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分工深化与产业链延伸拓展

摘要：分工与交易互为条件。市场范围的扩张和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促进农业分工深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的根本动力。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表现为迂回生产环节增多、价值链分解、物流链延伸和空间链拓展等。顺应我国农业分工深化的客观趋势，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是政府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农业产业链；农业分工深化；产业链延伸拓展

中图分类号：S-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3-0013-07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分工与交易相互作用促进了市场和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的产生和演进。三大产业之间以及农业内部之间的分工深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推进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的重要力量。农业分工深化会驱动农业产业链多维度的延伸拓展，表现为迂回生产环节增多、价值链分解、物流链延伸和空间链拓展等。当代国际农业的竞争，不只是单个企业之间竞争，而是表现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是依靠单个生产或营销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是要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促进产业链环之间的分工和合作，提升整个农业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一、市场范围的扩张是农业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说：“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1]，商品交换是推动社会分工深化的重要力量。“不同种类劳动的相互独立，即它们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相互对立，并且通过交换，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作为商品相互发生关系。”[2]商品交换愈发达，市场范围愈大，社会分工愈细化、专业化程度就越高。虽然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但各生产部门分离开来并且独立起来的主要推动力是商品交换，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出现和存在；并且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反之，如果市场范围没有扩张到一定程度，即需求没有扩张到使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能够全部卖掉时，专业生产者就不会存在。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的物的剩余部分。”[3]因此，市场范围的扩张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

影响农产品市场交易范围的因素主要有市场的空间范围、人口数量和结构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一般地说，农产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是受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交通通讯技术等因素制约。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与人口规模扩张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人口增长越快，农产品市场需求越大；在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农产品市场需求也会增大；人口密度越高，市场交易成本越低。“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都是消费者的需求。”[4]当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时，人们对农产品需求呈现数量增长和品种多元化的趋势，并且随着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换代，会引导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从而推动农业内部分工的深化。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农业产品是市场交易活动中历史最悠久的物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封建割据以及交通通讯技术落后，造成了市场交易的地理范围狭小和市场交易效率的低下，使农业生产均衡为自给自足的状态。农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是与封建制度及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到14、15世纪，地理大发现、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也为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产业革命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运用，引发了农业革命，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冲破了封建制度的羁绊，从而“把农业从原始的、拓荒的，并且很大程度是自给自足的产业变成一个在科学、资本主义和商业化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现代产业。”[5]资本主义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就是在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中得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1）农业生产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市场交易会使生产者发现，各种不同产品在不同的区域的单位生产费用有着明显的差距，用单位生产费用低的产品交换生产费用高的产品是有利的，于是就形成了以区域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化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美国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就是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贸易的双轮需求驱动下形成的。1860-1897年基本奠定了美国农业生产区位的基本格局：东北部集中生产水果、蔬菜和奶产品；上南部集中生产烟草和猪牛饲料作物等。专业化区域分工加深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性，但又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因而也是一个创造和扩大市场的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社会化，因而使市场扩大。”[6]正是因为交易与分工相互促进，从而使现代农业得以高效率协同运作，产生出前所未有的高生产率和比较效益。（2）农业生产服务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7]技术进步和商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内部产前、产中和产后三大环节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农场的耕地，播种、施肥、除草、酒药，甚至收割都可以雇用专业化的公司来完成。在饲养业中，人们往往只负责家禽、家畜全部生长期中的特定阶段（例如只负责生长期头一个月的饲养），然后卖给承担下一工序的企业，这样，从家禽、家畜的诞生到成熟可划分为许多工艺阶段。农业内部诸多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又推动了各个经济主体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各种契约一体化及产权一体化使农业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二、交易成本的节约是农业分工深化的基础

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扩张，只是农业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张只是意味着交换机会的增多，因而为分工深化带来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但两者并不呈现直接的对应关系。当市场交易范围缩小时，分工程度会随之降低；当市场交易范围扩大时，分工程度未必会随之提高。这是因为专业化程度与交易成本成正比关系。在非专业化经营方式下，农业生产者经营呈现多元化特征；虽然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成本较高，但由于其自给自足性强，对市场依赖弱，从而交易频率大大减少和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成本虽然下降了，但由于其对市场的依赖性，交易频率和交易成本也随之增加。因此，当专业化程度增进所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大于交易成本的增加时，专业化程度才会提高；当专业化程度增进所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小于交易成本的增加时，专业化程度就会降低；当专业化程度增进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等于增加的交易成本时，专业化程度达到极点。因此，“如果交易效率和/或专业化经济程度极低，则均衡为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大，则均衡为极度专业化。如果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处于两个临界值之间，则均衡分工水平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而提高。”[8]

农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以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而且需要不断地改善交易技术、提高交易效率，以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由于交换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这就需要生产者将农产品运输到市场上，并且等待一定时间，支出必要的体力和脑力进行谈判，这些都构成了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内容。尽管目前人们还不能像计算价格和生产成本一样精确计算交易成本，但市场交易成本毕竟是客观存在的。有学者运用5省359个农户的资料具体估算了个体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9]从而使人们在利用交易成本这个“模糊”的概念时，心理更觉踏实些。一般地说，交易成本是市场范围的函数。交换活动的空间越大，或者说，交易双方的距离越远，信息搜寻、合约订立等所需的交易成本就越高；交易的环节越多，交易频率越多，交易成本越高。而高额的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比如当贸易受到第三方（一群海盗）威胁的时候。

因此，在农产品市场交易范围不断扩张的条件下，需要改善交易技术，变革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以推进农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正如马克思说的：“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10]市场法规的制定、度量标准的确定、稳定的货币运行及技术进步，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但这些措施往往只有统治阶级依靠公共政策才能完成，对于一个农业生产者而言，其经营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构成的，将资源投入交易活动还是投入到生产活动取决于两种活动的边际生产率孰高孰低。生产率的倒数是单位费用，边际生产率的倒数是边际费用，因此，最佳配置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均衡点也可以表达为边际生产费用和边际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点。在不考虑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生产过程的生产率提高或流通过程的交易成本下降，会导致资源从交易活动向生产活动转移，反之亦然。可见，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交易效率的提高，都会推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三、产业链延伸拓展的多维度考察

由于农业产业链包含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结构，因而分工深化驱动的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其实质是产业组织结构演进过程，表现为农业再生产环节的延长、关联企业间组织关系的多元化、价值链分工和利润分配的复杂化、产业碎片化与集聚化现象并存等。

首先，从产业产品链看，分工深化促进迂回生产的发展。市场范围的延伸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促进了农业分工的深化，表现为水平分工（区域专业化）和垂直分工（生产服务专业化）的发展。杨格用“个人专业化”、“迂回生产链的长度”和“每条迂回生产链中的中间产品种类数”三个概念来衡量和反映产业分工的程度。其中迂回生产方式是产业内部分工的最大特点。杨小凯和黄有光在杨格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业分工中的生产迂回程度（产品层系的层次数）与长产业链中上游和下游专业部门的纵向分工有关，他们利用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随着交易费用的降低，专业化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规律。[11]因此，现代经济社会的活动实际是一个“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过程，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人类可以借助商品来放大自身的生产能力，先购买自己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合算的商品，再以这些商品作为投入生产自己能够生产或有利可图的商品。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也就是一个“生产迂回”的过程，即在农业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半成品、知识的专业知识部门，使分工越来越细化。交易效率的提高，会增加分工的好处，从而促进“迂回生产”的发展；生产链中上游和下游专业部门间的纵向分工的扩张延长了生产链，而迂回生产链的增加，“哪怕用一种工具生产粮食，生产率也会高些”[12]，因此，农业生产的迂回将促使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拓展，从而分享分工带来的好处。

其次，从产业组织链角度看，分工促进协作方式的多样化。在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中，由于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和交易频度的差异，关联主体之间存在内部一体化、市场交易和契约一体化等多种协作关系。内部一体化比较适合于那些专业化分工程度和管理效率较高以及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生产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组织往往经营规模较大，资本集中垄断程度高。虽然内部一体化模式具有明显的组织优势，如谈判成本较低、产品投入市场速度快、竞争实力较强等，但由于投资成本大，需要拥有庞大的销售集团和网络系统，只有财力雄厚的公司才能承担得起。农业生产经营兼有自然、经济和社会风险，有财力的大公司又未必都会选择风险大的农业投资，所以这种思路的适用范围较小。发达国家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比较规范的市场制度下，契约一体化模式是交易成本较低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总量仍占主导。据统计，美国契约一体化模式在农产品流通中所占份额相当于纵向一体化的4倍，其中种植业产品和畜牧业产品分别相当于纵向一体组织的2倍和6倍；农食品行业除了蔗糖业具有较高程度的一体化经营外，其它行业主要以不同紧密程度的合同形式进行纵向联合，包括非正式合同、正式合同、对产品特性提出特殊要求的合同、对产品生产方法提出特殊要求的合同等。因此，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主要由外部交易关系或准市场关系组成的前后关联，即产业链中每个环节的活动由一个或若干个企业来完成，形成了基于契约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链分化整合。

再次，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看，表现为价值增殖和服务功能的分解。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既是产业价值链延长的过程，又是价值增殖环节增多的过程。农产品从生产资料供应、生产、加工到营销、运输所形成的价值链过程很少能由一家农业企业来完成，除非该企业具有充分的资金和较强的一体化经销能力，于是价值链开始分解，一些新的农业企业加入了产业价值链，并在某个环节上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表现为在该环节上具有成熟、精湛的技术和较低的经营成本。它们通过专业化分工而嵌入农业产业价值链，使一些大而全、小而全的农业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某些增值环节，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选择若干环节培育并增强其竞争能力，也即核心竞争能力，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优势地位。[13]价值链的不断分解，使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且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增值环节，从而引导农业企业努力“做精做强，而非做大做全”。农业企业要着眼于价值链增殖和利润分配中地位审视自身在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从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分析中，研究在哪些环节上自己具有比较优势，或有可能建立起竞争优势，集中力量培育并发展这种优势；从维护企业品牌角度研究哪些是重要的、核心环节，保留并增强这些环节上的能力，把不具有优势的或非核心的一些环节分离出去，研究利用市场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全过程。

更次，从产业空间链看，表现为产业区域集聚。农业的产前生产资料供给和产后农产品运销具有较大的可分离性大，这是因为产前生产资金料如化肥、农药、种子等标准化产品可以由不同厂家进行分散经营，农产品运销需要也区别为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档次的需求导向。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过程对自然力、自然条件及动植物的生命个体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农业生产具有生命连续与不可逆的特征，因而其可分性程度极低。播种、插秧、施肥、除草、防虫、灌溉以及收割等多种农艺活动，虽然可以进行劳动分工的深化，如请专业化农业服务机构提供播种、插秧、施肥、除草、防虫、灌溉以及收割等服务，但是它只是一种服务外包，农业生产过程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完整地发挥自然力作用完成。农业生产作为以自然资源禀赋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由于各地气候、土壤、水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各个地区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行业，从而使农业再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状态。为了降低区域内关联企业的交易成本，在长期的动态博弈中，它们逐步基于信任和自愿而形成了稳定的契约关系，推动区域内农业企业从散乱的“企业扎堆”集聚状态向有序的产业链式集群发展，逐步引导围绕为一条或几条产业链提供配套服务而形成的企业共生圈，从而实现区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四、农业跨国投资与产业链延伸拓展

农业分工深化，既表现分工范围的延伸，从区域分工、国内分工拓展到国际分工；又表现为分工方式的细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业链分工，国际农业产业链分工与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农业分工深化的重要类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农业跨国投资为载体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与合作获得了蓬勃发展。农业跨国公司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水平跨国公司，它是指这样的跨国公司，它在国外开办工厂生产与国内工厂同样的农产品；跨国公司是否进行多国生产，不仅取决于相对要素禀赋，也取决于绝对要素禀赋。另一种是垂直跨国公司，它是指生产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进行。产业投资的向心力源自需求-成本联系，离心力源自要素成本差异。当离心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的均衡就会被打破，产业就会向其他国家扩散 。[14]农业垂直跨国投资必须导致产业价值链的碎片化特征日益明显。所谓碎片化，就是指在同一个国家（地区）内部的产业价值链被分散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现象。由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到农产品生产、加工以及最终农食品销售的纵向过程，构成了现代农业的产业价值链。由于每个国家（地区）农业要素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存在差异，在跨国投资中分布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价值链片断也不同。

一般而言，价值链各环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最优区位。例如，农业高新技术研发活动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技术和首创精神的科技人员，高效的信息获取渠道，良好的信息交流传递环境，以及获取资金的便利途径等；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因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农产品加工环节则主要需要大量的普通工人；农产品销售市场则需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不同，跨国农业企业往往根据需要将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据日本学者村田武对美国营农场20世纪80年代跨国大农场、大牧场的统计分析发现，属于这个行业的美国13家大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共拥有47家子公司，其中在拉美各国拥有32家，占68%；在亚洲各国拥有9家，占有19%；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拥有6家，占13%。这些公司所经营的，除牧场外有原种鸡、种子、棉花、咖啡、香蕉和农业开发等等。其经营规模也很大，如金牧场公司（King Ranch Inc）在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实行牧场的跨国经营，在巴西东部拥有面积达20万公顷的大牧场。[15]

伴随着农业跨国投资的发展，跨国农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发展现代农业食品体系综合化。例如美国的嘉吉和康家，越过国家界限，几乎在农产品的所有领域进行交易，包括粮食加工、混合饲料、肉产品、奶制品、罐头水果、谷类食品和浓缩饮料；这些组织也进军农产品原料行业，例如种子、化肥和农业化学药品。它们通过食品加工的经济规模已经获取了很高的利润，并且已经通过生产专业化加强了对全球农业的控制。近年来，农业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它们在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环节上的竞争不断加剧，从而促使它们进行相互间收购、兼并和渗透，并形成了跨国食品供给链。食品供给链上起主宰作用的龙头企业，国际上有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以食品加工企业龙头，欧盟模式是以食品超市为龙头。从供给链的功能来看，跨国食品供给链有两大类型，一种是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的的食品链，例如荷兰；另一种是以进口为主要目的的食品链，例如日本。这种两种类型的跨国食品供给链的功能，前者是稳定和扩大出口市场，后者是稳定和廉价地进口。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跨国供给链的出现是后工业化的产物，是产业全球重组的必然要求，其本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

由于信息和技术在跨国农食品产业链的控制权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掌握消费者需求信息变化的大型超市和控制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种子基因公司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跨国农食品产业链的控制权逐步移到链条的两端。因此，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两个位于农食品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已成为农业跨国企业争夺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加强生物技术研发，争夺世界物种资源的制高点。目前全球种子产业已被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和法国马格兰种业集团等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掌控。随着我国种业的对外开放，美国的杜邦和圣尼斯、瑞士先正达、荷兰瑞克斯旺等外资种业集团凭借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趁机大举抢滩中国市场，“洋种子”已占据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所有的蔬菜品种；此外，“洋种子”已全面进入中国的大豆、玉米、小麦、花卉等领域，并逐渐形成垄断之势，目前占据市场80%利润， 一旦外资控制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可能会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目前我国注册种子企业虽然达到8000多家， 但实际上，有效经营区域为全国的育繁加销一体化的大型种业企业不足80家，只有不到15%的种业企业具备创新能力，用于品种研发的投入不到销售额的1%，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而国外企业一般为8%～12%，如孟山都2008年研发资金为98亿美元，占年销售额的86%。而我国拥有自主品种权的企业也仅100余家，而经营不再分装种子的私营代销店高达10万家。2006年，我国前10大企业的销售总额为48亿元，仅相当于全球十强种子企业销售额的6%。[16]因此，大力加强我国种子培育等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性投资，开展跨国并购等方式，构建全球营销网络，进行跨国生产、采购和全球连锁经营，控制产品销售环节。据统计，世界跨国公司500强中，有50多家以农业为主营业务或涉及农业产业领域。跨国公司生产和经营的农产品在农产品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大约达到40%～90%。 [17]跨国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充分发挥各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世界农业经济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但是跨国农业公司对全球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也日益突出。跨国公司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直接投资，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农业带来了诸如被跨国公司支配、转移不适宜技术、造成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环境破坏和劳动力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18]跨国农业公司的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农业先使大批农民和农场破产，然后利用种植合同、垂直一体化等“公司+农户”的方式控制剩下的农户，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大公司通过垄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却使全球中小农场和农户大量破产，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食品自主权，同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五、研究结论

当前，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了国际农业产业链的分工格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有效地参与了国际分工与合作，但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只是处于低端环节，跨国企业控制着农业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这两个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国内企业只能以初级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为主，加工层次较低，附加值不高，品牌竞争力不强，甚至采取贴牌方式进行营销，沦为农产品国际品牌的生产基地。因此，大力发展我国农业技术创新，培养本土化的龙头企业，开展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盟，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的竞争力，既是顺应农业国际分工深化的客观要求，又是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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