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洋兄弟”

午后的新闻

在1852年（清文宗咸丰二年）的秋天，最大的新闻，当然莫过于太平军已从广西攻入湖南并开始围攻长沙的消息了。

九月的广州城，午后的天气依然是闷闷的。南关东石角教堂的传教士罗孝全从光溜溜的凉席上坐起来。他拉开蚊帐，慢慢穿过连接着卧室与教堂的狭窄的回廊，看看有没有人来做祈祷。教堂里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浓烈的尿臊味。他感到纳闷，这所教堂建起来已经六年了，发展的教民也就那么二三十人，但这种气味似乎就从来没有消失过。难道这是上帝的哪一种启示么？他吁了一口气，草草地做了午祷，默颂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节：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掉到海中……”

他感到身上恢复了力量。穿过回廊，慢慢地踱回到狭小的卧室，他决定读一会儿刚从怡和洋行讨来的报纸，以度过客居中国广州第六个平淡无奇的秋天的这个枯燥而单调的下午。一摞旧报纸里，有香港出版的《德臣报》、《孖剌报》，有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也夹杂着几份在本地刊行的《中国丛报》，等等。有关中国的消息五花八门：美商在上海开设造船厂；俄国人在库页岛登陆；英使节文翰再次宣布英人决不进入广州城；清廷任命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已到达湖南；被称作“捻军”的反叛者在安徽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另一伙造反者“太平军”则已攻陷全州，首领冯云山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中炮身亡……

罗孝全昏昏欲睡，这些消息让他感到有点儿憋闷。太平军，太平天国，这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的名词似乎一年前就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了，最近，它们越来越频繁地挂在人们嘴上。这些造反者要干什么？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哪里？“无论你叫他们什么——匪徒，或逆贼，或爱国者，或基督徒——直到现在，他们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9月17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在谈到太平军起义时还说：“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他迷迷糊糊地想着，手一松懈，正在读的这份《北华捷报》差点儿滑到地上。洪秀全。在他伸手抓住报纸的一瞬间，这个名字一下跳进了他的眼里，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在这个平常的下午，籍籍无名、孤独无助的传教士罗孝全的命运，将因为偶尔读到的一张旧报纸发生某些变化。他的名字和使他感到惊奇的那个名字，将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推动下被必然地安排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一出充满了喜剧色彩的悲剧。

南关天字码头礼拜堂

广州城外南关天字码头一带原是一片僻静之地，通商之后，这里忽然成了一个人流熙攘、尘土飞扬的热闹去处。樯帆林立的码头上华洋杂处，“番语”盈耳，金发碧眼的外国水手与商人随处可见，也有兜售洋烟、水果的中国小贩混迹其中，嘶声吆喝，让人分不清这里究竟是泰西还是中土了。在这其中，位于天字码头东石角的罗孝全礼拜堂是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

礼拜堂名为“粤东施蘸圣会”，建在外国商馆区以外约一里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貌，有高高的尖塔，环形的浮壁，还有一座粗重、结实的十字架。礼拜堂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建起来的，短短七八年工夫，岭南的季候风和绵绵梅雨就把它摧残得不成样子了；墙壁上苔藓重重，污迹淋漓，仿佛一个装扮奇特而又褴褛的过路人，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发呆。偶尔，会有一群鸡来这里游荡，单身的猪或狗也喜欢在空旷的场地上撒着欢儿追逐一阵，直到有人来干涉它们。倘若来人恰好是识得几个字的，在大门上，不知用墨笔描了多少遍的礼拜堂章程，是足够他消遣一阵儿的。章程曰《粤东蘸圣会例式》，如下：

一、吾等得天父恩典设立圣会所称粤东施蘸圣会在省城天字码头设立之也

二、凡信耶稣者领蘸礼得入圣会也

三、上帝独一真神耶稣独一救主凡拜别物者必见定罪

四、圣书由神天来道理有真无假

五、圣神洗人心令人晓真理

六、顺真理者享永福逆真理者获永祸

七、食鸦片者当出圣会

八、讲假话者当出圣会

九、凡赌钱者当出圣会

十、耶稣门生当相爱如兄弟

十一、耶稣门生当日日读圣书求圣天

十二、凡礼拜日有做生意做工夫者当出圣会

十三、耶稣门生当专心相辅传福音

十四、吾等信此道理有真无假依赖耶稣之功应许受此规矩者宜签名也

如同门上严谨刻板的礼拜堂“例式”，年逾五十的长老罗孝全也是一个无甚趣味的人。他不修边幅，性格孤僻，瘦狭然而肌肉结实的面孔上，平静，难得有明显的表情，而且一年四季总是灰扑扑的，仿佛凝结着尘世间所有的愁苦。但一对褐色的眼珠却十分地深邃、清澈、坚定，透露出他的心机。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那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上帝的人——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标准形象。

罗孝全1802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森纳，他的父亲早逝，母、兄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故而他本人在弱冠之年就受洗礼，被送到南卡罗莱纳州一所神学院学习，二十六岁时即被委任为当地浸礼会真神堂牧师。此时，正值基督教新教跃跃欲试东去“拓荒”的年代，受著名传教士郭士立的影响，1837年，罗孝全搭乘一艘货船到达澳门，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即使像罗孝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传教士，他的传教活动也是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亦步亦趋的。他开始独立传教后，活动范围只限于澳门，主要是向当地患有麻风病的居民施药并宣讲基督教教义。至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占领香港，他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来港建造教堂，在一个叫赤柱的小渔村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将军顾盛率团来华订约，清廷允许美国人在通商五口自行建立教堂，他才有机会来到广州，在南关天字码头一带租地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吸引当地百姓来听他传经布道。

传教并非一帆风顺的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外订约引起了国人进一步的仇外情绪。在民间，人们对传教士多采取不接近和抵制的态度，因此，许多必要的工作都要委派中国人来完成。有一名叫许有章的基督徒曾写信给罗孝全，历数受洗几年来在各处“派书传道”的经历，说：“毁谤恶言，难以入听”，“怒骂者固有之，掷石者亦有之，东奔西逐，历尽艰辛。”传教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1847年4月，英国兵船突入虎门，钉塞炮台，钦差大臣耆英被迫同意两年后允许外国人入广州城。骚动在广东各地此起彼伏，罗孝全的礼拜堂也不能幸免。这年5月和8月，东石角礼堂先后两次遭到当地百姓袭击，始而殿堂物件被毁，继而桌椅器皿被取，以至日常的祈祷也难以举行。罗孝全不得不紧急申请保护，才避免了礼拜堂被毁于一旦。

挫折和磨难并没有使罗孝全灰心，他唯一的变化是对上帝的事业热情更高了。有一次他出门游行布道之前，一名助手得了急病，正在垂死之中。他说：“让死者去埋葬自己吧，但我必须去传播福音。”说罢，头也不回地上路了。

不过，除此而外，罗孝全在中国不长也不短的传教生涯里并没有多少可以称奇之处。

罗孝全和洪秀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东石角礼拜堂来了两位风尘仆仆的远客，一位名叫洪秀全，另一位是他的族弟洪仁玕。他们是受在礼拜堂服务的中国教徒周道行函请，从家乡赶来向罗孝全问道的。罗孝全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在中国人仇外情绪日盛、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之际，遇到这样虔诚而信心坚定的问道者，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他喜出望外的事。他对洪秀全很有好感，多年后，还记得这个乡村塾师的相貌——“他外表很普通，约高五英尺四英寸或五英寸，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当时，在给一个传教士朋友威廉·伯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这两人的到来，“对我的工作是意想不到的额外的鼓励”，“我感到，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如果这样，不用很久他们就会加入我们的教会。”

依照惯例，陌生的问道者来礼拜堂学习，要写一份自述材料，详细交代本人的家世、出生地、所受教育、信念和来此问道的原因。罗孝全对洪秀全呈上的材料十分满意，而且认为此人“所陈述的经验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中国人经验中最满意的”。洪秀全在自述材料中叙说了自己于1836年春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考时，得到中国传教士梁阿发散布的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开始信仰上帝的经过；第三次应试落第后大病中所见的“异象”——他在“梦醒”状态中升到天堂，认知了自己是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上帝命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为人间之“太平天子”；最后，他还介绍了自己与乡友冯云山一道除去村塾孔丘牌位，几年来在各地传播拜上帝教的情况。

罗孝全极感兴趣的是洪秀全在病中所见的“异象”，他觉得这简直同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见到的异象差不多。哥尼流以虔诚并敬畏上帝而著称，在《新约》使徒行传中，有一次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位天使向他有所指示，使他寻到圣徒彼得来家中传道。罗孝全将此两人并加称颂，说明他对所谓“异象”笃信之深。他甚至感慨道：“如果是在使徒时代，我就会用圣经语言坦白地说，他（洪秀全）见到了天使的景象，天使们向他指示一些事物，教他一些他以前不知道的事物，其中有些他似已部分领悟，另一些他承认还不知道其意义。但他所陈述的这些事物，都是出于圣经的。”由此可见，罗孝全对上帝的信奉已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境下，遇到洪秀全这种惊世骇俗的可塑之材，他岂能不感到欣慰么？

未久，洪仁玕有事告假返乡，洪秀全一人留了下来，在礼拜堂共住了两个多月。礼拜堂的日常活动无非是讲道和分发传道书，洪秀全作为一个初来者并无特别的表现。对于他这两个多月的活动，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中只有简略的记载：“与花旗番罗孝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细览。”也就是说，他的日常活动是学习和研究新、旧约圣经。罗孝全后来对此有进一步的补充，说洪秀全“参加了我们的圣经班，默记和吟颂经文，在班上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这位不同寻常的问道者又让罗孝全颇感失望。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夏天。洪秀全在礼拜堂学得“真道”，便向罗孝全申请受洗礼并加入“粤东施蘸圣会”工作。罗孝全对此十分支持，按照入会的程序，专门派了几个人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老家做了细致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肯定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洪秀全举行公开考核。考核内容不外是对新、旧约圣经的熟悉程度及其它基督教知识，结果同样令委员们感到满意。就在要同意吸收洪秀全入会的时刻，委员会主席罗孝全的一句问话，使事情急转直下了。

他说：“你是否明白，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

洪秀全犹豫了片刻，答道：“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生活。”

因为这一句答辩，洪秀全的洗礼被无定期地推迟了。

对这一变故，洪仁玕在江西南昌被俘后，有一段述辞。原来，洪秀全之所以在公开仪式上提出报酬问题，是中了罗孝全礼拜堂里两名中国执事的圈套——他们见洪秀全才能出众，如受洗受聘后成为罗孝全助手，必会挤掉自己的饭碗，故劝诱洪秀全“在受洗礼之前，亲对罗牧师要求应许其每月得津贴若干以维持其生活，如是始能于受洗礼之后留在广州继续学道。时秀全贫甚，遂以其言为合理可信，即旨罗处要求”，故而引起罗孝全不悦，终使洗礼受挫。

当不上传教士，洪秀全一时感到没有出路。他在广州学道数月，膳食费用皆由介绍人周道行供给。来日既生活无着，又不知何时再能受洗，如何是好呢？踌躇了几日，他与罗孝全伤感地告别，决定到广西紫荆山寻找冯云山，去那里继续传播拜上帝教。

洪秀全踏上了一条新路，他的行囊里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本从礼拜堂得到的圣经。在紫荆山，他依此作《原道觉世训》，并制定拜上帝教的各种仪式；次年回花县家乡后，他常对众人选读其中的篇章；再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大量刻印“圣书”，使用的就是洪秀全在广州获得的圣经中译本。

但是罗孝全哪里知道，他拒绝为洪秀全施洗的举动，实际上是制造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偶然：如果当时他接纳洪秀全入了教会，晚清历史上不过多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基督教徒，哪里还会有一个名震天下、扫荡四方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呢？

罗孝全的好消息

1852年秋天罗孝全从《北华捷报》上发现太平军起义的领袖洪秀全，竟是五年前受他指导过的宗教问道者时，曾说过一句富有预见性的话：“迄今，我对这个事件极少或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今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另一个样子”是很有些看头的。翻开《罗孝全档案》，谁都看得出来，这期间东石角礼拜堂的主教罗孝全不再为传道送书而忙碌了，他忽地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一个充满热情地为太平天国运动大造舆论的宣传家。

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武昌，开始水陆并进，顺长江东下。罗孝全深受鼓舞。在当年2月号的《中国传教收成杂志》上，他报告说：“我猜想，太平天国的领袖既然曾经为我所指导，尽管他的地位是如何尊贵，我都能够很容易地去接近他，再去指导他。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将学到更完整的耶稣真理，并与传教士合作，将此真理传播给他的百姓。”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号称已发展至百万人，这一进展令罗孝全感到惊奇。8月，他在给《北华捷报》的一封投书中写道：“天意真是奇妙，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料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至12月，太平军颁布了以《天朝田亩制度》在内的各项纲领和政策，罗孝全简直有些欣喜若狂了。他以信的形式散发了一份传单，预言太平天国运动“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他还说：“中国将革命化，基督教化，一大群人将得到拯救。”

罗孝全如此卖力地为太平天国鼓与呼，是因为他相信洪秀全及其麾下的大军一定会需要大批传教士、圣经及传道小册子，而自己将在那里找到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尤其能在教会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方面大有所为。想想看，在他苦心经营了七八年的东石角礼拜堂，规模最大的布道活动也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在洪秀全那里，竟有百万之众等着他抚慰灵魂，传播福音，那将是一种多么诱人而美妙的景象啊！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在公开场合，他津津乐道于自己与洪秀全的特殊关系；他每天的祈祷也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请求万能的上帝安排自己与洪秀全的再一次相会。

罗孝全的好消息说来就来了。就在这期间，一封由洪秀全署名、盖有“天德太平王印”的信，几经周折，终于送到了他手中。罗孝全喜不自禁，不仅马上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各地的友人，还把它送到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邮报》上公开发表。信的全文如下：

分别许久，时切忆念。际此春风和煦，远人益深怀想。尊兄远涉万里重洋，敷扬救主真道，全心事主，竭胜钦佩。敬启者，弟虽愚劣，但承天父不弃，天恩浩荡，今已奄有两湖及江南广袤之地。前曾数次奉函，迄未获复。弟虽诸多公务缠身，未暇日夕宣教，但已将十诫布之于军民人等，教其朝夕诵祷，惟领悟福音者为数尚未甚多。现特派人前来问安，请尊兄不弃，多带兄弟前来，传布福音，施行洗礼，使获真道。嗣后弟之事业成功之时，当使真道布于全国，使人人归于上主，敬拜独一真神，次乃弟真心祷望者。余不尽言，即颂大安。愚弟洪秀全拜上。

洪秀全的来信，使罗孝全一连几个星期沉浸在对这个早已淡出记忆的学生的感念之中。他为当年拒绝给洪秀全施洗而懊悔，同时也为这位“天王”的宽宏大量而感动。但他很快从圣经的使徒行传里找到了依据——“……在夜间有异象显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到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这多么像对使徒的邀请——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罗孝全举着手里的信，脸上有一种痴迷的表情，仿佛看见了他心目中的“马其顿”——天京。

实际上，洪秀全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这位老师，他不仅不以未在罗孝全礼拜堂受洗为忤，反而很尊重自己的这位宗教启蒙者。因为正是通过广州“问道”，他首次接受了真正的基督教知识，得到了圣经。他的这种态度对太平天国其他将领影响很大。《天兄圣旨》载，1849年2月13日，天兄（耶稣）萧朝贵在紫荆山下凡，洪秀全与他有这样一段对话：“天王曰：小弟问天兄，番人罗孝全是真心否？天兄曰：是真心也，有牵连也。”后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东王杨秀清在给英国人的“诰谕”中也提到番国罗姓兄弟在粤东设礼拜堂“宣传上帝真道”和“天王御驾”去其礼拜堂的事，并询问：“今该罗姓先生曾否来乎？”另外，北王韦昌辉、忠王李秀成同外国人谈话时也不断问及罗孝全。

罗孝全太想与洪秀全拉上关系了。他的目的很明确：利用洪秀全在中国广泛传播基督教，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化、基督教化”。

“我的意见是倾向于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到他那里去。……我希望能够尽早收到你的答复。”他在写给住在上海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信中写道。

“我早已等待和寻求这样的邀请，在得到邀请以前我就说过，如果得到邀请，我就去。”他这样告诉一个叫Graves的传教士。

“我必须不使这个良好的机会丧失！”这年7月，在离开广州前，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决心。

到南京去

去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罗孝全参加太平军的计划首先遭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反对。1852年8月，太平军刚入湖南，美国政府就派马沙利来华，他被“给予广泛的自由，以处理在中国的变化不定的事件”。这位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一上任，便急于了解太平军的情况。次年4月，他指挥美国驻远东舰队的旗舰色士奎哈那号去天京，但因该舰吃水太深，从吴淞口进入长江只航行了三十英里就遇礁搁浅，使他十分沮丧。马沙利并不同情太平军起义，此间他在给国务卿麻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指清王朝）的稳定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在这节骨眼上，冒出个疯疯癫癫的传教士，口口声声扬言要去帮助太平天国，当然令他不快。对于罗孝全的询问，他回复道：“我倾向于把你去南京向天德的追随者传教一事视为违背美国政府希望在中国出现纷争之际保持中立的立场。你到天京，不管是否是以牧师的身份去，而且仅仅向他和他的追随者传播基督教义，你这一行动总是对叛军的帮助、支持和鼓舞，因而，把你卷入重大的犯罪之中。……你在广州有一个礼拜堂，你就在那里进行正常的活动好了！”

罗孝全是个倔强的人，他并不理睬马沙利的威胁，而是径直从广州来到上海，为自己的天京之行做准备。他于1853年7月5日离开广州，到达上海的海路用了整整二十五天。在此之前，他关闭了东石角礼拜堂，并宣布脱离美国南部浸会而成为独立传教士。这样，他就不必为自己的行动而承担教会方面的责任了。

接下来的困难来自经费方面。脱离教会后，罗孝全立即尝到了独立传教士的穷窘滋味。他此时已一文不名，到上海的旅资还是由广州的一个商人提供的；此外，在苏格兰的一个团体又资助他一百块银元，助他成行。抵沪后，他寄住在一个相熟的传教士家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当时，从上海经太平军占领下的镇江等地到南京，不仅路途艰险难测，还要想办法越过沿江清军水师的封锁线，是一件要冒很大风险的事。凡此种种，使罗孝全一度感到束手无策。7月31日，他在给远在香港的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我陷于很大的困难，对预期的任务不知该怎么办。……公使不认可。帝国分子（指清廷）自然也不会赞成——路上有海盗，我也没有带药品。……我为自己的犹豫感到羞耻，特别是想到冒死救赎世人的救世主时更是如此。”

在上海的许多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都极力赞同罗孝全早日到南京去。在此之前，英国驻华领事官员及法国、美国的使团相继访问过天京；其间，有不少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还到过镇江、苏州等太平天国占领地区，不仅带去了圣经、药品，有些人甚至向太平军供应手枪、小望远镜及美国制造的新式滑膛枪。他们的收获还包括了解了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战守进退和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并在各种报刊上披露对太平天国人士所赠诏旨、禀报、告谕、照会和书信，发表有关的见闻和评论。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做得，而罗孝全一个独立传教士做不得？罗孝全的支持者们特别看重他与洪秀全的特殊关系，希望他闯出一条路来，为所有想和太平天国打交道的人做出一个榜样。

不几天，众人中站出一个叫戴勒的美国传教士，他自告奋勇愿意陪罗孝全往南京去走一遭。几个月前这位戴勒医生曾随同美国公使马沙利乘军舰赴天京，军舰中途搁浅后，他没有返回，而是改乘一艘小船西上，到了镇江。他是第一名到太平天国统治区进行访问的外国传教士，在那里停留的三日里，他受到了太平天国名将罗大纲的接待，并搜集到了一些被马沙利认为有价值的情况。有戴勒带路，罗孝全一下子感到又有信心了。

临行前的黄昏，传教士们专门举行了祷告会，并把俩人送到一只小帆船上。然而时运不佳，小船进入长江后不远，就遭到清军水师的拦截而不得不返回上海。这一天是8月5日，罗孝全称之为自己一生最倒霉的日子。

但是罗孝全并没有因此挫折放弃自己的计划，从1853年夏到翌年秋，他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和寻求机会去南京。在此期间，因马沙利的对华政策在国会受阻，美国政府换麦莲为驻华公使，并督促其早日访问天京。罗孝全本以为这下可以作为随行人员一同而去了，但麦莲启程并没有理睬他。这使他非常伤心。

后来，美国南部浸会被罗孝全的执着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可用之才，因而召请他回国任加利福尼亚州一所教堂的主教，却被他谢绝了。他说：“我认为南京的召唤更重要，这是上帝的召唤。”但这个信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经济上的困难一直困扰着他，使他的生活渐渐捉襟见肘。在上海的一年多里，他举债已达两百元，难以再撑下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返回广州的礼拜堂继续等待机会。

罗孝全在广州又等了四年。这期间，他没有打消到天京去布道的念头，洪秀全也没有忘记他。1858年末，洪秀全发布《赐西洋番弟诏》，其中有云：“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不久，太平军大举进军江南，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地，直逼上海近郊。罗孝全才从广州辗转至太平天国的统治区苏州，在忠王李秀成的安排下抵达天京与洪秀全会面。

梦断天国

天京的十月，虽没有江南暮春三月莺飞草长的迷人景致，但进城时被众人簇拥且受到敲锣打鼓欢迎的气派，倒也使罗孝全感到十分的受用。此时，太平天国晚期政局已摇摇欲坠，但太平军占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仍使城内洋溢着短暂的歌舞升平景象。罗孝全被这气氛所感染，他那满意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洪秀全的导师和尊贵的客人，这一切理所当然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罗孝全住进了干王府，襄佐洪仁玕处理外事。他被赐封为接天义，这个爵位在王以下，是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中的第一等。太平天国王爵滥乱，先后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六爵中每一类都有数千人，“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罗孝全依然兴奋得眉飞色舞。这种情状，在他致美国国内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我初到时即封以高官，赐我显爵，复许以匹配三个妻子——太好了！当然我皆推辞不受。

现在，兄弟们，请到这里来帮助我们吧！请来，这是迫切紧要的事。来吧，传教士们，来吧，读圣书的人，来吧，教师们！谁愿意的，都请来吧！

罗孝全在太平天国的走运，于当时对洪秀全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西方社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一时间，罗孝全与洪秀全传奇般的友谊被大肆宣传，成为各国报刊的头版新闻；不少西方观察家甚至认为，基督教文化彻底占领中国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

这一切不过是高兴过头了而已。很快，罗孝全就感到有一点不对劲。见面之前，洪秀全先给他发了一道《诏书》，问他：“孝全西洋同家人，识得朕心否？”朕心是什么？洪秀全说：我就是上天，我的话就是圣经。你罗孝全要做的事便是代我去布道，让所有的外国人都改信太平天国的宗教。

接下来，罗孝全还感到有一点不快。在拜会洪秀全时应该遵守哪一种礼仪呢？按照太平天国的礼制，大臣朝见天王，当然要下跪。罗孝全绝不答应。参加早朝那天，他勉强穿上了朝服，随着高级官员们排在一个长队的末尾，走进接见大厅。仪式进行到礼拜上帝时，站在洪秀全座侧的干王洪仁玕唱道：“罗孝全拜上帝。”罗孝全迟疑了一下，终于和众人一道跪下了。不过，他将面孔从正对洪秀全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他的脸涨得通红，满是愤怒和羞耻的表情。

最后，罗孝全简直无法忍受了。洪秀全采用通信的形式开始与他讨论宗教问题，但是这位天王在谈论圣经时所用的语言实在是应该下地狱。譬如，“上帝—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本是基督教最基本的观点，洪秀全却坚持认为耶稣低于天父（上帝），竟然说：“天父是我自己的父亲，耶稣是我自己的哥哥，和我同由一母所生。天父和天兄使我成为统治者。”再譬如，对于洪秀全再三强调的自己上过天堂并与神有所交往的事情，罗孝全多次表示不可靠，不相信，认为是天王受了欺骗。洪秀全教训他道：“你还不觉醒么？你还不相信么？为了幸福，你相信吧！诚上加诚，忠上加忠。”

特别使他沮丧的是太平军对于基督教教义普遍的无知。1861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是太平天国的安息日。身穿黄色长袍、已被洪秀全任命为洋务丞相的罗孝全带着来访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艾约瑟，兴冲冲地去参加城内太平军的布道活动。出乎意料的是，主持仪式的官员只讲了士兵的日常义务，值勤时应当遵守的纪律等等，讲话丝毫没有涉及到宗教教义。艾约瑟对此大惑不解。罗孝全按捺不住，上前去宣讲了一通耶稣及其永生的事迹，黑压压的一片听众露出牛听弹琴的表情。于是艾约瑟问一名听讲的士兵：“谁是圣灵？”士兵答道：“东王（杨秀清）！”艾约瑟哭笑不得，转过头去对罗孝全评价道：由此可见，大多数太平军对基督教是很陌生的，他们对圣灵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愿上帝饶恕他们吧！”罗孝全耸耸肩，头也不回地走了。

随着夏天的来临，南京城内白日流火，夜晚湿闷，罗孝全感到思绪烦乱，精神不振，连天王府里每周一次有名无实的安息日祷告会都懒得去主持。洪秀全也不再召见他，他们之间讨论宗教问题的通信也停止了。罗孝全终于醒悟，太平天国并非他所期盼的基督教化运动，洪秀全等人也不是他想象中的“纯正的基督教徒”；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政治都有自己的内容和特色，它只是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来服务于革命，而无意接受其它任何主张。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与英、美、法各国的关系也有急转直下的趋势。至年末，在暂缓一年对上海的攻击后，太平天国拒绝继续向外国履行不进攻上海和吴淞两地的保证，先后三次猛攻上海，与各国开战，并打死“常胜军”头目华尔，这使得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一下紧张起来。

作为斡旋太平天国外事的洋务丞相，罗孝全自然受到各方的指责。他越来越觉得难以在天京再呆下去了，开始做出走的准备。在这当儿，干王洪仁玕为一件小事杀死了他的仆人并向他寻衅，使他找到了与洪秀全分道扬镳的理由。后来他这样描述道：在离开南京前一周，洪仁玕来到他的住处，“未加警告并无任何正当理由地当着我的面用一柄长剑将我的一个仆从杀死”，接着，暴怒的干王向他的脸上泼茶水的残渣，并殴打他：“遵我主之命，我转过脸，他于是用右手猛地抽了我一个更响的耳光，打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那时对他们传道成功及此运动的善果已经绝望，遂决意离开他们。”

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这位太平天国的“宗教师”怀着失望和恐惧，从干王府逃到停泊在南京城外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狐狸先生号上，回到上海。

最后一幕

罗孝全回到上海后，惊魂未定，便急于把自己在天京的“不幸”经历公布于众。一连两周，他闭门不出，在狂乱和一些无法自制念头的支持下写就了一篇长文。2月8日的《北华捷报》刊登了这篇掺杂着混乱的叙事、大胆直率的评论以及惊人告诫的自述。这天的报纸很快销售一空，罗孝全成了上海滩租界里晚餐桌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文章说：

在我于1847年成为洪秀全的宗教教师，并希望上帝的旨意将由他崇高的思想降福于这个民族之前，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但是，在他们那里住了十五个月，并密切观察了他们的活动——政治的、商业的和宗教的——我的态度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他们，正如我曾有足够的理由拥护过他们一样。……洪秀全一直对我非常友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只是一场闹剧。在传布基督教方面完全无用，比无用还要坏。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他自己与耶稣放在同等地位，由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构成对一切的统治者。

这是罗孝全与太平天国决裂的宣言。太平军是“传教士的敌人”、“一群强盗”，因而“必须受到外国人的剿杀”这样的激烈言辞，不仅出自他个人之口，也代表着外国势力对太平天国运动从抱有好感和期望到不理解或误解，再到完全反对这一段不平凡的心路历程的结束。

此后不久，罗孝全返回广州，仍然住在南关天字码头的东石角礼拜堂。走进破败不堪的门庭、布满灰尘的厅堂，他有一种侥幸的心情。因为几年前在上海等待去天京时，为解生活窘境，他曾考虑过出租这座礼拜堂的计划。如今，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地，他甚感安慰。此时，他已届花甲，经过在南京的这次事变，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颤巍巍的步履和布满皱纹的脸上忧伤的表情，使他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垂垂老者了。

在广州居住的最后几年，人们经常看见他呆坐在礼拜堂庭院中的一把旧藤椅上，闭目沉思，怀想心事。有一次他在祷告会上问：在上帝的仆人里，有谁能用十年漫长的时间做一个同样内容的梦？人们无言以答，但谁都知道，这是指他与洪秀全交往的事。后来，在安息日、圣灵日以及受洗仪式上，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1866年初，罗孝全首次出现病症，据初步诊断，是麻风病。这与他早年在澳门向当地患有麻风病的居民施药并宣讲基督教教义，是否有直接关系呢？人们这样询问。罗孝全含泪离开中国，回到他分别三十年的故乡。又过了五年，他死于伊利亚诺州上阿尔顿的一所麻风病院。这时候，横扫中国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持续了十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已消隐无踪，洪秀全青史留名，但是，他与传教士罗孝全之间的这一段曲折故事，却早已被人们忘却了。

张功臣，银行职员，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书潭独酌》、《名著的诞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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