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与入教

摘 要：晚清科举废除后，士人进阶之路断绝，留学运动开始迅速发展。留学生大多经历了传统儒家的积极入世教育。蒋廷黻在外留学十一年，结合心理学知识解析蒋廷黻为留学而入教的功利性心理，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于晚清新政背景下留学运动的理解。

关键词：蒋廷黻；基督教；入教动机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106-02

一、传统教育与宗教观

蒋氏于189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受湖南地理位置，太平天国运动和数次教案的影响，湖南被传教士描述成所谓的“铁门之城”。基督教在传播之初，只求数量，吸纳了很多投机分子，导致百姓对其印象不佳。蒋出身士绅之家，一方面不图入教，以求庇护，另一方面传教士的列强后台使地方士绅的权威受到挑战。所以蒋氏家族对于基督教印象普遍不好。

蒋氏成长于传统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教育没有给予蒋氏加入基督教的引导。蒋氏祖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蒋氏言及这是给他印象最深的长辈。在蒋氏母亲去世后照顾蒋氏衣食将近两年，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蒋氏父亲和伯父都崇奉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并且一心想要蒋氏考取功名以光耀门楣。蒋氏继母是一个虔诚的迷信者，“我于一九二三年间就知道继母很迷信”。蒋氏家人中没有任何人有基督教背景，而且无论是祖母笃信的佛教，父亲和伯父崇奉的儒家思想还是继母的迷信思想都在近代基督教传教过程中制造了很大的阻碍。另外，蒋氏从小受到了传统的社会教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以后的若干年月中，我一直想着与那件事有关的许多事情，无疑的那是因为我同情那位姓贺的英雄（义和团运动中被官兵枭首）和他的部下的缘故”。至于学校教育，蒋氏从小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赵家私塾两年加上邓家私塾的两年，我已能背诵五经中的四种，只有易经还不会读。另外还要背一些其他诗文。我读过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而我要自己作文甚至作诗。”后来他每次借回台湾述职之机，都要悄悄去接济他在湖南乡下时的启蒙老师。可见这些启蒙老师对其影响之深，但这些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启蒙老师是不会交给他任何基督教的知识的。

二、教会学堂与宗教观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氏进入教会学堂接受西学教育。“二伯送我们进教会学校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要我们学英语、数学和一些其他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可以在未来的新中国谋生……他嘱咐我们努力读书，但对教士所讲的上帝和耶稣要留心。他对于教会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但他却使我们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蒋氏二伯对其期望以及蒋氏自身对宗教的认知，导致蒋氏在进入教会学堂前是严厉拒绝接受基督教宣传的。

蒋氏求学于教会学堂时期一心向学，对于宗教事务很不热心。他认为林格尔先生的圣经课“给我带来最大灾难。”对待圣经课，他选择“我从不发问，也从不请老师讲解”。他还述及“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果。”蒋氏从十岁入益智学堂，直到十五岁其对宗教仪式仍感反感，其在教会学堂期间的宗教观可见一斑。

三、最终入教

蒋氏在多年后回忆论及“林格尔夫妇对于传教实在是不遗余力的”，多年后蒋氏仍有此印象足见对此印象之深。林格尔夫妇曾多次采用各种方式鼓励蒋氏受洗，蒋氏参加湘潭长老会聚会有五年之久，期间多次被鼓励加入基督教。距离蒋氏加入基督教前的最后一次被鼓励是在1911年夏季。“虽然我在夏季到来前早已痊愈，她（林格尔夫人）仍要给二伯写信，告诉他我应该陪她到长江中游的牯岭去避暑，借以修养”实则“牯岭是教士们在长江沿岸的避暑胜地，那里有很多教会活动”。到了牯岭后“林格尔夫人安排我和丁牧师单独会晤”。但蒋始终都拒绝受洗，最终以“是年夏季，我另林格尔夫人很失望”收场。

但就在该年秋季，蒋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蒋氏自己述及入教动机是“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此时距离蒋上一次拒绝林格尔夫妇受洗仅仅一月左右，教士们五年来热心公益事业的状况没能打动蒋，仅仅一月有余却会如此深深打动。况且蒋并未提及这一月之中，教士们曾做出很大的公益事业。

四、赴美期间于教会学校求学时的宗教观

蒋氏依靠林格尔夫人的保荐进入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派克学堂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长老教会学校，主要以培养从事传教或与教会相关工作的神职人员为职志。对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该校推行的工读制度颇具吸引力。派克学堂期间，蒋氏每天都必须做祈祷，但他把参与这项活动的原因解释为“因为别人都不抱怨，我也只好跟着祈祷。”可见蒋氏参与祈祷活动的不情愿。

三年后蒋氏转入俄亥俄欧柏林学院。欧柏林学堂特别重视对于学生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引导。在欧柏林学院期间，蒋氏对于欧柏林学院的教会活动的看法是：“我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第一，我认为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第二，我认为中国道德精神价值高于西方。”可以看出蒋氏认为这些教会活动无益于自己的救中国计划，对于教义也不甚认同。蒋氏在忆及在欧柏林大学的学生生活时谈道：“我对纽曼作品虽不尽理解，但我想纽曼神异的动机，的确是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安慰，我可能不太重视最后的安慰，因为我不喜欢隔绝的、一元化的世界。”明确显露了其对于宗教生活的态度。

综上所述，蒋没有任何入教的便利条件和恰当理由，且由于传统教育的引导，对于基督教早已产生了相对负面的刻板印象，虽然刻板印象会随着环境而产生变化，但从蒋氏赴美后在教会学校对于教会活动的理解和参与程度来看，蒋氏对于基督教的认知始终没有较大改变，故而蒋氏在入教前始终没有改变对于基督教的刻板印象。

陈之迈先生在其著作《蒋廷黻的生平和志事》曾言及，“他（蒋廷黻）从十一岁进益智学堂起到二十三岁大学毕业所进的都是基督教会学校，但他是否信仰基督教则不得而知，我和他谈话不知何故，从未涉及他的宗教信仰，也不会听说他到教堂做过礼拜”。一方面刻板印象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不会听说他到教堂做过礼拜”，可见其入教并非出于真实信仰。

五、入教动机分析

第一，蒋从小将读书作为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因为读书学习，蒋氏获得了很多成就感。长此以往，使蒋认定走读书一途。十二岁左右蒋曾经遭遇过骑白马的留学亲戚。“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他的外表另乡人侧目，羡慕不止，他……刚从日本人留学回来。那时我常自问：‘东洋’之外是否还有‘西洋’？后来我获悉真有一个‘西洋’，距我们很远很远。当时我就发誓：如果在‘东洋’念书就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念书”。按照时间推算，蒋在坚定此信念时处于树立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无疑这位遭遇骑白马的亲戚，为其树立了一个读书的榜样。为蒋找到了将来的目标和方向——留学。从小对于读书的认同，使得蒋坚定地走读书一途，偶然的留学榜样的出现，使蒋有了出国留学的信念。

第二，启蒙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形势激变的情况下，一定意义上强化了蒋的留学动机。蒋氏入读的明德小学有革命背景，“后来，我获悉这所学校和国父孙逸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有关系。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明德因其革命背景，经常会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宣传革命思想，“晚间下课后，我们排队到礼堂听代校长训话。训话的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蒋氏置身明德虽然不足一年，但明德却留给他很深的印象，“长沙和明德使我进入一个新世界。革命令人感到困惑、浪漫、兴奋。我没有听人谈论过国父的具体革命计划，我只对未来的理想世界有个基本的想法。只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此为蒋多年后的回忆之语，其真实性也无从得知，但蒋氏如此深刻的记忆，使我们不难得知在明德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那一时期，留学救国是爱国的实际行动。

第三，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动，林格尔夫人产生对于时局的误判，打算回国，这为蒋留学信念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得知林格尔夫人打算回国的消息后，蒋当时的反应是，“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不论蒋此处所言是否是其当时心中真实想法，但可以看出，由于此次时机，蒋已经拥有了空前强大的留学信念。

骑白马亲戚的感召使蒋氏拥有了强烈的留学渴望。长期在外求学，拥有较强独立生活能力，使蒋对于留学顾虑甚少，进一步强化了蒋的留学动机。林格尔夫人适时提供了留学机会，使蒋的留学动机变得空前强大。

人格理论家经常谈到这个例子：一个孩子得到是外在的爱（这种爱是对预期行为的报偿）而不是内在的爱（没有附带条件的爱），在人格理论家看来，这个孩子将会发展出一种低度自尊和富有竞争性的人格。蒋曾述及“我的进步情形激起了全家人，特别是二伯的雄心。”毫无疑问蒋属于那种孩子，这种低度自尊和富有竞争性的人格，在如此强烈的留学动机的驱使下，很自然会生发出功利化的动机。蒋之留学动机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由此观之，当时留学风气可见一斑。留学生大多经历了传统儒家的积极入世教育，但1905年科举废除，不得不另寻他路。留学归来的海归在国门渐开的时代受到了无尽的追捧，这为那些迷茫者找到了方向。革命思想在晚清也在不断传播，不论是否同意革命，这些年轻人看到了国人在努力探寻救国之路，社会责任感得到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轻人或像蒋廷黻一样不顾一切地自费留学，或通过恰逢其时的庚子赔款留学。最终于1905至1911年间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留学潮的序幕。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2]郭本禹等.潜意识的意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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