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水背后的忏悔与超越

摘 要：石评梅既是较早表现出极大反传统勇气的女作家，又深受传统文化的禁锢，在她身上体现了封建文化与五四新文化双重矛盾，这使得她在思想与行动中往往难以抉择。在石评梅的作品中，读者可以分明感受到传统道德观念对她的影响，而这种观念又直接制约着女作家的爱情、人生选择。本文通过石评梅短暂而又委曲的生平并通过她与高君宇生不能相依共处，只能死后“并葬荒丘”的凄美爱情，结合其相关作品，分析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对其创作产生的深层心理的影响，以达到对其人格精神进行解读的目的。

关键词：基督教；忏悔；佛教；苦难；超越

作者简介：欧阳莹，1989年生，女，汉族，江西九江人，现为安庆师范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美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4-0-02

一、民国一朵奇葩，“高石之恋”千古绝唱

石评梅，乳名沁珠，学名汝壁，因酷爱梅花高洁坚贞的品格，故自号“评梅”，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有着“以生花之笔，写哀时之痛”的美誉。先后在《语丝》、《晨报副刊》，以及与陆晶清共同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作品尤以散文研究价值最高，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

高君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人之一。二人最初相识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那次会上高君宇作了一次关于“五四运动”的精彩演说，他那有如钟鼓般响亮、激昂的演讲，给人一种灵魂的震撼，激起内心深处奋起报国的力量。这在石评梅的心坎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初次相见就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高君宇在得知评梅就是自己早年恩师石铭的掌上明珠之后也感到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简短的邂逅，似是无心插柳，却不知二人间爱情的种子已经悄然播下。然而，终日忙于为革命事务奔走，使得他再也没见过评梅。命运之神的捉弄，使得二人错过了进一步交往的良机以致最终铸成遗恨。

也就是在这一二年，评梅那一颗清纯的少女之心遭受到吴天放这个有妇之夫霜雪般的欺凌与打击。经过初恋的重创，心气孤傲的评梅冷了心、断了情，把自己心中那扇名为爱情的大门彻底关闭，并“残忍”地决定自此独身，不再论及爱情、婚嫁，悲哀是她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征，对人生的失望，对生活的彷徨，对爱情的冷心断情，也造就了她词彩悲烈的个性。

正在她最消沉的时候，君宇的身影又再度出现在评梅视野里，只是这时的二人早已不是旧时模样，评梅的心中已是万重山。1923年10月，高君宇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采来一枚红叶，题诗向评梅寄去了自己一颗火热的爱慕之心：“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虽然她内心矛盾不已，可考虑再三之后，最终还是以“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拒绝了君宇的一片心意。评梅的拒绝，让君宇那颗满怀希望的心一下子置于冰天雪地之中，他决心用理智抑制奔涌的情感，将“一切心与力”专注于他“所企望之事业”。一朵含苞待放的真情花蕾，就这样被评梅自己亲手给碾碎了。

长期的四处奔波加上爱情不能如愿的郁疾，最终把这个正值壮年的青年给击垮了。君宇的离开，仿佛一下把评梅的情感和希望都带走了，为了宣泄内心的伤痛与悔恨，惟有把自己对君宇的爱诉诸笔端，《象牙戒指》、《墓畔哀歌》都是她内心真诚的忏悔之作。1928年9月，一代才女石评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这一对苦命鸳鸯，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短暂的生命，令人唏嘘不已。庐隐在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在她的枕下发现本日记，日记里夹着君宇的遗像和那枚被退回的红叶。日记扉页上写着两行字：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一个有着万丈豪情，立志匡扶天下，却爱得那么细腻、那么真诚；一个有着满腹才华，本想挥毫青春，却爱得那么惨烈、那么挣扎；一个生得如此洒脱，去得那么缠绵，至死都渴盼着爱人的到来；一个生得如此缠绵，去得时候却那么洒脱，抛却一切只为与爱人重聚。千苦缠绵的动人爱情，就此长埋陶然亭下。这样一个多情、充满灵气的女孩儿，却在青春的路上被无情的现实折断了爱情的翅膀，一段不伦之恋，一段旷世绝恋，带给这位柔弱的女子太多太多不堪重负的忧愁与叹恨。

二、忏悔——基督教文化对其影响：我忏悔、我有罪

忏悔意识最早源于基督教“原罪论”，在现代文学中则是作为一种人格美而被普遍认同，就其意识来源来说，五四时期的忏悔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学精神。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与救赎，都是基于人对自身所感到的屈辱，人无限地贬低自己，发现自己的无能与渺小，而后心里产生对上帝的服从，祈祷上帝的原谅与恩赐。仔细体察石评梅的大多作品，常常出现上帝、耶稣、圣母、天国、炼狱、忏悔、祈祷、十字架、伊甸园、羔羊等基督教词语典故，说明基督教文化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开始，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西方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等先进思想、文化理论带回国内传播开来。因此，在五四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化熏陶之下的石评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对“情感麻木”的中国人精神方面产生的巨大强心作用。五四落潮后，同大多数青年觉醒者一样，石评梅亦感染着苦闷彷徨的“时代病”，在反叛传统与改变自身的矛盾中挣扎而不得救的她，开始从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我以前也是一个轻蔑基督教的一个叛徒，然而现在我虽未正式受洗作上帝的门徒，不过我心里除了母亲外，已有了上帝的位置”。她开始皈依基督教是为了由此出发“去发现自己”，找寻存在的价值，用上帝的意志去开辟道路，从而获得理性生命的再生。然而，内心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使得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从内心深处虔诚基督的教徒，基督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心灵安慰的工具。

与有妇之夫的初恋是石评梅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体现在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她深感“宇宙是一大骗局”，“世界原来是罪恶之薮”（《寄海滨故人》），她以“独身主义”作为保护自己的外衣，拒绝了高君宇的爱，以至于等到爱人去世之后才追悔莫及。对自己初恋所托非人的悔恨，对君宇的内疚之情，使得她总是在忏悔与哀艳之中行文。在《惠娟的一封信》中她嘶喊道：“天啊！让我隐没于山林吧！让我独居于海滨吧！我不能再游于这扰攘的人寰了”，“我可以释去此生的罪戾，很清洁光明的去见上帝”。在她的创作中，忏悔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灵魂的拷问与自我更新的渴望，在《墓畔哀歌》中，“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这是君宇死后评梅的血泪凝结之作，此时的评梅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懦弱与胆小，多么想再见君宇一面，可是就连梦中都不曾触摸到他的影子，她折服于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希望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平静。

三、超越——佛教生本不乐、超越意识对苦难的解脱

佛家有云：“尘归尘，土归土，及尽繁华，不过一掬细沙”。原始佛教有“三法印”之说，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生本不乐”思想就是“一切皆苦”的另一种说法，在佛教看来，人间世界是茫茫苦海，世间一切生命毫无安乐可言，只有茫茫苦痛。其全部的教义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苦”字。这教会人们参破生死，寻求对世间苦难的解脱之道。生命既然从虚无中来，那么就让它回归于虚无中去。

“度化”可意译为“度彼岸”，具体表现为大慈大悲、忍辱精进、自度度人的奉献精神。佛教“度化”的最终目标是解脱，即把人从轮回的苦难中解脱救赎出来，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一是不断提升人的精神，达到与佛的境界相契合统一；二是从佛的理想中回归到现实中来，解脱现世之人的苦难。前者提倡人的精神自救，挣脱浑浊尘世的羁绊，后者主张把现世变成乐土，使人在苦难现实之中得到救赎。既然无法做到忘情绝爱，那就只有奋起抗争，以己之力去改变这个浑浊不堪的世界。

在经历过愧疚沉迷的一年之后，石评梅终于接受了爱人已去的现实，将满腔悔恨化为实际行动，继续君宇未完的事业，此时的她，爱情和事业终于实现了统一。在《婧君》中，她认同君宇的爱情主张：“我们为了爱情而生，为了生命求美满而生，我们自然不是为了迎合旧社会旧制度而生。”这是一种自我内心式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她终于完成了生命和情感的双重超越，她真正从内心了解并接受爱人的革命理想，并以战斗的姿态投身于血雨腥风之中。这在《寄海滨故人》中表现地尤为突出：“我愿你掩着泪痕望着这一段生命火焰，由残余而化为灰烬，再从凭吊悼亡这灰烬的哀思中，埋伏另一火种，爆发你将来的火焰”。此时的评梅，在情感上更加隐忍、坚定，她不再把自己园囿在个人狭小的天地中，而是从革命事业中寻找新的出路，其散文的不朽价值也就得到了升华。

石评梅创作由“哀艳”转为“苦斗”的这种转变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重视的，综观石评梅的情感历程，面对苦难，她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在“苦斗”，在探索、寻求真实的人生，经历了一个由悔及悟的蜕变过程。而在这成长过程中，从参透“生本不乐”到自我“度化”，佛教文化对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成为了她重拾希望，正视苦难的武器。

总之，在这位传奇女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苦苦挣扎却又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形象，她对苦难从卑微接受到全然傲视的过程，就是其人格精神不断自我升华的过程。基督教忏悔意识对其心灵的拷问、鞭策，佛教“生本不乐”、在认同苦难的基础上得到“度化”的精神都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石评梅的人生选择与文学创作，帮助她以己之力去对抗黑暗的现实。这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去细细品味、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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