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获得与地区工资差异分析—以长三角城市为例

内容摘要：首先在一个简化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上推倒出一个工资方程，注重论证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然后运用2001-2011年长三角25个城市市辖区相关数据，以各城市的工资水平为因变量，以市场获得指数和相关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并在将25个城市划分为核心长三角城市和边缘长三角城市的基础之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计量方程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在0.6左右；市场获得的差异是不同地区间存在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市场获得 工资差异 长三角

引言

地区工资差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工资作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时，地区工资差异起着对劳动力进行空间配置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发展的不同态势（范剑勇，2009）。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因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大量的中西部劳动力，劳动力、企业的大量集聚使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中心区域。那么，为什么长三角地区有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地区工资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些学者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地区工资差异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决定因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刘海洋等，2012）、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开放（陈利敏、谢怀筑，2004）、市场机制与制度变迁（张建红，2006）、劳动力流动（钟笑寒，2006）。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忽略空间维度，依据这些均衡化的条件会得出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最终会均等化的结论，即地区工资差异将趋于收敛，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

而由Kurgans、Fujita、Venables等学者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存在运输成本等假设的中心-外围模型（Center-periphery Model），为解释区域发展差异与工资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刘修岩等，2007）。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主要是由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的不同态势决定的（安虎森，2009）。劳动力、企业由于一些区域所具有的初始优势或偶然的随机因素，都有向该区域不断集聚的倾向。由集聚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关联程度（许德友，2012），而企业数量的增多意味着专业化分工能带来规模经济与技术外部性、多样化生产又可以满足企业对于中间产品的多样性需求（潘辉，2012），这些因素都能促进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即企业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较高的福利水平、多样化的产品供给又推动周边企业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从而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使该地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即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针对如何对空间集聚程度进行量化的问题，新经济地理学者借用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概念，从产品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市场获得（market access）概念：一区域的市场获得是自身和外部其他区域对该区域产品的市场需求的规模加总，并以空间距离为权重，用来考量运输成本的影响（Redding and Venables，2004）。Fujta等（1999）构造出以市场获得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资方程，为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地区工资差异奠定了微观基础。

而本文以长三角苏浙沪2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市场获得与其他相关因素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并比较分析16个核心长三角城市和9个边缘长三角城市的实证结果，进而得出关于地区工资差异问题的结论。

理论模型

模型的主要假设有：第一，一个经济体由N个区域组成，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进行经济活动。工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在规模报酬递增、存在运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差异化产品，由于产品的异质性很强和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规模经济，企业可能都会选择一种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每种工业品由一个区域的一家企业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区际贸易实现产品销售，即一个极端的中心-外围模型；农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在规模报酬不变、零运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无差异农产品。第二，工业部门假设只使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区域i代表性企业的成本为：Ci=miqi+F（mi、qi分别为企业的边际劳动投入和产量，F为固定劳动投入）。同时为了显示不同地区的生产技术差异，设边际劳动投入mi=（zi）-θ（θ>0），zi表示不同的生产技术。第三，所有的消费者偏好一致，对两种产品的效用采用Cobb-Douglas函数表示：

（1）

其中，A表示农业产品的数量，I为工业产品的消费量指数，1-α、α为两种产品的支出比例。且I可用不变替代系数效用函数表示：

（2）

其中，xr为工业品r的消费量，σ是工业品间的不变替代弹性，该值越小，则这种产品的替代性越弱，也就是同其他产品的异质性越强。第四，存在冰山运输成本，即从区域j运输到区域i，一单位的工业品只剩余1/vij，而，其中，τ是单位里程的运输成本，dij为i与j之间的距离。

对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数量进行计算，得到区域j的消费者对于i区域各种工业品的效应最大化数量是：

（3）

其中，Pij是区域j最终支付的对区域i生产的各种工业品的价格，而Pi为出厂价格，则Pij=vij Pi。 区域j的价格指数，gi是区域i的工业品种数。Yj是区域j所有消费品的总支出。

区域i代表性企业生产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安排为：

（4）

其中，wi是区域i工业部门的名义工资，由（4）可以计算出企业利润最大化时，pi=[σ/（σ-1）]mi qi，而利润最大值为i=wi[qi mi /（σ-1）-F ]。当市场可以自由进出时，均衡利润为0，那么企业的均衡产量为q*i=F（σ-1）/mi ，然后加总所有区域对区域i工业品的需求量，即：

（5）

那么区域i的工资方程为：

（6）

将定义为市场获得MA，即可转化为：

（7）

很明显，一个地区的市场获得越大，就会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同时，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也与工资水平是同向变动的。

计量模型与变量解释

依据公式（7），同时加入了其他一些影响工资水平的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

ln wit=α1+α2 lnMAit+α3 lnIit+α4 lnFit+α5 lnHit+α6 lnsit+α7 lnpit+εit （8）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苏浙沪的25个城市市辖区。各变量数据皆取自2001-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间的距离则通过百度地图信息系统获得。市场获得的计算采用公式，该式的Yi是城市i的GDP，dim为两城市间的距离，城市内部距离dii则用计算（Ai为市辖区面积）。市场获得的计算只限于长三角内部的25个城市，可理解为长三角内部市场获得，但长三角都市圈作为我国三大都市圈之一，经济规模大、内部分工协作程度高、经济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进行研究。该公式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城市的市场获得由市辖区本身的市场需求和周边其他城市的市场需求提供；市场获得的大小亦与贸易成本相关，贸易成本越小（即交通距离越短），市场的潜在需求就越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市场获得。

相关的控制变量有：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变量（I）。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人均资本存量，同时可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节约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获得公共产品的共享外部性，这些因素都可以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工资率的增加；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变量（F）。FDI是一地区获得生产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开放时间早、投资环境优越、沿海沿江的长三角地区来说，吸收大量的FDI不仅可以得到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通过产品的出口也能获取来自于国外的市场需求，提高市场获得能力。F变量用一城市的实际使用外资额表示；第三，人力资本变量（H）。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不仅只包括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还应考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生产协作能力等，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使人均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高等教育院校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来代理H变量；第四，第三产业比率变量（S）。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深入，一地区的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率一般会得到提高，因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以坚实的工农业基础为前提的。因此，在一定区间内第三产业比率和工资水平是同向变化的；第五，非公经济比率变量（P）。通过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非公经济越发达，该地区的经济规则越规范、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化进程越快，那么工资率也相对较高。由于无法获得市辖区层面的非公经济总量数据，因此P变量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

统计与实证结果

为了初步了解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的大致关系，通过软件画出了2001-2011年长三角25个城市工资与市场获得值间的散点图（图1）。为了缩小两个变量的数量差距与初略反映两者变动的弹性系数大小，我们取的是市场获得与工资值的对数。从图1可以看出，工资水平与市场获得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拟合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大致为30○，即弹性系数在0.6左右。为了验证以上初步判断，有必要运用E-view6.0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计量回归。

首先，在不考虑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直接以工资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市场获得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运用固定影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将优于随机影响模型，因此，该回归分析运用的是基于个体固定影响模型的计量方法，同时为了反映出不同年份变量系数的可能变化，将市场获得的系数设为Period specific coefficients（时期特定系数），即不同年份的变量系数将不同，计量结果见表1。从表中的结果能得出以下结论：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呈现出高度显著的正向的相关关系，且工资变动关于市场获得变动的弹性系数为0.6左右，验证了上面的初步推断；2001-2010年，弹性系数一直是在上升的，但2009-2011年，该系数也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在市场获得在积累到一定的量之前，市场获得的增加对工资水平的提高的推动作用是不断增强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获得增加所释放出的对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将趋于稳定。

然后，在计量方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一步准确地考察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的关系和全面分析影响工资水平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狭义上的长三角指的是上海、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无锡、苏州、南通、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宁波、舟山、台州这16个城市，本文将这些城市称为核心长三角城市，而剩余9个城市为边缘长三角城市，对应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长三角城市在地理上抱团发展，内部经济联系密切、发展差距小，能相互提供较多的市场获得，拥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而边缘长三角城市位于苏北、浙南和浙西南，相对远离区域中心城市上海，工资水平也较低。同样地，在回归中运用的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计量结果见表2。

首先分析包含25个城市的总体模型回归结果。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然而市场获得的系数并没有因为解释变量的增加而大幅下降，在1%显著性水平上达到0.599，这与刘修岩（2007）得到工资的弹性系数为0.61的结果相接近。第三产业比率变量、非公经济比率变量、外国直接投资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等也如预期一样，与工资水平的变动是正向关系的，系数分别为0.186、0.089、0.042、0.034，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出乎意外的是，人力资本变量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一个可能原因是：观察数据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均衡，江苏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是浙江的将近2倍，两省的工资水平却大体相当。但是人才是可流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源的不均衡。所以本文由于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用在校大学生数量作为人力资源的代理变量略为粗糙，但这并不能否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工资率的判断。

观察核心长三角城市和边缘长三角城市的计量结果，发现与总体回归模型的结果相类似，但是可以从三者的差异中做出一些推断。边缘长三角城市的MA系数比核心长三角城市大0.104，为两组城市变量系数值的最大差异，说明相比较核心长三角城市而言，边缘长三角城市市场获得能力的增强对于工资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也从侧面反映了市场获得的相对缺乏是边缘长三角城市工资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原因是边缘长三角城市的企业与居民收入相对较低，拥有很高的消费-收入弹性，因此企业利润、工资收入的增加可以能多地转化为市场需求，同时又正处于城市集聚经济发育的初始阶段，市场前后向关联的开始建立、生产技术学习的后发优势再加上市场需求的快速积累，可以使这些城市更快地释放出集聚经济性，从而导致更高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而核心长三角城市由于潜在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增长，市场前后向关联的构建已相对成熟，集聚经济已经开始较为平稳地释放，市场生产与交易的扩张已经收到一定的限制，个别生产领域甚至会由于过度集聚产生拥挤成本，所以市场获得的系数有所下降。在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第三产业比率变量方面，边缘长三角城市的系数也相对较大，前者是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边缘长三角城市单位资本投入会带来的更高的边际生产率，推动工资上涨；而后者是由于核心长三角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相对较高，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因素，第三产业比率的快速提升较为困难。而在外国直接投资变量方面，边缘长三角地区呈现出不显著的轴线作用，且系数很小，而核心长三角城市显著高达0.051，说明获取国外市场需求的能力的不同是两个地区工资呈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核心长三角城市的非公经济比率变量系数比边缘长三角城市高，原因在于边缘长三角城市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人力与经济资源流向核心长三角城市，影响市场获得的增加和集聚经济的发展，且民营经济可以广泛地吸纳就业、提高居民工资水平。非公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也是两个地区城市工资差异的关键原因。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在0.6左右。以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看，市场获得数值是对一地区本身市场规模、周边地区市场规模、交通成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的综合考量，是对本地市场效应的量化。市场获得数值越大，就说明该区域的经济集聚程度高，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因专业化而获取的规模经济、运输成本的下降、与上下游企业的接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获得技术外溢效应、与消费者的市场关联的提高等都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率，从而给工资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市场获得的差异是不同地区间存在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苏浙沪两省一市具有地势平坦、沿湖沿江的自然地理优势，人口密集、市场规模大，自古以来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就领先于全国，这是长三角地区市场获得能力发展的初始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政策优势、率先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再加上初始优势，使劳动力、产业大量在长三角地区集聚，进一步扩大了长三角的市场规模优势，并形成了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使长三角的工资水平总是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市场获得能力的不同也解释了核心长三角城市与边缘长三角城市的工资差异：前者抱团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能相互提供较大的市场获得；后者相对远离中心城市，处于城市集聚经济的初始阶段，市场获得的相对缺失使这些城市拥有更高的工资-市场获得弹性。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的一体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通成本和缩小区域间心理距离；加强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关联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培育该区域的中心城市，促进该中心城市的城市集聚水平和市场获得能力的提高，避免该区域经济资源的过度外流，形成规模等级合理的核心-边缘结构，就可以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从而提高工资水平。

参考文献：

1.Harris C.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1954，44（4）

2.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3.赵永亮.市场获得的区域分布与经济增长[J].南开经济研究，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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