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北京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是晚清时期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的综合性医院,尤其是以眼科治疗见长,从19世纪末开办以来,历经风雨洗礼,时至今日仍服务于广大民众。因此,对于同仁医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北京美以美会的医疗活动的发展,探索“西医东渐”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还有益于推动当代医院文化建设,丰富医院自身的文化内涵。
就作者目前所查得,有关北京同仁医院的研究大多为医院自行编写的资料集,如《铭记同仁》(2006)、《足迹》(2001)、《北京同仁医院110年》(1986年)等。这些内容大多来自于本院职工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就研究晚清时期医院的建立与发展而言,资料的数量、种类与可信性仍难以满足需要。本文主要挖掘与利用档案、统计年鉴与报纸杂志等多元史料,如《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1936)、《中华基督教百年纪念册》、同仁医院的首份报告、《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020)》、《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和《中国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1868-1874,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等等,力求通过梳理同仁医院的建院时间与运营发展情况,探讨美以美会在晚清北京的医疗活动情况,进而分析“西医东渐”对晚清时期的北京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一、美以美会在华的医疗活动
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是1844-1939年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北方卫理公会所使用的教派名称。1784年12月24日,英国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创设了教会,称为卫斯理宗。[1]该会在1844年因蓄奴问题不合而分裂,南方教会成立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 pal South Church),北方教会则为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之所以中文翻译为美以美会,是因为该会最早在福建传教,当地人对于美以美会的简称M.E.M用中文翻译即为“美以美”,故此而得名。1939年5月10日,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Protestant Church,早在1828年即从卫理公会中分裂出去)三者达成共识,重新联合组成卫理公会(The United Episcopal Church)。
1847年9月,美以美会派遣传教士柯林(Judson D·Collins)和怀特(Moses C·White)夫妇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在福州登陆,这是美以美会派遣来华的首批传教士。[2]1844年,美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通过该条约,美国获得了在中国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设立医院和教堂的条约特权,“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3]1850年,怀特在向美国本部的汇报中提到“现在是教会医疗事业开展的好时机”[4]。美以美会采纳了怀特的建议,开始派遣医疗人员来华。1851年,怀礼博士(Dr·Isaac Wil? liam Wiley)携带一些医疗设备与家人一道来到中国,但是只过了三年,由于妻子不幸逝世,他被迫返回了美国。之后,由于美国爆发内战,教会并没有再派医生来华。直到1872年,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Woman’s For? eign Missionary Society, WFMS)指派霍格女医生(Dr·Lucy H. Hoag)跟随布道会的传教士一同来到福州。霍格医生只为妇女看病,拒绝为男性就诊。[5]1874年和1878年,美以美会又先后派遣戴姑娘、谢姑娘到福州行医传教。[6]
美以美会的传教活动最初仅在福建一省,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内陆地区的逐步开放,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以美会开始向华中、华北、华西等地区发展。1867年,传教士赫尔利(Vergil C. Hart)和托德(El? bert S. Todd)进入江西九江传教,开辟华中布道区,先后在南京、芜湖、镇江、九江等地区设立牧区。1869年,牧师韦烈士(Lucius N. Wheeler)和刘海澜(Hiram H. Lowry)在北京创办华北布道区,先后在北京、天津、遵化、昌黎和北戴河设立牧区。[7]1889年,美以美会贾牧师一行人来到重庆开始布道工作,先后成立重庆、成都、资州、遂宁等牧区。美以美会的医疗活动随着传教活动而逐步发展,先后在华南、华中、华北、华西和东北地区开设诊所与医院。
二、美以美会与北京同仁医院的建立
1869年1月30日,美以美会改变原本去西藏传教的计划,改派韦烈士(LuciusN. Wheeler)牧师前往北京进行传教。3月12日,韦牧师携其家人到达北京。4月10日,美以美会又派刘海澜(Hiram H. Lowry)牧师来到北京协助其开展工作。在此期间,教会租用民房作为传教布道的场所,条件十分简陋。1870年6月9日,教会用3500两银子,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孝顺胡同内买得一间宅舍,并在1871年改建成为美以美会来京后的第一所基督教堂——崇文门亚斯立堂。
1.北京同仁医院建院时间考辨
北京美以美会医院(The Peking Methodist Hospi? tal)中文名同仁医院。关于同仁医院的建院时间在不同的资料中说法各不相同。
根据美国美以美会1950年8月召开的华北年议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记录所载,“同仁医院创立于1869年”;而在同一份记录中,提到前四任院长“兰大夫在职8年,柯大夫任职5年,顾大夫8年,曹永贵大夫任职6年.......至1902年”,由此推算,同仁医院建院时间最晚是在187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档案J005—001—00124记录,同仁医院曾于1935年向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申请补办注册和执照,北平市卫生局的审批件中记录,同仁医院系“美国美以美会于光绪六年设立”,即公元1880年;1936年同仁医院曾编撰《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其中记录同仁医院创立于1886年。
上述资料对于医院建立时间这一问题的答案出入很大,甚至相互矛盾,然而在同仁医院的创始人这一问题上,除去1935年北平市卫生局对同仁医院申请补办执照的审批件中没有提及医院的创始人以外,其他各相关资料都非常明确地指出创始人为兰大夫(蓝华德)。所不同的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第十二届年议会记录中记载的是兰大夫在北京工作八年“首做主持人为兰大夫,在职八年,粗见规模”。而在《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中则记载兰大夫工作半年后即离开“甫及半载,兰大夫即调往日本履行新职”。
因此,兰大夫的生平事迹是判断同仁医院建院时间的重要参考。据梅凱的苏州博习医院早期历史研究(1883-1927)介绍,1883年11月,蓝华德在苏州开设博习医院,直到1885年蓝华德因家人病危离开苏州北上。[8]这一时间线正好与同仁医院首份报告[9]蓝华德1885年到达北京,1886年创立医院的记录相吻合。
1875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医院(后文简称“1875年医院”),但这家医院并非是兰大夫所创的同仁医院。1875年医院的创建人为冦慕贞(L. L. Comb),她“是美国美以美会外洋布道会派北京来的第一位女医师,也是北京、天津两地妇婴医院之开创人”。[10]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医学院,1873年8月29日受到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费城分会的指派来到北京。最开始冦慕贞行医的地方只能被称为医疗诊所,该诊所有35张床位,一处药房,医师只有冦慕贞一人,病人全是妇女和幼儿。直到1875年,冦慕贞通过向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申请,获得拨款用来成立一所医院。11月,美以美会在京的医院建成,翌年3月之前,已经收治了18名病人。冦慕贞在1875年秋天的信中提到,“该院有病房、药房、诊疗室、候诊室和浴室、房间是当地样式,屋内采用砖炕和砖地。当年,医院接诊病人315名,年开支200美元”。1877年7月,郝维德(Leonora A. Howard)医生受到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西北分部派遣来到北京,初到京城,郝维德便接手管理医院。同一年,冦慕贞被派往其他地方。1879年8月初,郝维德到天津从医,北京的医院因为人手缺乏而停办。由此可见,1875年医院在1879年就已经关闭,与1886年建立的医院并无太多关系。《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中也提到在1875年医院关闭后,美以美会为“践行灵-智-体三基布道主义……是以乘苏州华南美会兰大夫卫大夫北来为其夫人寻觅适宜摄生地带之便,本会立即聘其担任此项医务创办之工作。”总体来看,北京同仁医院与1875年医院两家医院的行医内容不同。1875年医院仅从事与妇孺相关的工作,而同仁医院则是一家综合医院,设有多种学科。在1879年郝维德去天津后,1875年医院就已经关闭,当时没有人负责医院的继续运转,直到六年后才又接续开办。可以看出,这两家医院是在同一地方先后成立的两家医院,1875年医院叫做同仁医院的“前身”更为妥帖。
1885年秋天,监理会的蓝华德(Walter R. Lam? buth)出于照顾生病的妻子与工作的需要,北上来到北京,对原来的1875年医院进行了整修,医院才在中断六年后重新开始。根据这段描述,同仁医院似乎应是成立于1885年,但在同一份资料中却记载同仁医院建立于1886年。这样看来,1886年应是医院整修完毕正式落成的年份。
1887年,由于监理会不愿蓝华德离开该会,便将其派往日本。在蓝华德离开后,医院由从重庆来的柯大夫(GeoB.Crews)负责。由于身体原因,1887年柯大夫回美国养病后,12月11日顾大夫(Wm. G. Curtiss)开始负责医院。
总结以上几种说法以及综合各个文献来看,北京同仁医院的首位院长是蓝华德,这一点应是准确无疑的,无论是美以美会的年议会记录还是同仁医院自己编写的小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之上,再结合《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博习医院成绩记,本院创办人柏君六秩大庆之纪念品》《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纪念册》等记录,蓝华德1885年北上来京、1886年成立同仁医院也是准确无误的。
2.同仁医院的早期运行情况
如前文所述,同仁医院是在原有冦慕贞1875年建成医院的基础上翻修而建,初创时建筑简陋,样式老旧,不过设备设施却一应俱全。据顾大夫撰写的同仁医院首份报告中记载,该院拥有候诊室、诊室、药房、手术室及护士站(as? sistants’room),在就诊区域的后面是厨房、护工休息处(servants’room)和为病人准备的宿舍,宿舍每间能容纳九至十二名病人。医院的管理也很先进,每位病人在候诊室都会有一个等候牌(numbered ticket),上面登有诊室位置、等候号码等信息,并且初诊患者的等候牌上还会详细记录看病时间、姓名年龄、病情及病龄。
1899年,在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上,贺庆代表其家族向大会提议在北京捐资赠建一所医院,“为纪念其波士顿大学肄业期中预备海外布道,壮志未酬英年即殁之令兄之故”,医院地址由教会指定。然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美以美会“本会北京牧区首先为道殉难”,所有教会设施都被损坏。运动结束后,教会人员通过与美国公使沟通,并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将医院重建在东交民巷使馆保护区内,即现今位置。1903年,新医院建成,美国驻华公使、清政府总理衙门指派大臣前来参加落成典礼。医院英文名称变更为贺约翰氏捐建美以美会医院,中文名称仍为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的眼科是在贺庆担任院长后开始发展,这得益于他曾作为眼科医生,“故对眼科颇为重视,设备方面肯投资,用人方面眼科大夫聘请的较多,建筑方面眼科门诊几次扩超,病床方面眼科占二分之一强,另外设有配镜部与镜片室”。同仁医院眼科从此开始不断出名,享誉全国。
三、北京同仁医院其他相关事业的介绍
第一,开展传教工作。美以美会早期在北京的医疗活动有明显传教方面的倾向,其开设的医院不仅是诊疗所,也是吸引民众、方便传教的场所。医院顾大夫对于同仁医院如何向病人传教方面有十分详细的描述。为了改变民众只看病不信教的情况,教会在诊疗过程中会通过言语、祈祷等行动慢慢影响病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疾病治愈后,教会会向民众宣传治好病是信教的力量,病人往往在疾病被治好后会很容易被感化。针对不同的病人,美以美会采用不同的影响方法。例如,向住院病人发放宗教书籍或时常开课讲经,给病人施加影响。而对于门诊病人,会派华人牧师以及神学院的学生去向他们介绍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情况,减少他们对基督教的排斥。可以说,美以美会在北京利用医疗活动来传教的作用非常明显,大多数教众是在医院看病时发展而来。除此之外,美以美会还会利用为病人看病,向其家人、朋友进行传教。
第二,从事慈善事业。美以美会在中国通过救济和设立慈幼机构致力于慈善事业,同时也通过举办这些事业吸引中国人入教、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美以美会开设戒烟室,帮助吸鸦片者戒毒,劝诫信徒戒绝鸦片、远离毒品,并通过医疗手段为毒瘾者提供帮助。由于当时北京沉迷于鸦片的人遍布各个阶层,教会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去接触北京各个阶层,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因此非常乐意帮助他们戒毒,并借此机会向其传教。治疗方式是对戒毒者采取禁吸、禁欲、禁食的方式,用强制的手段为其戒毒。送到医院进行戒毒的人从20岁到60岁都有,有的人吸毒史长达25年,因此单纯的治疗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医院派人对出院病人进行跟访,防止其再次吸毒。事实证明,最终成功摆脱毒瘾的人很容易受到宗教感化,信奉基督教。
第三,开办医学教育。早在蓝华德1885年刚刚创建医院时,便已经开始进行医学教育,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助手来分担他的工作压力,学生则主要来自于美以美会的蒙学馆(the boy’s school)。美以美会的医学教育并非中国社会传统式的学徒教育,而是采取西方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教学采用英文教学,学时5年,并开设多种课程:第一年,讲授骨骼系统、无机化学;第二年讲授肌肉系统;第三年,讲授循环系统和药学;第四年,讲授神经系统、药学、眼科耳科并开设外科手术;第五年,讲授病理学、组织解剖学、皮肤科及儿科。
20世纪初,在经历庚子事变后,各教会开始联合开办医学校。1908年,美以美会与伦敦会、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联合创办了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并附设护士学校。教会医院的医学教育由此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四、北京同仁医院得以发展的原因
同仁医院作为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综合性医院,设备良好、管理完善,为美以美会在京城提高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据医院报告记载:1890年,医院就诊人数15139人次、手术925例,病人甚至会从190里远的地方慕名而至,可见医院当时的声誉口碑。1903年,医院新址落成时,美国使馆、总理衙门及各个其他公会均派人参加落成典礼,成为一时街头议论的大事。
同仁医院能够在北京立足并发展壮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独特的社会背景。同仁医院成立之时,正处于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时代风气。另一方面,医学传教士开始融入中国社会,通过与官员交结,并给官绅及其家属治病来赢得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可,尤其1879年郝维德前往天津为李鸿章夫人治病一事,不仅为其在天津行医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方便了美以美会在北京的医疗事业的发展。
第二,先进的医疗水平。相比于传统的中医疗法,西医更加严谨科学,并且根据不同的病情有着一整套治病的标准程序,在治疗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上是中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同仁医院开设了呼吸科、消化科、神经科、风湿科、感染科、皮肤科、眼科、耳科、外科等多种学科,尤其是外科类门诊格外受到民众的欢迎。1890年外科类年就诊人次1487次,内科类年就诊人次152次。西医治疗科学、见效快的特点为美以美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第三,完善的管理制度。19世纪末教会医院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其中也有很多家教会医院因管理问题或领导者问题而不得不关闭。美以美会早期在京医院就是因为人员缺乏,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才被迫中断关闭。同仁医院建立以后,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部为同仁医院最高机关。董事部由选任董事和当然董事组成。选任董事包括本地教会代表、年议会代表、医院职员代表和本地绅士代表;当然董事则为年议会会督、医院院长、董事部书记、年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华北年议会代表等人组成。常设机构有董事部、执行部、医士部和护士部。完善的管理制度保障了医院在动荡岁月中仍能良好运营。
从教会角度来看,同仁医院是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综合性医院,在此以后,许多来京的医学传教士都会将同仁医院作为中转站,在此行医、传教。进入20世纪,同仁医院与协和医院等医院联合兴办医学教育、开设护士学校,为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大帮助。同时,作为早期进入北京的医院,同仁医院为改善北京落后的卫生状况、传入现代医疗体系也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本文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管理研究专项基金资助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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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运炎.卫理公会年议会简史[M].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出版,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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