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基层宗教工作探讨

【摘要】本文以鲁南某县部分信教群众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县的宗教发展的特点，认为引导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发挥积极作用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依法管理与政策引导相结合，探索新型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相联动，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三是打击邪教与发展公益事业相促进，营造健康有序的宗教发展环境。

【关键词】社会治理模式 基层宗教工作 宗教组织

一、该县宗教的基本情况

该县作为拥有130万人口的人口大县，位于山东省最南部，处于山东和江苏两省三市交界、是地域大县、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和商贸物流大县。境内少数民族7046人，其中回族6388人，占90.7%，集中在4个乡镇的9个村居。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四种宗教，共有信教群众7243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5%，其中基督教59100人，分布在全县各个自然村；天主教3450人，分布在8个乡镇，13个村庄；伊斯兰教6388人主要是回族群众；佛教3500人。各类教职人员33人，其中基督教22人，伊斯兰教住寺阿訇6人，散班阿訇1人，佛教主持和尚3人，天主教神父1人。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爱国会、协会宗教团体3个，经政府批准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137处，其中基督教115处，天主教13处，伊斯兰教清真寺6坊，佛教3处。是市民族宗教工作重点县区之一。

（一）宗教群体结构

基督教徒占到信教群众的81.59%，抽样调查225名基督教群众，年龄30岁以下16人、30-50岁有14人、50岁以上195人；性别男性61人、女性164人；平原乡镇信教比例为9%，山区乡镇信教5.1%，农村信教比例多于县城；文化程度：大中专、高中、初中、初中以下所占比例分别为4.9%、8.9%、86.2%。信教群众表现为“三多”：年龄大的多，女性多，文化程度低的多。

（二）教徒聚会场所、时间

全县经政府批准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137处，家庭聚会点估计在3000个以上，天主教、佛教和伊斯兰也有相应的家庭供奉或聚会场所。基督教一般每晚、某几天，每周六周日为聚会日，人数最多时是圣诞节，最多可以到平时的两倍，乡镇农忙时参加聚会的人数是正常时间20%-35%左右；周日参加教堂聚会活动的人数比工作日参加家庭聚会活动人数多50%-80%（统计各聚会点正常时间参加活动比参与礼拜日活动的人数）；下村灵峰寺特殊纪念日祈福人数是平常信教群众的10倍以上。

（三）宗教传播途径

分为家庭和朋友之间传播、网络传播、传道人传播。家庭和朋友之间传播是最主要渠道，基督教的传播能占到80%左右，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信教，未成年人信教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成年人受朋友影响比较大；传道人传播渠道能占到10%左右；网络传播主要是针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比重为2%左右。

（四）宗教群众信教原因

（1）功利性需求。信教群众信教的原因80%的都是为了求平安、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增加物质财富。从基督教、佛教信教群众看，80.9%的教徒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子女赡养等。害怕遇到意外变故无力负担等原因，一些群众就可能会寄希望于天或冥冥中的神灵的庇佑，不少群众在大灾大难或者久治不愈的疾病面前，束手无策而自发开始崇拜神灵和名人，该县在90年代就曾发生过多起喝神水、拜神像治百病的事件。纯粹因疾病信教群众比例不到7%。

（2）精神生活贫乏。农村信教群体多数为留守妇女和老年人，亲人忙于工作、情感关怀不足；部分老年人住在老年房内，缺乏照顾沟通、精神寄托和慰藉；大多数信教群众无法被社会组织接纳，参与群体的精神文化活动；大部分信教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缺乏获取知识的意识，无健康的兴趣爱好，从而造成精神文化生活不丰富，对现代科技知识不了解，容易被人说服参加宗教。

（3）公共文化服务不足。供群众交流的场所和活动少，很多群众基本没有群体性活动，造成人际关系冷漠、很多群众去教堂参加活动感受热闹气氛；很多群众当被问及愿意进庙宇进教堂，问其原因时回答最多就是，“俺就想找个人拉拉呱，俺对文化没兴趣，也不懂”；即使有图书馆、因图书视频资料枯燥不愿意去，农业科技推广站等设施，老百姓使用频率也不是很高，使得现代科普知识很难渗入到这些被愚昧和迷信包裹得十分严密的一些地区；村民文化休闲娱乐项目少，仅限于是电视、打牌、麻将和闲聊等，而且这些方式休闲方式参与人数少（一般不超过6人），容易形成特殊利益的小团体。

（4）宗教说教和宗教关爱。在宗教伦理道德中，有一套切合现世的人伦道德规范，这些规范符合人对真、善、美、亲情、友情、互助等的心理需求，反映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伦关系和准则，使人能够获得心理或精神上的满足，产生归依感。

二、宗教发展的新特点

（1）信教原因多样化。有41%信教人员对疾病、灾害、养老等影响未来生活质量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焦虑、甚至恐惧情绪，因此求神灵保佑平安；因精神生活空虚、生活负面情绪无处发泄、自身无力解决一些问题而信教的人员占统计人数的23%；因疾病信教的群众和因求财信教的群众约占统计人员的7%和6%。

（2）信教主体有年轻化的趋势。城区年轻化程度大于农村，平原农村大于山区乡村，收入水平越高地区信教群众年轻化趋势越明显。城区一个43人的基督教聚会场所，30岁以下信教人员占聚会人数37.2%，50岁以下信教人员占聚会人数69.8%，甚至存在6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平原农村同等规模聚会场所的30岁以下、40岁以下信教人员分别约占该聚会点的0、20%，而在调研中山区农村40岁以下信教人员数量为0。

（3）信教人员的流动性大。农村信教人员因各种因素造成的流动性大于城区，农村各基督教聚会点定期参加信教活动的人数占聚会点人员总数的50%左右，县城各聚会点定期参加信教活动的人数占聚会点总数的85%左右；宗教庆祝节日吸引更多普通群众参与，如各聚会点参加基督教的圣诞节活动人数可达该聚会点信教人数的两倍，下村灵峰寺特殊纪念日祈福人数是平常信教群众的5倍以上。

（4）宗教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一些较大的宗教组织能够自觉配合村干部开展工作，比如组织信教人员清理街道、修路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活动，协助村干部做思想工作等辅助性的工作；宗教组织内部对邪教、宗教异端组织有极高的警惕性，而且在协助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都曾提供有益帮助。

（5）传播目标人群发生变化。尤其是非三自教会的宗教组织、邪教组织传播目标重点：一是由老年人向闲置在家的中年妇女转移，通过拉关系套近乎，提供免费的生活用品，向离异妇女介绍对象为诱饵，引诱其加入该团体；二是出现向青少年传教的趋势，在学校及车站附近以低价或免费接送为诱饵，在接送期间为其灌输退团、退党、甚至反对共产党思想。部分党员干部也参加了宗教组织。

三、创新宗教治理模式

（一）依法管理与政策引导相结合，探索新型宗教事务治理模式

一是拓宽宗教政策与法规宣传新渠道。要打破过去仅在宗教界上层人士中宣传宗教政策与法规的陈旧做法，努力拓展宣传面，结合进村入企走访，深入了解信教群众所思所想，及时反馈信教群众的诉求；要多种途径开展宣传活动。继续在党校开设民族宗教政策课；在报刊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上开展生动活泼的宗教政策与法规的宣传活动；适时举办各类培训班，进行深入探讨和学习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宗教政策与法规的有关规定；继续开展和谐宗教活动场所和“民族和谐发展示范村”的创建活动。

二是把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到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宗教场所进行网格化管理，对社区内百人以上宗教场所纳入网格化基础信息数据库进行动态化管理，由网格长或网格信息员定期更新神职人员变更情况、外地传教者图文资料等信息；加大与公安、国家安全部门信息的互联互通，将一定规模的宗教场所纳纳入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重点巡逻和“天网工程”监控范围；对全县寺观教堂和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情况进行摸底和排查，并探索私设聚会点注册管理制度，对注册的聚会点予以政策扶持；不断增强宗教界抵御境外渗透的能力。

三是引导宗教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身素质提升、内部管理、教育感化信徒、服务社会等方面。鼓励或者资助部分爱国爱党的神职人员定期到国家正规宗教学院培训或参加正规的宗教学术交流活动，探索宗教界神职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尤其外出传经讲道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组织全县范围内基督教界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界的民主办教，伊斯兰教界的解经工作，佛教界倡导的“人间佛教”，道教界的“玄门讲经”等研讨活动；帮助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公开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

（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相联动，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一是多途径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引导群众培养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爱好。针对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积极联合宣传部门，组织一批优秀影视作品、戏曲深入乡村社区，树立一批具有戏曲特长的农民榜样；多方筹措资金，扶持一批农村图书报刊室提供仅可查询科技知识的电子终端，文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可试点免费发放报纸，鼓励有条件的乡村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协会并予以物质奖励。

二是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针对不少群众基于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遭遇非法对待而信教的现状，联合医疗机构，根据上级政策，积极开展健康查体，部分癌症筛查等送医下乡活动；联合金融机构大力开展普惠金融建设，积极到乡镇扩点布面；联合政法部门，到信教群众聚居地、乡村社区等地点开展普法活动，鼓励相关部门和机构为困难群众实施司法救助。

三是鼓励各宗教开设宗教对外开放日。针对宗教节日吸引能更多群众参加的情况，建议各宗教在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时，鼓励有资质的神职人员面向普通群众开设忏悔室、教授忏悔文等方式，帮助一些群众缓解心理压力；鼓励有特色的宗教庆祝活动，增加具有品牌效应的宗教修学、宗教养生类的体验性旅游项目。

四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积极作用。丰富和加强“三会一课”制度，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在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在政策落实上更贴近群众；创新基层党组织考核标准，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排解邻里纠纷、宣传各级政府便民政策纳入考核范围；充分利用党员远程教育终端，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吸引和培养后备力量，吸纳更多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党组织；对群众困难按困难程度、时间长短和困难原因等因素建立档案，以便相关组织从救急和扶贫两个角度进行定期帮扶；对一些长期信教的党员干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妥善处理，但是造成恶劣影响的信教党员干部，要进行严肃处理。

（三）打击邪教与发展公益事业相促进，营造健康有序的宗教发展环境

一是畅通宗教界信息反馈渠道并严厉打击邪教组织。宗教主管部门加强与宗教界各阶层群众的联系，公开邪教举报电话，定期召开宗教界座谈会，发挥宗教界在发现、识别邪教组织的优势；积极回应可能影响宗教关系和社会稳定的网络舆情，不给谣言留有惑众的时间和空间；根据反馈信息严厉打击邪教和少数违法犯罪分子。

二是切断邪教传播土壤。针对各宗教都有定期日期大型礼拜或聚会活动，探索大型宗教场所传经讲道人员资格认证制度；针对邪教传播目标向中年妇女和青少年的转移趋势，宗教主管部门和教育、人社、妇联、团委等部门合作，在中学、再就业人群培训班开设防范邪教的课程，在宗教讲经宣道场所发放防范邪教宣传材料，在宣传媒体上开设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类互动节目增强防范邪教的意识；针对邪教人员利用学校、车站等人口密集地进行传播的习惯，联合交管部门打击非法运营三轮车和非法出租车，并在公共交通工具内播放防范邪教视频。

参考文献：

[1]荣平，郑风田，刘 力.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基于河南农村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6）.

[2]吴惠芳，叶敬忠，刘鹏.农村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J].农村经济，2010，（1）.

[3]谢明.当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方式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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