教育等现实问题,楔入了中国教育的最薄弱环节,赢得了中国民众和政府的认同,从而使教育学科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加快了教育学科“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同时,近代教会大学教育学科通过对这些教育现实问题的关注,扩大了教育学科的实践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了国内其他大学教育学科的研究和实践。

3. 教育学科率先导入并推行西方先进教育理念

教会大学是西方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大学,教育学科教师大都来自欧美或接受过欧美的教育。因此,教会大学教育学科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文化和教育背景,较少受中国传统的束缚和阻碍,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往往率先被导入并应用。与此同时,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也充分注意到了将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尝试。

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认为“学校生活的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强调在学校里,儿童的生活应该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18]。这一观点在许多教会大学教育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分推行。如燕京大学第一任系主任高厚德认为:“学校教育只是人的一生所接受教育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农田教育、学徒教育及各种职业教育、生活教育等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创造美好的将来。”他甚至主张把“教育缩小到最低元素,只有学生和要学的内容(教材)就够了。二者是最基本的。不一定要有教师。教室、校舍也不一定要存在”[19]。再如华南女子大学校长卢爱德也吸收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等观点,从理论和建制上全面引入了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为教育学科建立实验学校,注重实践和服务,从而对教育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自教会大学教育系科设立伊始,便着手改革教学方法,提倡平等、对话式教学。如燕京大学教育系主任高厚德,“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死灌硬背,着重启发,在提示、分析、讨论中进行教学,并与学生共同研究学习,使学生学到的东西是实在的,学得透,理解深,在工作中能运用自如、融会贯通。他在当时就对‘先生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进行批驳”[20]。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师道尊严,燕大形成了“师生共同探讨研究问题的作风。教师既是学生的导师,又是他们的朋友。课上课下经常听到他们之间的亲切而又激烈的讨论,甚至争辩”[21]。教育系教师充分认识到这种对话有助于增进师生间、学生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不仅能充分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而且能使其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在率先导入并推行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也充分注意到了将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有些明智的传教士主张:“如果外国学校或一个外国人,不能像嫁接的枝条那样与活树的有机体融为一体,就会死去。我们现在必须想方设法把我们自己嫁接入中国这棵活树。”[22]为此,教会大学教育学科教师努力实践着东西文化的融合。例如,金陵女子大学教育学科的华群小姐到安徽合肥工作了5年后,熟悉处于内地城市的中国女子学校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当她教授教育学科课程时,不仅能在教学方法上给学生以满足,而且能结合中国女子学校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授课。因此,她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前来教育系听课。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阵地,其教育学科努力吸取中西文化的营养,并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力。

总之,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教育学科从缘起到发展,宗教性始终贯穿其中。但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教育学科在许多方面又开当时中国风气之先,极大地弥补了高等师范、国立综合性大学、私立大学、独立教育学科和独立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科的不足,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释:

①1930年立案前称“华南女子大学”,1930年在中国政府注册后改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本文统一称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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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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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amesB.Webster.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M].New York,E.P.Button&Co.,1933.131.

[13]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290.

[15][21]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8,40.

[16]中华续行委办公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1):213.

[17][美]海波士.沪江大学[M].王立城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74.

[18][美]简·杜威.杜威传[M].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编译者的话”第4页.

[19]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79.

[20]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M].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148.

[22][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改变中国[M].曹德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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