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帝，我们怎么办

西方文明史中旷日持久的理性与信仰的瓜葛有苏格拉底竖起的丰碑为证。这位被雅典执政者以“拒绝接受城邦的官方神，引进新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处死的年近七旬的殉道者被冠以“雅典的良心”的美名。他的死使他的哲学更令人深思，而他的哲学又使他的死笼罩着一层神奇的光辉。柏拉图的偶像崇拜情结使他对苏格拉底死亡前的描述具有了俄狄浦斯式的悲剧色彩：他把死亡看成了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死亡使他摆脱了沉重的肉身、化为自由精神的飘逸；死亡就是他最大的光荣、是他事业的最伟大的凯歌、是他一生无上的成功。苏格拉底否认自己不敬奉神明，他说他的行动受到他所称的精灵(δαιμων)，一个守护神或从幼年起就伴随他的一种声音的影响。这个demon就是所谓的“新神”。苏格拉底的神确实存在，虽然它以不同于希腊显性神的形式而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形式存在。柏拉图将其表述为“理念”(ειδο)，一种抽象的宇宙秩序。借苏格拉底之口，柏拉图在《国家篇》里讲述了一个关于厄洛斯死后见闻的神话——这是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最长也最细致的神话：为什么它偏偏放在了至关重要的结尾处?此神话本身的寓意是什么?

厄洛斯神话通过一个战士死后的遭遇阐述了柏拉图的灵魂观念：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接受大审判。审判的依据是正义或非正义，进而决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人世的一切都要做判决，判决就是十倍于生前的善恶报应。命运三女神(拉赫西斯、克洛斯、阿特洛泊斯)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掌管生死轮回。神灵拉赫西斯宣读神意——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你们自己选择命运。美德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它重视到什么程度。原本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不论是神系更迭还是英雄家谱，背后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纵，这双手就是人和神都无法抗拒的“命运”。乌兰诺斯和克洛诺斯的统治注定要被推翻，伯罗奔尼撒家族和忒拜家族的悲剧更是神意使然。然而苏格拉底将这种自然宗教偷换了形式：神依然存在，但人才是命运的主宰。他之所以将命运的决定权交于人自己的手中，因为他担心个人的命运如果仅由诸神来决定，个人只是这种命运的承受者，那么个人就会推卸作为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他认为这与没有上帝和神圣秩序的社会是一样的，其结果必然是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崩溃。然而这一善良的初衷却暗含了一个致命的恶果：上帝死后，人是否真的可以为自己负全责?

后世的费希特、谢林、康德与黑格尔的道德神学继续了同样深刻的思考。他们思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前提是一致的，即有一个神灵的存在。虽然恢复正义和秩序首先要恢复个人对自身行为的责任，但毕竟是以神的存在为背景。古希腊语中、εν是“一”，相当于老子的“一”，是宇宙的最高秩序，也是θεο(神)；这个神是抽象的哲学之神。Λογο(逻各斯，理性)在罗马时代和基督教时代衍生出新的含义：一方面，它有ratio(拉丁语：理性)——ratio-nality之意，另一方面，它有oratio(拉丁语：演讲)——oration之意。《圣经》中“太初有道”的“道”(Word)就取了后一个意思，但大写的word绝非人言，而是圣言。这种分歧似乎隐含了两千年理性与信仰之争的原因：究竟是上帝的“言”还是人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不幸的是，Logos在其后的发展中先后走向了两个极端：先是人性被圣言的光环所掩埋；后是主体走向膨胀继而消亡。

开在两希传统沃土上的基督教之花因为圣子耶稣之血绚烂——它是人藉此得到救赎的希望；但它也因为人子之血而阴郁一它带着人类的罪恶和人子献身的沉重。发端于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从未停止过与希腊哲学的整合。奥非斯神秘祭(orphisms)和柏拉图的二元论(dualism)给基督教以巨大影响，而使这种宗教(religio：拉丁语，敬神)拥有神学(theology：theo-神；log-说；logy-学科)体系的努力始于菲洛，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从斯多葛主义到新柏拉图主义，从塞涅卡到普罗提诺，基督教逐渐建立起一套思想上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的建立与压制、迫害异端和教阶的巩固紧密相关。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结束了基督教被迫害的命运；392年，狄奥多西一世正式立其为国教，基督教从弱势变为强势，从受害者变为迫害者，不但成为罗马奴隶制后期的精神权威，也成为政治上的权威。在西欧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基督教从被统治者利用到一跃成为统治者，成为最大的世俗封建主，优越的地位使基督教道德沦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也是上帝被杀死的最显在的原因。

上帝被杀死还有一重隐在的原因，那就是从古希腊开始就闪耀的即使在神的光环下也从未泯灭的八性之光。奥林匹斯山上恣情任性的诸神、普罗塔太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都是对人之欲望的肯定。文艺复兴在重现古典精华的旗帜下展开了对基督教的抨击、对人的赞美：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这样写道：“人是怎么一回事：理想多么崇高!能力多么无限!在形状同行动上多么敏捷而可羡!在举动上多么像天使!在体态上多么像个神!是世界上的奇迹!是万物的精英!”德莱顿(John Dryden)在《圣西西利亚节之歌》中说：“这个宇宙的框架从和谐开始，从无比的和谐开始：从和谐到和谐，通过它奏的音符的全部音域，和声在人类身上圆满结束”。千年的压抑一旦进发，就如江河之水，奔流不息。然而，这种反抗只是对宗教禁欲主义对人性戕害的反抗，是对教会腐败堕落的反抗，而不是对上帝的反抗。许多人文主义者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为教堂做的画就可以知道；而许多教皇资助艺术事业，如利奥十世、朱利乌斯二世被誉为“文艺复兴教皇”。

真正杀死基督教上帝的是启蒙运动。从笛卡儿开始的个体理性之思到18世纪科技理性的突飞猛进，再到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人本主义，都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做强有力的后盾。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人的虚荣做了这样的解释：所谓虚荣，乃在于人只欣赏自己一个人的形态；如果他一般地赞美人的形态，那就决不是虚荣了。他理应一般地赞美形态，因为不能设想还有比人的形态更美，更崇高的形态了。伯特兰·罗素在《一个自由的人的崇拜》中要人扮演上帝，因为这是获得自由的道路，要建立自由人的秩序，必须逆天而行。狄德罗更加刻薄地说：“但愿这位在听我说话的伟大的上帝，这位肯定不是处女所生，也不是死在吊架上，或者被当作一片面包吃掉，或者启发了这些充满矛盾、疯狂和恐怖的书(指《圣经旧约》)的上帝——旦愿这位上帝，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可怜可怜亵渎他的这一派别的基督教徒吧。”然而作为最高存在的神是否就此死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激进的思想家又开始了对18世纪整饬的理性、理想的秩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对理性的张扬是出于

对宗教的批判；对非理性的张扬是对理性的反驳：膨胀的理性和非理性使人逐渐迷失了自我：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扮演上帝具有如此的诱惑，以至于我们妄为到无所不为的程度：伊凡·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若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

基督教的神迹基础被摧毁，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被消灭。在强大的科技理性进逼下，它退出了政治舞台，把自然界留给了科技理性，把人的道德世界和情感世界留给了自己，毕竟，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宗教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根须植于人性的基础之上。所以，教会的上帝被杀死了，可是，神依然存在。尽管伏尔泰对基督教的攻击可谓不遗余力，但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仍然持有自然神论的观点。卢梭在启蒙的狂热中保持了他的沉静和忧郁，因为无神的世界必然是道德沦丧的世界。他挺身而出为体无完肤的上帝进行辩护：宗教生活的根基在于良心和道德情感，在《爱弥儿》第四卷中他写道：“一颗正直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

尼采对基督教的讽刺刻薄之极，他说在整部《新约》当中，似乎只有唯一一个配得上尊严的形象，即处死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尼采所说的故事见于《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37-38节：耶稣被审问时说他是来为“真理”作见证的，总督对被世人无耻滥用的“真理”(αληθετα)提出了尖刻的质疑，“真理是什么呢?”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问题，因为还有什么问题不是以此为基础呢?尼采为这位罗马人对“真理”高贵的轻蔑叫好，说他为《新约》增添了唯一一句有意义的话。是不是因为彼拉多的反诘更具有解构的意味，因此显得更高贵?总之，尼采让上帝彻底死了，似乎他从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又仿佛“超人”的“权力意志”可以与上帝的全能并驾齐驱。然而尼采的超人使人类遭遇了纳粹极权的浩劫，而上帝之死最终使虚无主义无可逃遁地站在了历史的终端。

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虽然颠覆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基础，然而这种颠覆的建设性实大于它的危险性，这犹如长生鸟(phoenix)的火中重生，拆除后的死地才能孕育建构中的新生。他杜撰的词“différance”(延异)是对虚无主义“无”的焦虑，是对“不存在上帝”这个现代怀疑主义的忧虑，是以形而上学和图解主义针对“无”发动的战争，是创建终极或先验意义的热情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奉献给一个假想的社会——一个不断拖延的、神圣的人类共同体社会。若没有这个被无限拖延的“最后判词”，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怀疑主义和信仰之间的辨证主义将毫无意义。

Paul Ramsey在Rubricated Man一书中说：“当人尚未学会做人之前，人不应扮演上帝；当人学会做人之后，人就不会扮演上帝”。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门扉上铭刻着“认识你自己”(гνωθισεαυτον)和“毋过”两句箴言，苏格拉底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以他总是说：“Οιδαουκειδω(我知道我不明白)”。自知我无知(I know that Iknow nothing)是人应该保持的最佳状态，因为穷尽了人自身的智力，也总有无尽的未知等着我们。荣格在自己家的门上刻着一句拉丁文的神谕，意为“不论是否企求，上帝总会在场”，这似乎提醒着世人对自己以及对上帝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让上帝成为上帝，让自己成为自己，上帝和人之间，应该有无法僭越的边界。《圣经》中创世记的第11章记载了巴别塔的故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Shinar)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现代人造的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真的已经通了天，可是，他们真的占领了上帝的殿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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