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观念

摘要：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古典政治理论中关于美德的论述，结合当时意大利城邦要求独立与自治的呼声，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基于基督教伦理但又有所不同的美德概念。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概念与政治相联系，涉及公民个体的美德和君主的美德。文艺复兴前期主要强调公民的美德，后期则强调君主的美德，原因在于当君主专制袭卷意大利的时候，公民人文主义者对现实感到绝望，他们相信美德也不能战胜命运女神。

关键词：文艺复兴;公民人文主义;美德;共和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8-0001-04

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认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是在哲学层面“重新发现了人”。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支重要流派公民人文主义则是从政治层面“重新发现了人”，公民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以美德为起点，阐述了一套与中世纪提倡的美德不同的美德概念，这种政治层面的美德概念不仅对意大利也对后来的欧洲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这也是斯金纳将研究公民人文主义的著作命名为“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原因。但是，无论是斯金纳还是中国学术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都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中国学术界对公民人文主义兴起的思想基础的研究尚处于空白。因此，本文力图深入探究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概念，以及这种美德观念所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

1 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概念

公民人文主义兴起于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反抗独裁者的斗争，期间佛罗伦萨人开始对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集中研究。汉斯·巴伦认为佛罗伦萨与米兰的战争使得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产生了一种具有政治精神和社会意识的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在探讨共和与自由的问题时几乎都涉及了关于美德的论述。

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观念不同于人的一般品德，它是与政治相联系的，是政治制度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共和政体下的公民文化，即共和理念在个体上的内化和群体对共和理念的共享和认同。[1]公民人文主义者所宣称的美德不仅包括古代道德学家所赞美的主要美德，如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的公道、智慧、节制和坚忍不拔，还包括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美德，即对上帝的赞同和对上帝的虔诚。

1.1 公民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

首先，公民人文主义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圣经》，以此来证明人文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人文主义者力图从《圣经》中找到每一条具体信条或论点的准确历史内涵。[2]235其次，人文主义者对比《圣经》的古希腊文本与希伯来文本，进行较准确的翻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开拓者是洛伦佐·瓦拉，他对圣保论述信仰和得救的内容进行讨论。圣保罗说“上帝和我的恩典”能使人获救，这句话通常被解释为上帝与“我”合作来使“我”获救。洛伦佐坚持认为这句话的原意是“上帝的恩宠会及于我”，因此，与上帝合作是无稽之谈，人们对自身的获救无能为力，一切都要归功于上帝。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义的重新解释，使人文主义者在论述美德时，严格按照《圣经》的原意解释，基督教的美德也蕴含在公民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美德概念当中。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与中世纪的美德概念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公民人文主义者依靠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人的著作的解读，使其更加接近于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首先接受了西塞罗的“美德”观念的假设：（1）人们事实上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2）正确的教育过程对于达到这个目标是必不可少的;（3）这种教育内容的中心必须是将修辞学与古代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公民人文主义者接受了西塞罗的预设，标志着他们与中世纪的美德观念分道扬镳。中世纪美德观念由奥古斯丁提出。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人不可能获得美德或者全面的杰出，因为人不可能通过自己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即便是统治者有道德的施政;这种成就也永远不能归功于他自己的力量，而只能归功于“上帝的恩典”，人的本质还是堕落的。但是随着公民人文主义者对西塞罗的发现，开始推翻中世纪的观点。公民人文主义者认为美德是一种创造性的社会力量，能够左右他自己的命运并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来改造它的社会。[2]155这就否定了基督教认为的“如果人证明他们能够达到伟大的境地，那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旨意”的观点，承认人们可以通过命运与美德之间的斗争来达到伟大的境地。

因此，在公民人文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基督教的美德与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概念并行，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很强的张力，原因首先在于二者所提倡的美德有很大不同，其次教会统治下的意大利四分五裂，也使公民人文主义者痛恨教会。

马基雅维利基谴责基督教道德是“他世道德”，不能适应现实政治生活的要求。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教教导人们要谦逊、恭顺，不要过多的关注世俗事务，但其他宗教如古代的宗教却教导人们要勇敢、有强健的体魄，他认为基督教的原则会使人变得懦弱，对人的性格的影响而言是奴性的，从这个方面讲，基督教还不如古代各种更具活力的宗教。马基雅维利指出基督教道德不足以应对动荡的政治局势，实现秩序优良的共和国。因此，他对古罗马的美德极为推崇，并认为这些美德源于家庭的纯洁、私人生活的独立和健全、行事方式的简约以及履行公职的忠诚和可靠。

1.2 美德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对美德主体的讨论经历了从公民到君主的过渡。文艺复兴前期，由于城市共和国受到了君主专制的威脅，为此公民人文主义者提出要通过教育使公民获得美德，通过提高公民的美德，使公民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城市公共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挽救城市共和国的独立自治。文艺复兴后期，由于君主统治在意大利绝大部分地区赢得最终胜利，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即支持传统共和主义价值观的人越来越少。这使得公民人文主义者开始忽视作为个人的公民形象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君主身上。公民人文主义者认为君主如果要承担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那君主必须具有真正的美德，尽可能的为自己赢得名誉、光荣和声望。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后期公民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经历了佛罗伦萨从共和制变为君主制的过程。因此，通过马基雅维利对美德与政治的讨论，我们可以窥见在君主制逐渐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公民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2.1政治领域的美德与非政治领域的美德

美德与政治的分离，是马基雅维利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他举了一个关于双重道德标准的极端例子，一重标准适用于统治者，另一重标准适用于个体公民。第一个标准是看君主是否能够保有和扩大权力，第二个标准是看君主的行为能否赋予社会群体以力量。由于统治者位于社会群体之外或者至少与社会群体保持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便高于该社会群体遵从的道德规范。如果君主按照道德行事，那他将一败涂地。这是因为其他人没有认识到君主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处境。进而马基雅维利论述倘若一位统治者想要维持他的国家，他必须摆脱基督教道德的要求，衷心赞同与他的处境所要求的大不相同的道德。马基雅维利学说的魅力在于他对日常道德规范的态度。他一系列直言不讳的主张，导致许多人以为他将道德清除出去，而给政治留下独立的空间，甚至是撇开道德而建立专有的政治原则。但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只是区分了政治上的美德与私人品质上的美德。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上的美德作为他讨论君主行为的伦理基础。

马基雅维利在否定了美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后，他开始“草拟一套有创见的规则”作为新君主的指导——《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认为虽然君主的美德本身可能是完美的，在政治生活中却没有他们的地位。这就使他断言：虽然统治者应该设法装出一副具备这些品质的样子，但在实际施政中应该彻底放弃这些品质。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反对人文主义的假设：真正具有美德的人绝不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因为他永远不应该有与美德不相称的行为。但是面对意大利当时政治衰败的现实，马基雅维利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保护国家的安全，保护国家的安全就不得不使用一些与一般意义上美德不相称的行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基雅维利在论述美德时会有一些让读者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地方。

1.2.2君主的美德与人民的美德

文艺复兴后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认为一位君主身上值得钦佩的品质可能与一位普通公民身上值得钦佩的品质不一样。这种对品质的区分，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更为突出。统治者的才略被看做是一种惊人的创造性力量，是维护其国家和克敌制胜的关键，比如庞达诺在其《论君主》一文中所强调的，人的优秀品质是如此“值得崇尚”，以致所有统治者都应在他们的一切公共行为中“奋力追寻它”。相反人民的主要优点在与忍耐和顺从。

后期公民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优秀品质的讨论借助于越来越神圣的个人道德规范。首先，他们宣称，只有表现出所有主要的基督教美德和古代伦理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列举的“基本”美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具有真正品质的人。比如帕特里奇在《王国与国王的教育》中充分重申了这一论点，他认为柏拉图给我们提供了答案的要點，“他指出有四种主要美德”：首先是精明或智慧，其次是节制，第三种美德是刚毅，最后正义是最伟大的美德。马基雅维利向人们表明：一切保证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就，维系自由的品质，都可以称之为美德，而能够实现这些美德并且维系公共生活的只有君主。他在《君主论》末尾直接与梅迪奇家族对话时，主要关切的仍然是向他们保证：唯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国，君主的地位“才能给一个人带来最大的荣誉”，从而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能为意大利带来“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他们也能为自己赢得政治生活中最丰厚的奖赏。

2 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产生的时代与思想基础

2.1 时代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的产生与当时意大利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在文化上，意大利文化生活奢侈腐败，人们的贪婪和对物质利益的看重，驱使公民的行动越过私欲的界限，扩张到公域以致公民美德缺失，对城市的生存产生了威胁。有些思想家已经看到了这种衰败和流行的道德坠落之间的关系。马基雅维利曾公开说：“我们意大利人较之其他国家的人更不信奉宗教，更腐败。”[3]255意大利人在个性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们已经突破了自然的道德和宗教的限制;因此公民人文主义者要求反对那些奢靡的生活。提出对荣誉感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关注。

在政治上，从外部环境来说，别国的侵略使得一些共和国的人文主义者为保护城市的自由和独立而阐发出一套政治思想;从内部环境来说，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等人目睹佛罗伦萨人轻视法律、仇视法官和官吏。内部与外部的作用使得佛罗伦萨成为公民人文主义最繁荣的城市。汉斯·巴伦认为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政治思想的发展实质上是与“争取城市自由的斗争”相呼应的，这些斗争是整个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人被迫与一系列好战的暴君进行的。

2.2 思想基础

13世纪流行的修辞学与经院哲学以及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都对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2.2.1修辞学与经院哲学

从13世纪开始，随着意大利商业的加速发展，造成了新兴阶级与贵族的严重对立，城市中的暴力活动频繁。但是新兴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越激烈，旧贵族的反抗也越激烈。频繁的斗争使得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面临生存的威胁。因此，这些城市若想生存下去似乎最好是接受一位首领的统一领导，以此来取代混乱的自由。同时在斗争中形成了珍视政治独立和自治共和的高度自觉性。当时在13世纪末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分析传统：修辞学和经院哲学，都开始思考如何维护城市共和国的独立自治。这两派的思想对后来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修辞学家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认为城市失去自由的原因之一是私人财富的增长。这种判断所根据的观念是追逐私人利益有损公共美德，因此应该鄙视发财致富的想法。

一些公民人文主义者支持修辞学家的观点，认为追求私人财富与公共美德不能统一，如马基雅维利。他认为公民美德的概念预设了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间存在的鸿沟。因为“公民美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而在现实中，人的欲求是多样性的，人们因为占有财富的不同而使人对利益的追求多元化。所以，公民美德会遭到诸多冲击与挑战。基于这种对现实清醒的认识，马基雅维利对公民美德持悲观态度，认为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物质利益的影响和人性固有的弱点，人们会丧失美德，不会去为公共利益奋斗，而是追逐个人的私利，从而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

经院哲学认为，内讧问题是威胁各城市共和国自由的主要危险。并且经院哲学理论家同意修辞学理论家的解决方案：一切宗派利益必须被抛弃，每一位市民个人的幸福必须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宗旨是确保共同利益作为目标并争取实现。如何实现城市的幸福与市民个人的幸福之间的统一。经院哲学理论家的回答是统治者应该拥有财富，因为拥有财富能够促进美德，拥有美德才能够跻身高贵。

一些公民人文主义者支持修辞学家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私人财富与公共道德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甚至认为对于一位积极的公民来说，拥有私人财富可能是从事正派高尚的公务活动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只要人们在追求私人财富的过程中具有公共道德，关注公共利益，那么财富的增长不仅无害，而且有利。因为公共道德也要求公民为公共事业、为公共福利之谋求而必须具备之品质， 他们坚信缺了这些公德， 政治生活势必衰朽，而人类的自由权利， 也将面临威胁。正如波考克所说：如果美德存在于公民为追逐公共利益而集聚的政治实体中，那么这一实体实际上就成为了美德的化身。

2.2.2 14世纪的公民人文主义

14世纪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首先阐发了西塞罗关于教育的正确目的的思想，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唯一的优秀品质”，一切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有真正的至上人格的人。西塞罗认为具有真正的优秀品质的人首先是明智的人，应该是能够将这个人的哲学与他的生活联系起来，充分发挥一个公民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做一个独善其身的贤人。

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就已经认为人们事实上有可能获得这种至善至美的品质——美德。这里人文主义者所指的人们应该是城市共和国的公民，并且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一个拥有“真正的品质”的人目标应该是多才多艺，同时精通政治统治艺术、学术研究以及战略战术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摒弃了奥古斯丁对于人的本质的描述：奥古斯丁认为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希望的事物，如果说统治者在贤明的统治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上帝而不是他自己的德性。14世纪公民人文主义的主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适用，但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公民人文主义者认为君主比公民更有条件拥有这些美德。

总之，修辞学派和经院哲学以及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对文艺复兴时期提供了思想基础。无论追求私人财富与公共美德的关系如何，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都提倡公共美德，如审慎、节制、勇气、正义等，公民人文主义者之所以把美德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他们坚信“美德可以战胜命运”。[4]同时，城市共和国的自由与和平除了有赖于制度设计外，还要看公民的德行，美德败坏之时就是政治衰亡之始。[5]他们认为：“为了保证自由的价值得到维护，首先需要促进的与其说是有效的组织与法律结构，不如说是全体公民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3]27214世纪的公民人文主义认为人有能力追求和实现美德，为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3 结语

从彼特拉克的《对两种命运的补救办法》出版以来，公民人文主义者趋向于接受彼特拉克的这样一种观点：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唯有人是有能力控制他自己的命运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凡是人的行动能力受限制的地方，起作用的决定因素是反复无常的命运的力量，而不是上帝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人的美德”，“即便招人反感的命运女神与我们作对”，仍然总是能够达到“荣耀的最顶端”并完成“最伟大和最崇高的事业”。[2]161正如加林所强调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最中心的主题是美德可以战胜命运，即美德有助于克服命运控制我们事务的力量。

然而，随着16世纪意大利政治环境的变化，公民人文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美德和理智不再能够抵挡命运打击的时代。正如圭恰迪尼所说：“命运在我们的一生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并对人世事务有着巨大的支配力量”。波焦在《论人类处境的悲惨》的论著中，悲叹“命运对人间事务的控制和威力”。整个时代被判定为一个美德未必得到承认，即使得到承认也不再加以贯彻的时代。

综上所述，公民人文主义所提倡的美德来源于经院哲学与修辞学以及14世纪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者，美德的概念从政治层面上，意味着公民要拥有美德——古典宗教中的勇敢、智慧以及基督教意义上的谦逊等品质。這些品质有利于维护共和国的自由与独立。但是由于文艺复兴后期君主制的浪潮席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虽然还抱有共和国的理想也都要给自己的理论预设一个君主，这时期主要强调君主的美德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安全，美德也不再能够战胜命运，公民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在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实现。

参考文献

[1]侯玉忠.马基雅维利的共和思想简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5-58.

[2]（英）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M].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

[3]（德）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M].马香雪，译.商务印书馆，1997.

[4]陈伟.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9-24.

[5]许波.马基雅维利共和思想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16）：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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